在現場系列之三世紀末危機——看似平常的一年

咸寧二年(公元276年),這一年在晉武帝司馬炎二十五年漫長的統治中是不起眼的一年。一般的觀點會認為武帝一朝是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孫吳滅亡為節點,之前司馬炎是夾在宗室與功臣之間的守成之主;之後他挾滅吳之功而轉變成了大權獨攬,乾綱獨斷的專制君主。

其實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在咸寧二年,將前後的一些事情梳理一下就會發現,這一年幾乎可以說是西晉朝廷的轉折點,也是後來八王之亂乃至五胡亂華的肇始。

看似平常的一年

這一年其實並不太平,前一年的十一月首都洛陽爆發了瘟疫,死者不計其數。到了正月,本來是要舉行新年朝會,屆時在京所有六百石以上的官員,各地封疆大吏、諸侯王都要進京參加。而這時突然傳出因為晉武帝生病而取消大會的消息。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皇帝陛下可能也染上了瘟疫。在那個年代,染上瘟疫九死一生,因為全國官員雲集洛陽,新年朝會又突然取消,無疑將皇帝病危的消息明明白白地告知了全國。

在現場系列之三世紀末危機——看似平常的一年

晉武帝司馬炎

所有官吏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一旦公車晏駕,繼位人是誰?難道陛下會將國家社稷交給他的白痴兒子司馬衷嗎?還是陛下的親弟——齊王司馬攸?“

先是,帝不豫,及廖,群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到了三、四月份,武帝的病情好轉,身體慢慢康復。但這場病在晉武帝的心靈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這讓他想起五十年前發生在建安年間的那場席捲全國的大瘟疫。那場大疫在魏晉士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伯祖父司馬朗、建安七子中的五人都在那場災難中去世。

家族的共同記憶和個人親身經歷讓正值41歲壯年的晉武帝產生了人生無常的感慨。

賈充的密謀

賈充,西晉開國元勳。

他是司馬昭的心腹,親自參與了司馬氏亡魏成晉以來所有的大事,更是弒殺高貴鄉公的元兇。當年司馬炎司馬攸兄弟二人爭奪繼承人的位置,賈充堅定地站在司馬炎一邊。

咸寧元年為車騎將軍,配享太廟。

在現場系列之三世紀末危機——看似平常的一年

賈充

在晉武帝病危時期,河南尹夏侯和找到了賈充,說出了大家的擔憂:“一旦公車晏駕,繼位人是誰?難道陛下會將國家社稷交他的白痴兒子司馬衷嗎?還是陛下的親弟——齊王司馬攸?“

賈充用沉默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夏侯和要求賈充支持齊王司馬攸,說明齊王一方可能已經聚集了可觀的力量。在如此重大的時刻,一向以諂媚事主著稱的賈充的政治立場居然發生了動搖。

不過隨著晉武帝病癒,這一密謀胎死腹中。

會帝寢疾,賈充及齊王攸,荀勖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晉武帝震驚地發現在自己臥病的幾個月中,朝中的大臣甚至是一些宗室成員居然在進行擁立齊王司馬攸的密謀!

沒想到自己繼位已經十幾年,群臣居然仍有二心,晉武帝受到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

這時晉武帝知道,他和齊王司馬攸的關係已經接近決裂。

晉武帝的反擊

從咸寧二年開始,擱置許久的伐吳計劃驟然加快,與此同時晉武帝策劃了針對齊王的一系列政治陰謀,包括解除賈充等人的兵權;在宗室與功臣外引入第三股勢力——外戚楊氏;大封武帝諸子為王,確立帝系獨大的原則從而削減司馬氏其他房支的力量。

咸寧六年(公元280年)西晉滅吳,改元太康。晉武帝終於取得了和父祖一樣的功業,威望達到頂點。作為朝廷重臣,齊王司馬攸完全沒有參與這次軍事行動。

在現場系列之三世紀末危機——看似平常的一年

太康二年西晉疆域

這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將齊王司馬攸排擠出權力中心。

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晉武帝命司馬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要求他立刻赴任不許逗留。如果說之前兄弟二人面子上還算過得去,那麼這一次矛盾就徹底公開了。

詔命一出,朝野上下一片譁然,許多人甚至是當初堅定在晉武帝一邊的大臣都堅決反對這個決定。晉武帝沒想到支持齊王的人居然如此之多,被激怒的他堅決要求齊王離開洛陽。

朝臣們群起反對,強烈抗議,其規模和聲勢讓人想起東漢末年的清議風潮。

但晉武帝不為所動,運用帝王的專制權力強行放逐齊王司馬攸,並對抗議的大臣給予出乎意料的嚴厲處分,一大批大臣被免官和流放,晉武帝幾乎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

這場大風波以齊王司馬攸在三月份暴病而亡劃上了戲劇性的結尾。齊王雖死,留下的卻是一個徹底撕裂的朝廷。

這場關於齊王司馬攸地位的大風波,嚴重破壞了西晉政治中的權力結構。武帝去世之後,繼位的惠帝司馬衷由於智力低下,缺乏掌控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失去了皇權的仲裁與平衡,原本尚能維持表面和平的官僚集團迅速捲入了瘋狂的內鬥當中,武帝苦心維持的政治平衡轟然崩塌,伴隨著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西晉原有的權力結構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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