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關於政治制度方面有兩大名著，一為《周禮》，一即《唐六典》。
前書為中國先秦時代人之“烏托邦”，純係一種理想政府的組織之描寫，亦可謂是一部理想的憲法。其最堪重視者，乃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而沒有絲毫理論的痕跡，只見為是具體而嚴密的客觀記載。我們讀此書，便可想見中國古代之政治天才，尤其在不落於空談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論化成具體事實而排列開來之一層。
所以《周禮》雖不是一部歷史書，不能作為先秦時代的制度史看，而大體上實是一部理論思想的書，應為講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
至於《唐六典》，則確已是唐代實際的行政法規，為唐代政府所真實遵循。雖富理想，而已成事實。只由《周禮》而演進到《唐六典》，這一步驟，也可認為是中國政治歷史上一極大的進步。
但我們談《唐六典》的，仍不應僅當它是一部歷史書，為記載唐代現實制度的書；而應同時當它是一部理論和思想的書看。因唐代人對政治上的種種理論和思想，都已在此書中大部具體化制度化了。
制度的背後，都應有理論和思想，一切制度決不會憑空無端的產生。若我們忽略了中國已往現實的政治制度，而來空談中國人已往的政治思想，也決無是處。
本文選摘自《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錢穆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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