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認為，傳統的鄉村社會是鄉土社會，也是熟人社會，熟人社會不僅信息全對稱，而且有公認一致的規矩，以至於一些事情都不需要進行語言溝通。這種信息全對稱以及公認一致的規矩，可稱為“地方性共識”。地方性共識包含價值與規範，是農民行為的釋義和規範系統，由其形塑的農民的行為邏輯，可稱為鄉土邏輯。
鄉村熱舞的場面
原有鄉土邏輯發生變化
喪失地方性共識的熟人社會或許仍是信息全對稱的，但農民行為邏輯卻會演變成湖北荊門農民講的“怕餓死的會餓死，不怕餓死的不會餓死”，這一邏輯可通過以下例子來理解。在村莊公共品供給中，如在荊門農田灌溉時，有人想搭便車，不願出錢出力，因為他了解還有人比他更需要灌溉，更擔心因灌溉不及時而導致糧食減產，這些更需要灌溉的或更怕“被餓死”的人出錢出力提供了水利灌溉這一公共品，“不怕餓死”的人就搭便車免費獲得了公共品。這樣一來，村莊中 心高或怕“被餓死”的農戶就成為每次公益行動中其他村民期待的對象，其他人則從中受益。若這些出錢出力者要麼利益受損要麼受益最少，會首先成為“被餓死的人”，當他們無力再供給公共品，“不怕餓死”的人最終也無便車可搭。最後的結局是，村莊生產生活的基本公共品無法供給，所有人的利益均受損。
在缺少公認規範，無鄉土邏輯的情況下，信息全對稱的熟人社會，每個人都算計他人，結果是人人利益受損，社會基本秩序無法維繫。在當前中國一些農村，村莊信息仍然全對稱，但地方性共識卻陷入變動中，新的共識尚未定型，鄉土邏輯正在蛻變。熟人社會的含義已有變化。
村民異質性凸顯
19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和農民流動的增加，農村正在發生巨大變化，農民就業多元化，收入發生分化。尤其是進入2000年以後，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農民收入一半以上來自村莊以外，傳統的相對封閉的村莊結構解體，村莊邊界日漸模糊，農村社會多元化，異質性增加。過去習以為常無需語言溝通的地方性共識趨於解體，村民的就業、收入、交往、興趣、品位、需求都出現了差異。不僅在規範上，在信息溝通方面，村莊也出現了與之前熟人社會大不相同的邏輯。這種行為邏輯既不同於傳統鄉村社會，又不同於現代城市社區。
吳重慶將當前農村社會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所謂無主體，一是指農村中青年大量外出務工經商，村莊主體喪失；二是指農村社會已經喪失過去的自主性，成為城市社會的依附者。吳重慶對村莊主體的強調非常具有啟發意義。他在較為實體的層面理解農村“主體”，認為隨著中青年農民週期性進城和返鄉，村莊相應週期性地呈現熟人社會的部分特徵。熟人社會喪失主體的深層內涵還包括農民對村莊失去主體感。這種主體感就是費老所說的農民與鄉土的利益關聯、情感眷戀和價值歸屬，主體感就是我們感，它觸發了農民對村莊的責任與關切，與農民在村與否沒有關係。有主體感時，遠行千里依然心繫故土，飛黃騰達後要還鄉回饋父老，最終還要葉落歸根；喪失主體感後，即使身在村內心卻在村外，村莊昌盛與否與己無關，自己得意與否也與村莊無關。
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農村社會將是半熟人社會
筆者曾提出“半熟人社會”概念。總體來講，進入21世紀的中國鄉村社區可稱為半熟人社會，具有如下三個特徵。
第一，村莊社會多元化，異質性增加，村民之間的熟悉程度降低。
第二，隨著地方性共識的逐步喪失，村莊傳統規範越來越難以約束村民行為，村莊中因信息對稱而帶來的搭便車行為，加速了村莊內生秩序能力的喪失。
第三，村民對村莊的主體感逐步喪失，村莊越來越難以僅靠內部力量來維持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
半熟人社會將是中國農村一個相當長的階段，研究農村半熟人社會現象及其機制，是深化鄉村治理研究和理解農村政策實踐的重要方面。
“半熟人社會”的理論意義在於，社會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長期以來受“傳統—現代”這個二元框架束縛，將社會形態的演變設定為兩種類型的替代，如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共同體—社會等。費老當年也接受了這個框架，認為鄉土社會（禮俗社會）終將演變為城市社會（法理社會）。筆者認為，這個框架既無法準確理解農村社會變遷中的社會形態，或許也無法預判未來的農村社會形態，但研究者卻依然沿用這個框架，他們要麼認為當下農村依然是“鄉土社會”，要麼以“現代社會”衡量農村變遷經驗，呼籲用現代社會的公共規則取代鄉土規則、培養農民的公民意識、培育公共倫理等。這不能不說是農村研究者的理論惰性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貧困。
“半熟人社會”這一概念為分析農村社會性質提供了一個三維框架，即“信息對稱”、“地方性共識”、“行為邏輯”，前兩者指向社會性質層面，後者指向微觀行為的層面，信息對稱和地方性共識狀況塑造著農民的行為邏輯。鄉土熟人社會信息是全對稱的，有地方性共識約束，農民的行為遵循鄉土邏輯。社會變遷中，信息對稱程度在降低，即農民的熟悉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識也在劇烈變動中減弱甚至喪失了約束力，這時的社會性質和農民行為邏輯是“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都無法解釋的，需要研究者對其進行理論概括。筆者以為，農村社會將來不可能走向上述二元框架的另一端：法理社會（也就是陌生人社會），或許仍然是信息全對稱的，新的地方性共識也會形成並穩定下來，農民的行為邏輯也將不同於鄉土邏輯。但當前“半熟人社會”既對當下農村社會形態及其變遷過程具有很好的解釋力，對未來農村社會形態可能也具有較強的理論預見性。
據此，“半熟人社會”當是理解當下中國農村的基本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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