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尋找一個恰當的時機和我的學生說一說半碗飯的故事。我知道，這只是我難忘的記憶，他們可能對這個故事毫無興趣，甚至認為是天方夜譚。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
那時候爛泥衝是一個生產隊，糧食按人口分到每戶，肯定是不夠吃的。青黃不接的時候，基本上靠山芋靠麥仁渡過饑荒。我家卻不存在問題，有幾年，我母親帶著兩個弟弟去了銀川常住，家裡只有我和祖母。五口人的糧食，老少二人吃，自然有富餘，加上父親定期寄過來的錢，我們的生活很是優裕。我的祖母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往好處說是樂善好施，用我母親的話形容，就是“不會過日子”“不知道東西好”。她孃家的侄兒來看她，會帶一個白布口袋來，走時祖母會給他的白布袋裡裝上幾升米。我見過她一定要把五塊錢塞進我姨媽的荷包，那時候父親每月的工資也不過幾十塊錢。
春天裡，村子裡大半的人家早飯稀可照影，米粒可數，多的是山芋幹。中飯也是摻了大半青菜芥菜的“菜飯”，甚至連米都看不見。我也想吃“菜飯”，祖母煮稀飯時便加了點青菜，還放了豬油和鹽，比白粥更好吃。所以我那時並不覺得“菜飯”是怎樣的難以下嚥。
初夏的一天，已經吃過午飯了，祖母把鍋裡的剩飯盛了起來，有半碗，她讓我送給住在村頭的家成大爺家。大爺家大人孩子加起來有九口人，大伯母身體不好，幹不了重活，還常年吃藥。那時我的堂兄們正是半大小子，能吃的時候，每到青黃不接總是格外艱難。家成大爺總是樂呵呵，從來不見他愁眉苦臉，即使被批鬥，批鬥完了，摘下脖子上掛的牌子後，照樣樂呵呵。他似乎已經是地地道道的莊稼漢了，總是戴著莊稼漢喜歡的老頭帽，一件破夾襖，腰間緊緊扎一條布帶，幹起活來總有使不完的力氣，好像從不知疲倦，也從來不擔憂日子難熬。
但我知道，他不是普通的莊稼漢。他是住在爛泥衝的李氏一族的長房長子，是我父輩十二個堂兄弟中讀書最多的一個，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最大的不幸，是他一生苦難的源頭。我隱約聽說他年輕時在學校參加了什麼組織，後來被定性為“反革命”。村子裡開批鬥會，他是必然被批鬥的兩人之一，另一個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土改時她被定為富農。
家成大爺到底經歷過什麼，誰也說不清楚，人們只能從他的字，他說的有意思的話，可以看出他的功底。我父親喜歡寫字，也常年練字，卻還是認為家成大爺的字比他寫得好，他評價大爺的字“胖墩墩有富貴氣象”。家成大爺喜歡逗我說話，我那時上小學，他有時喜歡給我解釋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比如有一年春節在我家喝酒，大家都喝得醉醺醺，還要喝。家成大爺說“醉後添杯不如無”，並反覆給我解釋啥叫“醉後添杯不如無”，很像我後來讀過的孔乙己。還有一回他和我父親辯論“熟視無睹”“置若罔聞”，他拉著我一定要讓我表態。印象最深的是給我三堂姐改名，原本按照村裡的習慣，女孩子生下來便“大姐”“小妹”“二妹”“三妹”隨口叫，三堂姐上了初中後嫌“李三妹”不好聽，那時有一本小人書裡的反派是個老地主，人稱“李三刀”，調皮的孩子便給三堂姐起綽號“李三刀”。三堂姐一定要改名字。家成大爺想了半天，先是改成“三綱”，三堂姐嫌更難聽，大爺又想了半天，改為“三友”。三堂姐鬧了很久，最後才確定了她滿意的“素楠”。
家成大爺不是孔乙己，我印象中他總是挑著重擔，或是秧把，或是稻把，或是其他的重物，扁擔壓得忽閃忽閃又“嘎吱嘎吱”，他行走如風，笑意盈盈。他家因為人口多，雖有幾個壯勞力，每年糧食還是不夠吃，是村子裡的困難戶。
我端著半碗飯走到大爺家時，已經一點多了，天氣已經十分炎熱。大爺家已經吃過午飯，大伯母接過我手中的飯，非常高興，把飯倒進她家的碗裡，放在鍋裡熱著，把碗還給我，還囑咐我玩一會再走。這時我二堂姐滿面通紅挑著一擔飼料氣呼呼回來了。她利用下工後的時間去一公里外的集鎮把曬乾的豬草加工成粉末，回來時正是最熱的時候，她又飢又渴，想到家裡也沒什麼可吃的，自然一肚子氣。可是當她洗過臉，揭開鍋，看到鍋裡還有半碗白米飯時，頃刻間笑顏如花。
那是我永生難忘的瞬間。
四十年過去了。按照合肥李氏族譜，“文章經國，家道永昌”，家成大爺的子女現在大都發展的很好，是爛泥衝“道”字輩中的佼佼者。我那曾經終年病歪歪需要吃藥的大伯母年已近九旬反而身體硬朗，而我那總是笑意盈盈挑著重擔從不知疲倦的家成大爺已經去世多年。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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