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石達開第二的歷史悲劇決不會重演......

毛澤東:我和朱德不是“石達開第二”

四渡赤水之戰,是毛澤東利用敵軍內部之間的矛盾,充分發揮紅軍運動戰的優長,所取得的長征以來的重大勝利。

但是,有的高級幹部對毛澤東實行的機動作戰不理解,認為是在跑冤枉路。林彪致信中革軍委,提出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城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批評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麼?”周恩來、朱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稱讚他在危急的情況下,採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會議統一了認識,維護了團結,並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紅軍繼續北上,先要通過彝族聚居地區,才能到達大渡河畔。毛澤東囑咐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先遣隊的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民達到友好。只要我們全軍模範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會打我們,還會幫助我們通過彝族區,搶渡大渡河。劉伯承堅定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並對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順利地通過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

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中央紅軍會順利通過彝民區,他曾狂妄斷言:紅軍過得了金沙江,過不了大渡河。紅軍一定會成為“石達開第二”。他布出了一定要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陣勢。但是,紅軍是所向無敵的。劉伯承率先遣隊到達安順場後,找到兩隻小船,由17名勇士,配8名船工,在炮火的掩護下,迅速過河,佔領了渡口。先遣隊各部陸續過江。可是, 安順場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隊在這樣的深溝中沒有迴旋餘地,兵力也無法展開,極易被敵人伏擊消滅。再者大渡河水深流急,不易架橋,全軍難以在短時間內從這裡過江。

5月2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抵達安順場,聽取劉伯承、聶榮臻詳細彙報過河和架橋的情況後,立刻決定紅軍沿大渡河兩岸趕向安順場以北170公里的滬定橋,限兩天趕到。紅軍克服重重困難,按時趕到,戰勝守軍,佔領了滬定橋和滬定縣城。

紅軍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過大渡河。毛澤東對指戰員們說:我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是太平軍,我和朱德也不是“石達開第二”,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

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北上

紅軍渡過大渡河,繼續北上。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出《為達到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指示》。

為實現這個戰略,必須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夾金山。山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氣候變幻無常,人跡罕至。6月17日早晨,毛澤東喝完一碗熱氣騰騰的辣椒湯,身穿夾衣夾褲,手持木棍,沿著前面部隊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頂攀登。他把馬讓給傷病員和體弱的女同志使用,並且說:“多有一個同志爬過雪山,就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氣候驟變,冰雹劈頭打來。他拉著戰士的手前進,同時囑咐大家:“低著頭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萬不要撒開手!”。當天下午,他們就到達懋功縣達維鎮,受到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的熱烈歡迎。18日,他們進入懋功縣城,會見在這裡迎候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30軍政委李先念。

紅一、紅四方面軍的會師,是紅軍長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使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兵力達到10多萬人,為開創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

兩軍會合後,紅軍的行動方向應當指向哪裡?是就地發展,還是繼續北上?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不料,恰恰在這個大問題上立刻發生嚴重的、難以調和的分歧。

還在兩軍會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請速決“今後兩軍行動大計”的來電。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在6月16日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明確指出:“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但張國燾、陳昌浩覆電中共中央,不同意這個戰略,提出紅軍北攻阿壩,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或暫時向南進攻。

到達懋功縣城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就戰略進攻方向問題再電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勢須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望即下決心為要”。張國燾於20日又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向西發展,並說“目前給養困難,除此似無良策”。中央覆電張國燾,指出:“從整個戰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為有利。請你再過細考慮!”這樣重大的問題,在往來電報中自然是難以解決的,因此,中共中央在電報中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張國燾一再拖延

6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懋功縣城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茂縣前來的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並舉行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大會。朱德致歡迎詞,說明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重大意義和北上的方針。張國燾在講話中卻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進方針。毛澤東和張國燾是老相識了,他們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已經多年不見,在這硝煙迷漫的戰火中重逢,應是十分地欣喜,但是一見面談話,卻並不投機。

第二天,在兩河口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從地域、群眾和經濟三個方面,說明紅軍應該去“川陝甘”的正確性。張國燾在發言中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但卻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毛澤東發言,他以堅定不移的立場、從戰略的高度支持周恩來的報告,提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會議經過三天討論,通過了北進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提出:“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6月29日,毛澤東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除決定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外,主要聽取博古關於華北事變的情況報告。毛澤東發言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的。 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或通電。是日,中革軍委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決定將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分為左、中、右三路軍,共同北上,“迅速、機動、堅決的消滅松潘地區的胡敵,並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戰和發展。”張國燾回去後,自恃他所領導的軍隊人數多,又策動一些人給中央寫信伸手要權。他還以“統一指揮”、“組織問題”沒有解決為藉口,故意拖延《松潘戰役計劃》的實施。中央紅軍為了執行《松潘戰役計劃》繼續北進,在7月初翻過第二座大雪山,抵達卓克基,10日到達蘆花(今黑水縣)。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並要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迅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張國燾到蘆花後,中共中央在18日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主張增補一批人“可到軍委”。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需要人。會議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同意將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改由張國燾擔任,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中革軍委當天發出通知:“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並任張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21日,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兼參謀長。同時,將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並抽調張宗遜等一批幹部到紅四方面軍各軍任職。隨後,又根據紅軍總部的決定,紅四方面軍抽調了3個建制團共3700餘人補充中央紅軍。

張國燾一朝權在手,便以集中統一指揮為名收繳了中央紅軍各軍團的密電碼本。彭德懷回憶說:“我完成任務後,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由於張國燾一再拖延,戰機已被貽誤,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紅軍已難經松潘沿大道進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銷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水草地北上,這給紅軍北上帶來極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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