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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開國僅僅80年就遇到了一場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爭，那就是北京保衛戰。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軍與瓦剌在土木堡進行了戰爭，瓦剌以五萬人大敗明軍二十萬人精銳，明軍傷亡過半，瓦剌還俘虜了明英宗。消息傳回明朝京師後，滿朝文武無不震驚。國不可一日無君，於是于謙等大臣便勸服孫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帝。瓦剌於同年十月十一日抵達北京城下，明朝生死存亡的時刻來了。在之前滿朝文武提議遷都時于謙就不同意，他力求與瓦剌一戰，但接下來他的做法又讓滿朝文武大吃一驚，那就是于謙想出城迎戰。
要知道當時的北京城固若金湯，還有二十二萬的士兵守衛著，想要守城並不難。滿朝文武的想法是等瓦剌攻城不利，耗盡精力後明軍趁機反擊。但是于謙卻不認同，那麼他為什麼一定要出城迎戰呢？
第一，于謙認為堅守城池只會坐吃山空，況且偌大一個北京城，百姓眾多，再加上二十二萬士兵，所需的糧食太多，就算北京糧食儲備再多，也經不住這麼多人吃多久。如果瓦剌採用拖延戰術，等北京城內糧食耗盡，不等瓦剌打進來，城內的百姓都有可能會造反，士兵也有可能譁變。
第二，就是北京城防線太長了。當時北京城周長有四十五里，共有八個城門，明軍二十二萬人平均下來能分配到各防線各城門的人並不多。而當時的瓦剌以騎兵為主，機動性比城內的明軍好太多，瓦剌完全可以佯攻迷惑明軍，然後迅速轉到另一個進攻點，明軍防守肯定來不及。所以守城的風險太大了。
第三，就是僅僅守住了北京城，可能會導致明朝其他地方的戰爭。明朝當時為了打北京保衛戰已經把江蘇、山東以及周邊地區的軍隊和糧草錢財調到北京。雖然北京城防守增強了，但是周邊地區以及山東江蘇等地的防守空虛，若瓦剌轉戰這些地方，明朝將無軍隊應付。就算等明軍趕到了，瓦剌那時肯定已經對當地百姓下手了，燒殺搶掠肯定是有的。這樣一來大明各地被戰火點燃，民怨四起，大明就真的離亡國不遠了。
于謙是個能人，他肯定考慮過死守北京城的種種後果，所以才力求出城迎戰，只有一戰打敗瓦剌，明朝才能安全。
風塵講歷史
守大城必野戰。這是基本常識。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2008年雪災的時候，上海和外界的主要聯繫通道有幾天不通，蔬菜，米，面紛紛漲價。蔬菜一度漲了三倍，還買不到。而且，因為漲價，引發恐慌，不少人在家裡囤積，漲價就更厲害了。
這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以今天的工業技術條件，每個大城市實際上都是高度依賴外界的物資供應的。幾百萬幾千萬的人口，擁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吃穿住行完全不可能自給，都必須依賴從外面運輸進來。
在這種條件下，這種城市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只要與外界的聯繫被切斷，物資供應跟不上，不用很長時間，只需要幾天，整個城市秩序就要崩潰，餓殍遍地絕對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在農業社會條件下，一個上百萬人的城市，要比今天上千萬人的城市還要脆弱上百倍。
因為現代城市是建立在工業基礎上的，多少還有些生產性功能，而在古代條件下，城市基本上都是純粹消費型的，對外界的物資供應的依賴程度比現在還要高。這就意味著，一旦對外聯繫的主要通道被切斷，就更容易崩潰。
不僅如此，古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為沒有現代城市的地下供排水系統，連排洩物都只能每天人力、畜力收集並運輸到城外去。如果道路被切斷，糞便運不出去，用不了幾天，整個城市就得臭氣熏天，就有可能發生瘟疫。
說到瘟疫，還應該提到的是，在古代條件下，因為缺乏現代醫療體系和疾控體系，所以，如果出現大面積的死人而無法及時處理和掩埋，就非常容易引發瘟疫。這也是古代大規模戰爭之後經常會發生瘟疫的原因之一。
而在古代沒有火葬的條件下，人死之後，如果道路被切斷，在城市裡是沒有辦法就地處理的，只能放著，就有可能引發瘟疫，會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也就是說，任何大型城市的保衛戰，都必須用野戰來保衛城市的主要交通生命線，否則整個城市是無法運轉的，物資供應斷絕，城市裡的生活垃圾和糞便、汙水無法及時運出城市，都可能造成整個城市在短時間內突然崩潰。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這都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不僅于謙在主持北京保衛戰的時候選擇了野戰，而且早在金軍第一進攻北宋都城汴梁的時候，宋軍也是選擇了野戰，理由都是一樣的。
當然，從軍事上來說，無論是宋軍還是明軍，相對對面的敵人金軍和瓦剌，在數量上都是有絕對的優勢地位，這也是選擇野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且，只要能夠堅守一段時間，外地援軍趕到後，還有可能將敵軍在城下包圍殲滅。這也是金軍第一次進攻汴梁最後在得到大量財物後迅速北撤的原因，瓦剌在北京城下也是同樣的情況。
蕭武
答：于謙的決策是錯誤的。
本來，1449年北京保衛戰是勝利的，而歷史是不應該審判勝利者。
但既然有網友較真提到了這個問題，那我就結合古代攻城和守城的實際情況來回答：于謙選擇“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其實是錯誤的。
道理不用說太多，只要變換一下角度：如果您是遠道來犯的瓦剌也先，面對深溝壁壘、城體高大、城牆厚實的北京城，您有多少把握能拿下它？
兵聖孫子早就告誡過後世兵家：“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即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
君不見，在古代戰爭中，攻打防禦堅固的城池，無論多牛掰的名將，都會感到極其頭疼。
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藥應用到攻城以前，中國軍隊攻擊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
無數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都發生在野戰戰場，一旦敵人縮入城池當烏龜，即令孫吳白韓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嘆。
遙想諸葛武侯妙計層出不窮，但遇上了司馬懿深壕壁壘，也只得哀嘆“悠悠蒼天，曷此其極！”
唐太宗李世民僅用三千五百騎兵就能打垮竇建德十萬大軍，但要取堅城洛陽，也只能採用圍困斷糧的笨辦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
從春秋戰國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將、野戰名將，沒有攻城名將。
誰也沒有攻城必克的絕活，所謂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軍壓境，兵威恫嚇，逼使守城主將出逃或出降，或施詭計誘引守軍以在城外殲滅。遇上了意志堅決、油鹽不進的守將，那就只有圍困一途，圍到城中彈盡糧絕，意志崩潰為止。
蒙古軍隊席捲歐亞非三大洲，幾乎戰無不勝，卻在南宋城池的強大防禦力量下屢屢碰壁。
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釣魚城和襄陽城的攻防戰。
釣魚城不過是用石頭徹城的一座小小城池，卻抵抗蒙元達36年之久，並耗死了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冠以“東方的麥迦城”、“上帝折鞭處”的威名。
而襄陽城的存亡更是宋元戰爭的轉折點。
蒙古人圍攻襄陽五年不下，不得不從西域引來了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機（俗稱“回回炮”）。該炮發射的炮彈重達150斤，大炮發射時，“震天動地，所到之處，皆為齏粉”。
是這種可怕的大炮，最終摧毀襄陽軍民守城意志，遂使堅城陷落。
北京城作為大明王朝的帝都，其城防遠非釣魚城、襄陽城可比。今天，我們通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所看到的正陽門，尚可依稀一睹當年冷兵器時代城牆的雄偉風采。正陽門乃是當年“京師九門”之一。它集正陽門城樓、正陽門箭樓與正陽門甕城為一體，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禦性建築體系。明朝正統四年（1439），為了加強京師的防禦能力，在京師各城門外添建箭樓，正陽門箭樓也是此時建成。在城樓與箭樓之間原有一座巨大的甕城，南北長108米，東西寬88.6米，甕城四向各闢一門，均為拱券式門洞。正陽門城樓通高43.65米，正陽門箭樓通高35.37米，均是中國乃至世界“城門”中最為高大雄偉的城樓和箭樓。
瓦剌人孤軍深入，糧餉難繼，既缺乏攻城的大型工具，又沒有蒙古人作長期圍城的環境和背景，進犯北京，不過虛聲恫嚇一番，日久自去。
于謙，其實只需“憑城堅守”，自然可以化解這一場災難。
縱觀歷史上兩場滅國奇禍——“永嘉奇禍”和“靖康之難”，其實都是西晉人和北宋人沒有堅守的決心，自己打開城門逃跑或投降求和而造成的。
北京城的淪陷——李自成入北京、清兵入北京和八國聯軍入北京，也都是城中軍民放棄抵抗，甚至自動打開城門放入的。
再舉發生在清朝的兩個戰例。
一、熊廷弼經略遼東，把瀋陽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湯。努爾哈赤來犯，粗線條的總兵賀世賢神經發作，把隊伍拉出去與後金兵對砍，結果在野戰中全軍覆沒，熊廷弼苦心孤詣打造出來的城防形同虛設，高大堅固的瀋陽城輕鬆落入努爾哈赤手中。
二、此前對明作戰無往而不利的努爾哈赤進犯寧遠，遼東巡撫袁崇煥採取正確策略：“憑堅城，用大炮”，成功地扼制止了住後金兵的瘋狂進攻，寧遠轉危為安。
由此可見，于謙所選擇的“出城迎戰”，其實是很危險的，那是用己之短、與敵之長進行生死較量——明軍以步兵為主，擅長守城；瓦剌軍以騎兵為主，擅長野戰，于謙放棄守城與敵野戰，孰智孰愚，就不用多說了。
覃仕勇說史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薩沙是于謙的粉絲，因為他相聲說得好。
不過當年的于謙，可比今天的于謙厲害百倍了。
嚴格意義上，于謙沒有出門野戰，只是背靠北京城作戰而已。
首先，明軍戰鬥力並不弱
直到壬辰倭亂時代，明軍的真正主力部隊，仍然保有相當的戰鬥力。
不能打的明軍，主要是地方駐守的部隊。因明軍職業世襲制，時間一久地方部隊不打仗又不訓練，自然腐化失去戰鬥力。
但這不是說，明軍正規軍就不能打仗，他們還是有一定戰鬥力的。
至於土木堡的失敗，20萬明軍被3萬瓦剌騎兵打掉一半，完全是皇帝和太監王振胡亂指揮所為。
按照他們這樣指揮部隊，20萬隻損失10萬也是上天保佑了。
所以，也先3萬騎兵逼近北京的時候，于謙手上有數萬北京的明軍，戰鬥力雖不屬於一流，還是能夠打一打的。
還有，于謙緊急發佈動員令後，前後約有20萬明軍向北京靠攏，其中一部已經趕到。
這樣一旦，明軍總數約有22萬，戰鬥力上毫不遜色於3萬瓦剌騎兵。
其次，既然實力不弱，就沒必要示弱。
明代的防禦戰，除非敵我力量特別懸殊，一般不會完全推入城內。
比如民族英雄袁崇煥的寧遠之戰，因明軍只有1萬，滿洲韃子兵有6萬，不得已只能退守城內。
但韃子兵圍攻北京的時候，袁崇煥有了一定實力，就敢於出城和韃子硬拼野戰了。
這是因為，古代守城除非是非常小的城市，不然很難面面俱到，戰略上非常不利。
當時北京非常大，人口近百萬。這麼大的城市，恐怕明軍全部守城也不夠用。
而這樣守城，等於將兵力自行分散，等著被敵人各個擊破。
所以，正確的打發自然是一部堅守城市，另外一部主力出城和敵軍野戰。
野戰如果贏了，或者即便敗了能夠消耗敵人很多實力，瓦剌騎兵也不會敢於繼續攻城。
即便是野戰輸了，萬不得已還可以退回城市去防禦。
如果一開始就將這麼多兵力調到城內，戰戰兢兢的死守，無異於示弱。這對於明軍和北京老百姓的士氣都是極大的打擊。
這也就是于謙所說的：不能示弱於敵人。
再次，這種城下防禦戰中，明軍有很大優勢。
兵力是敵人數倍不談，明軍當時是長於防禦，短於進攻。
明軍裝備了大量的弓箭和火器，其中火器雖然性能還不怎麼樣，但在這種城下防禦戰中有極大的優勢。
因為火器兵其實最怕被騎兵衝擊，而城下的防禦敵人騎兵不可能敢於長距離衝擊，更別談衝不進城。
同時，火器兵裝彈速度慢，然而這種防禦戰中完全可以一人多槍，由後勤士兵或者民眾幫忙裝彈，大大提高射速。
實際上，此次瓦剌騎兵被明軍火器修理的很慘，兩次猛攻都被四面亂射，傷亡慘重。
其實還有很多點，薩沙一個人打字，就不多說了。
事實證明，于謙部署完全正確。
瓦剌騎兵本來就是想押著皇帝來打秋風，誰知道直接在城外踢到硬板。
幾次進攻都被明軍殺的落花流水，傷亡慘重，他們有沒有足夠的後勤補給，只能倉皇逃竄。
于謙又率部追擊，加上地方民眾不堪瓦剌人的燒殺姦淫紛紛起義反抗，最終瓦剌就這樣被打敗了。
其實，瓦剌本來根本不可能打到北京。就是因為當時皇帝和王振的荒唐無能，才導致了這種情況。
薩沙
于謙之所以要出城迎戰，主要是因為北京城本身是非常難以防守的城市。歷史上的同類型戰役中，野戰失敗的一方若是繼續守城 ，基本上沒有什麼勝算。加上瓦剌蒙古人的準備不足，讓于謙抓住了機遇。
1449年的北京保衛戰，雖然有很重要的政治意義，但在軍事上其實並無太多出彩之處。因為瓦剌人在一開始並未有過長期攻堅的想法。也先原本認為抓獲了明英宗，就可以當做人肉盾牌逼著北京內的官員來和自己談判。至於到底能夠佔據北京，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只是因為明朝的大臣們已經又推出了一個景泰帝做首腦，讓明英宗的盾牌身份顯得不再重要。
若非如此，瓦剌人不會不經過周密的佈置和準備，就徑直衝到北京城下。因為在沒有消滅敵人大部分機動部隊的前提下，貿然圍城是很可能遇到內外夾擊的。而且攻城戰也需要軍隊在物資補給、武器軍械方面有充足的準備。否則面對大城市的防禦設施，是很難奏效的。很多人認為瓦剌沒有多少攻城戰能力，但他們確實有被後世作者記錄過使用火炮。而且在之前的戰爭中攻破過不少明軍的要塞和城池。加上其發源地其實是多林山地，本身也不會忌憚下馬步戰。
再看北京城的實際防禦能力。雖然從朱棣開始，北京就用石頭城牆取代了過去的夯土城牆，但其最大缺陷並卻是過大的規模體積。由於城市內擁擠著大量的朝臣和為之服務的平民階層，所以北京很容易在圍困下出現糧荒。之前的蒙元時代，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騎兵就通過不斷襲擾+圍困，拿下了面積不如後世的金國中都。被明朝定位首都後的北京，人口與規模進一步擴大。勢必意味著需要更多守軍來防禦更長的城牆。否則，圍攻部隊可以找到任何薄弱環節下手，而守軍在內線也要疲於奔命。
所以，于謙的做法恰恰是規避了防禦北京時所會面到的最大問題。只有讓瓦剌人不斷同自己在城市外圍交戰，才能有效的吸引對方注意力。否則如果是一位的關門死守，很可能讓瓦剌人建立穩固的基地和營壘。到時候北京就會被徹底困死，沒有獲勝希望。
于謙為了達到自己的戰術目的，還是做了不少準備工作。比如將附件糧倉的庫存全部集中在北京城內，防止城裡提早出現饑荒景象。再者就是將周圍殘存部隊與可以通過運河機動的其他武裝都集合到北京。這些部隊雖然不夠善戰，但沒有經歷過土木堡的重創，還有戰鬥力可以挖掘。更多的人數也意味著在消耗戰中，明軍可以保持數量優勢。
當然，最後的瓦剌人自己的很多決策失誤，也幫助了于謙和明朝守軍。例如為了恐嚇明朝方面就範，也先在8月就已經率軍在邊境附近徘徊。如果在當時就發動雷霆一擊，北京城裡是沒有足夠的軍隊和組織力來進行大規模抵抗的。一直到10月，也先才開始帶著大軍正式南下。一路上的行軍速度也不算快，又給了守軍11天的時間準備。直到10月13日，才開始試探性的進行攻擊。
也許還有很多人覺得，也先的蒙古人南下十分方便。但瓦剌人的大本營其實位於蒙古高原的西北部，距離北京戰場有漫長的行軍路程。所以，這對於準備不足的軍隊來說，也是一次勞師遠征。加上沒有真的準備進攻北京，也沒有任何有效的計劃，自然是組織不起像樣的圍攻戰。否則，以明軍主力不敢離開城牆火力掩護範圍的情況，蒙古騎兵可以繼續在周邊地區劫掠，類似後來16世紀的庚戍之變時所發生的那樣。
但是因為也先過高估計了自身的勝算，也因為他在草原南部地區缺乏基地和有效的同盟，所以也就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勝算。如果繼續強攻下去，他的軍隊會在北京受到很大損失。那些原本就不服從他的部落勢力，到時候就會對其進行反攻倒算。這都是也先所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北京保衛戰其實是于謙抓住了也先的種種失誤，才獲得的一次險勝。如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出現一點狀況，那麼城市就可能真的陷落。或者在蒙古人的圍困中出現大量非戰鬥傷亡。
米南德王問道
土木堡之變，說白了，更多是一個意外。瓦剌幾次進犯中原，目的在於劫掠，和大部分遊牧民族的想法差不多。對於瓦剌的兵力，雖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大部分的推斷都認為最多也就幾萬人，不會超過十萬人。這點部隊，要拿來滅亡還算天下太平的大明王朝，顯然是不夠的。
可是，瓦剌首領也先意外抓住了大明天子明英宗，就像一個突然中了大獎的暴發戶，不知道這麼多錢怎麼用。大明天子在手裡，可是怎麼用好這個天子？也先茫然了。本來原計劃打一票見好就收，撈一筆就回去，現在就不甘心了，畢竟天子在手。
可是，這個天子似乎不好用，用來叫城，明朝守將們都聰明，根本躲著不見。大明另立天子，硬是把被俘的英宗變成了太上皇。也先越想越不甘心，就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下，他兵臨北京城下。個人以為，直到這個時候，他依然沒有滅亡大明的想法，只是被一種賭博的心理支配，才來到北京冒險。他賭博的籌碼，就是手裡的英宗皇帝。
北京又是怎麼個形勢呢？
慌亂。
皇帝被抓了，天塌了。而且京城以及周邊的部隊，大部分都在土木堡完蛋了，諸多勳貴宿將也都在土木堡陣亡了。雖然另立了新君，可畢竟登基時間短，很倉促，對下面的威懾力不夠。儘管徵集了援軍，但大多是二線拼湊的軍隊，看著人不少——有22萬，但戰鬥力如何？誰心理也沒底。
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于謙提出依城野戰的思路，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京是個大城市，22萬軍隊看著雖然不少，但是往這麼大一個北京城牆上一放，每個城門能分到的畢竟有限。那邊廂，瓦剌卻可以集中優勢兵力攻擊一個點。明軍分散守備，太吃虧了。
其次，依城野戰，看著好像冒險，但由於有城牆上的遠程火力做掩護，還是比真正的野戰有利得多。另外，把這些新兵真正放在死地和絕境，他們才會爆發出最大的戰力，才會去和敵人玩命。
第三，野戰徹底打消了也先的僥倖心理。對於謙和明軍而言，即便我們皇帝在你手裡，但我們該怎麼打還怎麼打，你也先手裡這個籌碼沒用，我們不會投鼠忌器，更不會屈膝投降，你要想打，奉陪到底。于謙通過一場血戰，給也先傳遞出這個信息以後，也先的戰意果然越來越弱，對談判的興致則越來越高。於是，北京的危險逐漸減除了。
于謙之所以被稱為“救時宰相”，是因為他在那個人心惶惶的時候依然可以做到冷靜和理智，考慮好每個因素，最後做出一個最佳的選擇。這份氣魄和膽識，令人敬佩萬分。
“許述工作室”核心成員查佳峰主答
腦洞大開的歷史
嘴炮不能移山，推土機才可以。
1449年，距離明成祖朱棣攻打北方的韃靼才50年左右，那一次朱棣帶領著名將張輔等打得對方戰戰兢兢的俯首稱臣。
僅僅過去了50年，經歷了中間的兩個皇帝，明朝實力逐年上升。當然，北方也出來了一個也先，騷擾明朝邊境，當然基本上都被守將們擊退了。
朱祁鎮接手的明朝時，明朝可以說是兵強馬壯，尤其是北京城周圍的三大營。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朱祁鎮登記後總感覺太平淡了，剛好此時也先騷擾邊境。於是在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朱祁鎮御駕親征----調集了京師主力和邊境主力，一共50萬人。出征的時候，王振把文武大臣帶上了，還有名將張輔——朱祁鎮並不是要他做參謀，而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50萬大軍到了邊境，沒找到也先，只好撤退。王振攛掇朱祁鎮修改了大臣們制定的撤退路線，改道他老家，這樣他可以光耀一下。
也先突然發現幸福來的好突然，於是帶領手下準備偷襲一下這隻撤退大軍，肯定能撈到油水，自己在草原上缺的東西太多了——布料、鹽、鐵等。就說布料吧，草原遊牧民族不產棉花，因此穿的衣服都是皮草——牛皮的褂子，貂皮的秋褲，羊皮的襯衫，狼皮的內褲，夏天也是如此，肯定沒有布料舒服，透氣性太差。
朱祁鎮50萬大軍改道了，也先幸福的要暈掉了，急忙追擊。如果不改道，朱祁鎮會按時到京城，兵力也會得到休整，也先壓根沒機會。但是現在，也先機會來的太快了，在土木堡，朱祁鎮50萬部隊被也先打的一敗塗地全軍覆沒。也先只想打個勝仗，搶點東西；這下好了，明朝文武大臣死了一堆，名將張輔也死了，還俘虜了一個皇帝。關鍵是京城主力沒了。也先決定圍攻北京。
朝堂上，兵部尚書于謙力排眾議說服皇太后立景泰帝朱祁鈺，穩住了明朝群龍無首的局面，阻止了大臣遷都南京的建議，也先也失去了勒索明朝的籌碼——自己手裡的皇帝不值錢了，明朝有新皇帝了。
接著，于謙收集土木堡敗兵，然後調附近各地軍隊進京，打開沿途糧倉讓士兵自己帶糧食，解決了糧草運輸問題。
北京城外，于謙把百姓遷入城中，然後堅壁清野。也先在北京城外轉悠了幾天，沒勒索到一毛錢，關鍵是外面也沒啥搶了，能帶的帶了，不能帶的于謙燒了；連井都封了。
成敗在此一舉了，外援等不到了。于謙在北京九個門各安排了一隊人馬，告誡守城的人：兵馬出城後，你們升起吊橋，不準放下來，除非打退也先。于謙也出城了，他也領了一隊人馬。這種破釜沉舟的做法，明朝將士勇猛無比，打敗了也先。北京保衛戰勝利。
于謙的做法十分正確，因為結果打贏了！你假設一萬次，推理的再精妙絕倫，但是你沒抓住主要問題，沒出去打，就是個屁！
總會出現一些清流的嘴炮，拿著假設去質疑勝利的結果。既不是吸取經驗教訓也不是為了推演過程，純粹是嫉妒心在作祟。
嘟嘟讀讀
這個問題實在是對中國古代戰爭的誤會和曲解，難道大家都覺得古代城防戰就是魯班和墨子在“墨攻”裡搞的那一套，守城的龜縮不出，攻城的弄一些雲梯啦、投石機之類的攻城手段？
其實這種觀點大錯特錯。雖然北京城牆堅固，但是首先，北京城太大了！外城大概至少有九大城門，雖然當時仍有十幾二十萬守軍，但怎麼防？九個門你知道瓦剌會攻哪一個？如果平均用力然後再臨時調整，那非亂死不可。還莫如主力出城，背靠堅城與瓦剌主力決戰，雖然野戰不是蒙古騎兵的對手，但背靠堅城，實際上玩的還是陣地戰。類似的戰略也可見明末袁崇煥秉承孫承宗的戰略思路統帥關東鐵騎面對滿清時的思路：不能任由滿清兵鋒直抵山海關下，還是要主動出擊，步步蠶食。當然崇禎這小子性子有點急，真要是放手讓袁崇煥搞，沒準這江山還能保住。
其次，北京城裡人太多了，據說當時已經有上百萬人，加上守軍，每天京城內的水、糧消耗就是個天文數字，而北京顯然沒有什麼自給自足的能力，還是要靠京杭運河的漕運，如果放棄外圍，堅守城池，隨之而來的一個後果就是瓦剌軍將北京城圍成個鐵桶陣，那糧草怎麼解決？這個不要說古代了，就說現代戰爭，被人圍城也是絕路、死路，不信可以去看看遼瀋戰役時的長春圍城……
再次呢，當時大明朝雖然元氣大傷、軍隊主力損失夠嗆，但並沒有傷及根本，土木堡之變還是發生在帝國的邊疆，包括山東、中原、江南等帝國的腹地都還保留著強大的戰爭潛力，而且當時已經有來自山東等地的勤王軍隊正在趕赴北京，如果這會收縮進首都，那一個是會造成瓦剌軍圍困北京、勤王明軍圍困瓦剌軍的持久戰局面，這個其實對明朝大為不力，因為無論是瓦剌還是明朝，都不想把戰爭打成持久戰。
瓦剌的目的也就是越過長城來劫掠一番，而明朝（尤其是于謙）的目的則是將瓦剌趕回草原上去，如果把決戰放在北京城下，這個歷史名城被打成破爛，就太不值當了。
所以當時明朝推出代宗之後，迎戰瓦剌的戰略就三種：南逃（遷都南京）；死守北京；主動出擊……
幸運的是，有“粉身碎骨渾不懼”的于謙在，明軍還是選擇了一條正確的戰略。
搬不動的小強
在1449年關乎大明國運的北京保衛戰上，一樁見證了大英雄于謙卓越軍事才能的事實，就是他拒絕了滿朝文武“堅城死守”的呼聲，堅決將部隊屯兵在城外，依託堅固城牆，與瓦剌進行硬碰硬野戰。
乍一看去，于謙這決定，讓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說“其下攻城”，北京城經過半世紀經營，城池出名的堅固，又新增二十二萬援軍。瓦剌野戰勢力強悍，又是士氣正旺。何必扔下自家優勢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實是，于謙的抉擇，才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戰略。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一旦選擇“堅城死守”，必然守不住。北京城的特點，是“城高池深”，外圍就座要塞城門，各個堅固無比，看似固若金湯，卻其實也是最大弱點：當時已有百萬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積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戰役時，防線也就拉得十分長，別看手裡有二十二萬部隊，分佈在九個城門上，就是嚴重不夠。
何況氣勢洶洶殺來的瓦剌大軍，絕不同於之前的“遊牧騎兵”。當時瓦剌的攻堅能力，早已輕車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荊關，也是一頓狂攻後就拿下。通過多年走私買賣，他們更擁有大量明軍銃炮火器，一旦他們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點。城破國滅的浩劫，絕不是開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懼北京城堅城，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但別忘了北京有百萬人口，先前儲備的糧食遠遠不夠，全要靠漕運來不給。倘若瓦剌切斷了漕運線路，對北京城來個圍點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斷補充給養，更會將北京城困到彈盡糧絕。譁變之類的動亂更有可能發生。倘若那樣，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這後果還嚴重的，就是第二個原因：如果瓦剌大軍繞開北京城不打，轉而對內地進行瘋狂劫掠，那將是堪比北京淪陷的災難。
在準備北京保衛戰前，明王朝進行了大規模的徵兵調糧，周邊的糧草，以及山東河南江蘇各地的漕軍運軍備倭軍，幾乎全數雲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禦無比堅固，但中原各地的防禦，其實也無比空虛。倘若明朝“堅城死守”，瓦剌調轉馬刀，侵擾山東河北各地州縣，至少黃河以北都會遭夠荼毒，中原地區極可能大亂。類似的景象，可以參考明末八旗破關侵擾時，明王朝“堅城死守”，不敢作戰的後果——數十萬百姓被掠，中原州縣傷亡慘重。
在這種情況下，明王朝如果“堅城死守”，恰恰是對國家民族的不負責。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萬部隊實力，完全有能力擊敗來犯的瓦剌軍隊。與瓦剌進行主力決戰，正是時機！在土木堡慘案爆發前後，明王朝的軍事實力，其實還是非常強大的時期。土木堡戰役的慘敗，說到底來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揮，而非明軍戰鬥力問題。北京保衛戰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隊，基本以山東江蘇河南的漕運軍備倭軍為主，其中不乏有作戰經驗的好部隊。士氣也無比高漲，正可與瓦剌一戰！
而最有利於野戰的，則是北京城的防禦態勢。雖說北京城城大戰線長，但城池上裝備的勁弩火器，完全有利於部隊依託城池，阻擊來犯的瓦剌部隊。步兵為主的明軍，也正好可以屯兵堅城下，發揮自身防禦的優勢。有限的騎兵部隊，則可以作為機動兵力，防禦中隨時增援。
可以說，于謙的這一系列安排，絕非是頭腦發熱，相反卻是一套縝密的積極防禦戰略，並被接下啦的實戰驗證。
更為重要的是，于謙選擇的，也並非簡單的“依託城池防守”，而是給瓦剌一系列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來之前，展開大規模清查，把瓦剌潛伏在北京周圍的細作，一股腦全抓了出來。殺氣騰騰的瓦剌大軍，還沒開打就斷了耳目。戰役開打後，于謙更是巧妙設伏，誘引瓦剌精銳進入德勝門，一頓火器轟炸，將這支瓦剌騎兵裡的“尖刀”隊伍徹底打廢。被打彎了尖刀的瓦剌軍，這下攻擊力大減。
然後，就有了後人熟悉的，熱血澎湃的一幕，依託堅城的二十二萬明軍，戰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戰到底的衝殺，把驕橫的瓦剌大軍打的大敗，甚至連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們，也手持磚頭上城血戰。萬眾一心的血戰，終於打得瓦剌軍倉皇逃跑。一場眼看要滑向深淵的明朝國難，就這樣被力挽狂瀾。 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止是京城軍民的浴血，更有擔當重任的大英雄于謙，那卓越的軍事智慧！
參考史料：《明史》《明實錄》
我們愛歷史
這個問題不算是國際關係領域的，不過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比較有趣，不請自來回答一下咯。
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的決定——部隊出城野戰而不是依託城牆防守——是正確的。
這不但為北京保衛戰的結果所證明，也符合古代軍事鬥爭的一般規律。一般來說，保衛要塞和關隘，可以選擇依託城牆等防禦工事和對手相持，但成功保衛大城市、政治經濟中心就要求守將在野戰中擊敗來犯之敵了。當然，這種野戰和朱棣靖難之役中的白溝之戰是不同的，不是單純的野戰，而是依託堅固的城防工事和敵人背城而戰。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因為要塞關隘普遍比較小，軍隊人數有限，和來勢洶洶的對手野戰基本上沒希望，依託工事和遠射武器殺傷敵人是唯一的選擇。而大城市雖然工事堅固，但城垣綿長，對防守的兵力有很高的要求，北京城的二環路大體上就是當年北京保衛戰的城牆所在位置，三十二公里，3萬多米，就算一米一個士兵，也得三萬多人，而且只能是單線防禦，一打就透。
保衛北京這麼大的城市，沒有十萬八萬的兵力是不太現實的。有了十萬兵，在城垣上的遠射武器的支持下，和對手野戰更有機會。當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這也不是一定的。但無論怎樣，在歷史上，困守大城，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太平天國丟了安慶，剩下一個大城南京，沒有堅持多久就失守了。部隊沒有野戰之力，在城牆上堅持一樣守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