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筆者的博士論文即將殺青提交答辯之際，導師王紹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來十年將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論。從那時起，我就和王紹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譯了兩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論文集，第一卷為《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1] 第二卷為《超越選主：抽籤民主的理論與實踐》。[2]
十年後，回頭再看，這兩本譯文集只是冷盤、甜品。王紹光教授的新書《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3] 作為其抽籤、票選與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連同寫作中的第二卷《選舉與民主的變異》和第三卷《抽籤與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間傾力做出來的正餐、硬菜。
人們對抽籤顧慮重重。抽籤似乎只是小國寡民的歷史陳跡；看上去抽籤的組織成本更高；抽籤讓普通人作決策或許更民主、卻浪費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給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預期性。總之，抽籤像是兒戲不值一提，抽籤的民主性只是潛力而非實力。
但是，抽籤從未從人類政治生活中徹底消失，恰恰正是因為它具有很強的民主性。[4] 自從選舉取代抽籤成為政治選拔的主要手段以來，帶有自由、民主和技術專家統治特徵的“混合寡頭制”就大行其道，這並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選舉弊端所致。選舉很容易讓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難擺脫寡頭統治的泥沼，也很難讓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悅誠服。[5] 代議制民主已經千瘡百孔，人們有必要重新重視隨機決策的長期傳統，把偶然因素帶回到當代民主過程中，發揮抽籤民主的理性潛能。[6] 這是因為，抽籤是立足現實政治經驗、人的判斷、累積的智慧和輕重相權的理性選擇，並不是把選擇交給神意、偶然或運氣。[7] 抽籤是比選舉更公平的選拔方式，是理性設定的理性盲區，也是人民參與政治、控制政府、維護政治體系的重要渠道。事實上，抽籤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強大，它有能力削弱“權貴的陌生化”、減少黨爭、節約成本、減少腐敗、提高政治效率、增強政治信任，擴大代表性，提升協商質量，提高認知的多樣性，進而矯正以選舉為特徵的代議制民主的弊端。簡言之，抽籤可以讓選拔更公平，讓代表更盡責，讓認知更多樣，讓辯論更有效，讓決策更明智，讓民主更理性，讓政治更民主。因此，無論是理性化的社會，還是“後理性主義”社會，抽籤都是必要的。[8]
抽籤至少是選舉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補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9] 選舉並非一無是處，抽籤也絕非毫無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頗，顧此失彼難免捉襟見肘。對於一個複雜的大規模政治共同體而言，有必要在政治過程中把二者結合起來，在直接民主與代議制民主、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人民與代表、精英與大眾、專家與門外漢、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建構良性的互動關係，才有可能建構更適宜的美好政治生活。這是因為，就人民全體在場共同決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國層面，“房間裡的確裝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層，“房間裡裝得下所有人”。這也是因為，人類政治生活也許無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許在於：理解理性的侷限性，進而，理解何時放棄理性才是理性的。[10]
在此基礎上，《抽籤與民主、共和》告訴人們，無論古今，抽籤都是實現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為一種政治選拔方式，抽籤和選舉一樣用途廣泛，可以適用於預選、決選、驗證、分組、排序等政治過程的主要環節，適用於選拔官員、挑選代表[11]、組建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和各類委員會、選拔陪審員、決定生死、分配稀缺資源等政治與社會生活的關鍵領域，適用於村社、社區、市鎮、郡縣、省州、中央、國際組織等政治層級，適用於小國、大國等不同規模的政治共同體。晚近四五十年來，西方一些國家已經在認真思考重新將抽籤融入政治過程之中，英國國會的一些工黨議員希望用抽籤組建的公民大會來化解“脫歐”僵局，在德國、法國、丹麥、荷蘭、冰島、芬蘭、愛爾蘭、雅典、歐盟、美國、加拿大、巴西等政治體，抽籤的理念和試驗也已經方興未艾。
不過，無論是兩卷本的《選主批判與超越選主》，還是三卷本的《抽籤、票選與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為了證明抽籤唯一正確，也不是為了證明選舉一無是處。它們想說的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實現方式多種多樣，並不存在某種唯一正確的方式，選舉不是、抽籤也不是，推進民主不應單輪驅動，而應票選、抽籤、公眾參與、群眾路線多輪驅動。[12] 遺憾的是，相對於票選、公眾參與、群眾路線這些民主理念的實現方式，抽籤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受到的關注都非常不對稱，尤其需要補缺拾遺。
2008年，王紹光教授用《民主四講》開啟了他對選舉式民主的嚴肅質疑和深刻反思。[13]十年後的2018年，《抽籤與民主、共和》更上層樓，通過系統梳理抽籤在雅典民主制與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內在價值和實際功用，回應現代人對抽籤有什麼用、還能不能用、有沒有必要用的疑問，進一步釋放人們對民主的想象力。
學術是常為新的，斯書是範。
* 歐樹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王紹光主編：《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歐樹軍譯、王紹光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版。
[2] 王紹光主編：《超越選主：抽籤民主的理論與實踐》，歐樹軍譯、王紹光校，即將出版。
[3] 王紹光：《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
[4] 歐樹軍：“抽籤的民主潛能”，《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5期。
[5] Alex Zakaras, “Lot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 Modest Proposal”,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55-471.
[6] 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7] Richard 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8]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 23-50.
[9] 屈原：《楚辭·卜居》。
[10] Otto Neurath, “The Lost Wanderer of Descartes and the Auxiliary Motive”, in O. Neurath (edit.), Philosophical Papers 1913-1946,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轉引自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11] 歐樹軍：“代表與民主的新盟約”，《國外理論動態》，2017年第11期。
[12] 王紹光、歐樹軍：“超越‘代議制’的民主四輪驅動”，《社會科學文摘》，2012年第8期。
[13] 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1版；2018年，三聯書店將其列入“當代學術”叢書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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