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人政府”的困境
從 1922 年 5 月 14 日《主張》發表，到 9 月 19 日王寵惠內閣成立，短短四個月時間，“好人”居然組閣成功，這看起來像是創造了一個政治奇蹟。英國駐華公使艾斯頓描述說，這屆內閣中“少年中國”佔據了優勢。《東方雜誌》發表評論：“
這回王內閣的成立，雖不免有胡適之教授所說的‘湊一色’的遺憾，但就大體而論，總算以比較的新人物居其多數。所以我們對於他的前途，也不能不抱相當的希望。”顯然，“少年中國”、“新人物”主要就是指王寵惠、顧維鈞、羅文乾等外交系人物。可見，對“好人政府”的希望實際上也就是對外交系的希望，期待外交系在政治上能有不俗的表現，以一新北京政壇的面貌。然而，“好人政府”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巨大的困境。
不論“好人政府”表面看來具有何等的理想主義色彩和絢麗的外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好人政府”所以能夠成立，完全是吳佩孚一手推動的結果。王、顧、羅等外交系“新人物”在當時固然享有很高的社會聲譽，擁有自己的政治資源，但如果沒有軍閥實力派的支持，就不可能走上前臺，組織內閣。換言之，在“好人政府”產出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洛吳的意志和力量。這就使得“好人政府”剛一誕生便籠罩在洛陽的陰影之下。
為了讓“好人政府”擺脫這種陰影，自由派知識分子紛紛獻策。9 月 22 日，“好人政府”成立的第四天，葉景莘在顧宅茶話會上說，他“希望王內閣用華盛頓會議的決議案作大政方針的根據，這個內閣可叫做‘華府會議善後的內閣’。一切政策都可包在這個大題目裡。”蔡元培表示贊成，說“王內閣在今日大家的眼裡只是一個洛陽武人的內閣；若能用華府會議作標題，可以使王內閣的旗幟一新。”胡適則提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設想——“消除奉直私鬥”。為什麼要拿華盛頓會議來做文章？因為外交系的政治資源很大一部分就來自華盛頓會議，華會是一面完完全全屬於外交系自己的旗幟，不是吳佩孚的旗幟。由王內閣來調解直、奉兩系之間的矛盾，這就突出了其“中間人”的地位，無非是要表明王內閣並不是直係軍閥的傀儡。因此，“華府會議善後的內閣”和“消除奉直私鬥”這兩個提議，目的都是為了與洛吳在政治上拉開距離。對於“好人政府”的前途和命運，自由派知識分子似乎表現得比外交系更為熱心積極。
然而問題在於，與洛吳拉開距離的嘗試能否成功，並不取決於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觀願望，而是取決於外交系手中所實際掌控的政治資源的性質和效力。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外交系表現出其自身固有的弱點。一方面，外交系的政治資源是從外交資源轉化而來的，它不以武力為背景，因而也不以武力的興替為轉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外交系擁有的是一種強大的政治資源，這決定了他們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是相當穩固的。但從另一方面看，正是由於外交系的政治資源不以武力為背景，在當時中國軍閥政治的環境中，又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吳佩孚之所以對王、顧、羅等人如此青睞，就是因為他看穿了外交系在政治上的這個弱點，並且要利用這個弱點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吳佩孚的力量得到急劇膨脹，一時間成為中國北方乃至全國最具實力的人物，其政治慾望自然也隨之增長。這種慾望並不表現為他自己想做總統，作為一名公認的信守舊道德的軍人，吳佩孚無意挑戰曹錕在直系中的盟主地位，但他確實試圖取得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政治支配力，此乃軍閥政治本身的邏輯使然。鄧野認為，民國政治的基本特徵在於，政治與武力高度統一，武力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他的這個觀點雖然是針對 20 世紀 40 年代國共政爭而發的，但也同樣適用於北洋時期的中國政治。實力派之所以為實力派，就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的話語權完全由其實力如何來決定；隨著實力的攀升，必然要求政治事務方面更大的發言權。因此，對於直奉戰後的吳佩孚來說，尋求在中央政務中佔據優勢地位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而這就需要掌握位於北京的全國行政中樞——內閣。吳佩孚正是從這一點著眼，才抬出外交系來組閣的。
吳佩孚這一意圖可以從他當時關於內閣問題的電文中得以窺見。早在王寵惠代理國務總理前夕，8 月 3 日，吳佩孚就致電黎元洪的親信金永炎，就閣員人選表示意見：“正在力謀統一之際，關鍵總樞，廣東為主。閣員選擇不慎，或授以口實。李印泉、張熔西皆為與廣東絕不相容之人，未統一以前，似不應入閣，致增障礙。”次日又致一電：“
西南各省對於張熔西、谷九峰、李印泉諸君，均在反對之列。現正力謀統一，應請元首注意勿提，免於統一發生釀[障]礙。”唐閣發表後，吳佩孚復於 8 月 7 日致電金永炎：“查唐主八年上海和會，世間嘖有煩言，張熔西入閣，妨礙川滇粵統一，盧信為金星公司交易所詐財流氓，均不可入閣，致礙統一前途。”在上述電文中，吳佩孚明確表示反對張耀曾、谷鍾秀、李根源、唐紹儀、盧信等人進入內閣，反對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為了“統一”。這個理由當然是虛假的，仔細觀察吳佩孚開出的這份“黑名單”，就會發現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所謂“政黨中人”，張、谷、李是政學系骨幹，唐和盧則有益友社背景，他們都在國會中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很顯然，這些人一旦入閣，就意味著內閣將會受到政黨勢力及其賴以存在的國會的牽制，這當然是一心想控制內閣的吳佩孚不願看到的。相反，如果是換成外交系的王、顧、羅，情形則大不同。王、顧、羅涉足政壇甚淺，與國會各政黨素無淵源，由他們來主政，自然有利於切斷內閣同政黨、國會之間在政治上的聯繫。吳佩孚之所以選擇王、顧、羅，而不選擇同樣屬於外交系的顏惠慶和王正廷，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與王、顧、羅相比，顏惠慶和王正廷捲入國內政治的程度顯然更深，特別是王正廷，本來就是一位活躍的政界人士，在國會中的潛勢力不小，吳佩孚自然不會選擇這樣的人。吳佩孚宰制中央政務的企圖還可以從“好人政府”的席位分配中得到映證。王內閣中，總理、外交總長和財政總長三席為外交系所佔據，由於前面所述的原因，他們實際上已經染上了一點洛派的色彩，內務總長和交通總長又是吳佩孚的嫡系親信，津保派只一高凌霨擔任無足輕重的農商總長，而國會各黨派中，竟無一人入閣。這就意味著，由於“好人政府”的成立，在各種政治勢力圍繞中央政權展開的較量中，洛派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這種情況勢必引起國會和津保方面的不滿，從而誘發政壇上新一輪的分合與鬥爭。面對著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已經染上洛派色彩的外交系不但沒有能夠抹掉這點色彩，反而對洛派“一邊倒”，從而迅速成為洛派的對手攻擊的目標。
根據約法上的規定，內閣名單須提交國會批准，這對王內閣來說無疑是一大挑戰。由於唐閣不成，政黨中人被擯出閣，國會對於王內閣的觀感並不佳。不過，國會在一開始只是把矛頭指向孫丹林和高恩洪二人。顧維鈞回憶說：“許多國會議員認為：孫和高不夠資格當內閣閣員，其政治品質也不清楚”。的確，孫、高沒有顯赫的履歷，也不為政界所熟悉，但這只是反對他們的藉口，真正的原因在於他們是吳佩孚的親信，國會因自己的人沒能進入內閣而心存不滿，轉而利用約法賦予國會的權力反對吳的人入閣。但是，由於國會反對孫、高，總理王寵惠竟然“
接受別人勸告並通過孫和高的渠道得到吳佩孚將軍的同意，決定不把他的內閣閣員名單提交國會審批，使國會得不到推翻內閣的機會。”之後，國會“屢次要求總統命令總理親自出席國會接受質詢，但王博士從沒去過國會。”這就激化了王寵惠同國會之間的矛盾，並且讓國會抓住了把柄。議員劉楚湘提出質問書：“以立憲國家之常例及約法上之責任，應於第三期開會之次日，即依法諮交國會同意。乃遲之半月尚未見送達，而王寵惠內閣在此一月期中，法律地位未有取得之前，違法事件層見迭出，經議員質問，亦未見答覆，是否政府故意蔑視國會，甘心違法？”議員陳中譏諷王寵惠“以法學家蔑視法律，民治派違反民意，不得不為執事羽毛惜也。”議員張清樾等則認為，王寵惠“不肯和緩國會政潮，圖以困人而轉以自困”，“去謁不見，致函無復，甚矣，其不知政治為何物也。”其實，出現“法學家蔑視法律”和“不肯和緩國會政潮”這樣的事，與其說是王寵惠“ 不知政治為何物”，倒不如說正好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軟弱——沒有辦法對吳佩孚說“不”。
這種軟弱導致“好人政府”基本上為吳佩孚的兩個親信孫丹林和高恩洪所操縱。當時的報紙曾披露說：“王亮疇不過為洛陽傀儡，而孫丹林高恩洪實操中樞之全權。王氏胸無所主，每有國務會議，輒聽由孫高把持。”這種說法得到了顧維鈞回憶錄的映證：“
我經常在我的親密朋友王寵惠博士家裡見到孫和高，特別是遇到孫的次數更多。”“人們都知道王寵惠博士是處於孫和高的影響之下，王通過他們兩人特別是孫與吳將軍保持密切聯繫。”從這些話中，不難看出孫、高二人在王內閣中扮演著何種角色。對此，顧氏一語道破玄機：“吳將軍是強有力的人物，是內閣的後臺”，“如果沒有吳的支持，內閣就不能維持長久。”打著“獨立”、“超然”旗號的外交系，就這樣成了洛派意志的執行者。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