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時代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老梅城度過的，雖然那時物資供應緊張，精神生活卻並不貧乏。當時最大的享受就是看“樣板戲”如《沙家浜》《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電影。在這段歲月裡，看電影，聽電影的插曲，說電影的故事，電影成了最美味的精神食糧，滋養著我的心田。
回憶中的老電影，那光線永遠是朦朧的，悠悠散發著陳舊的暗香，像衣櫃裡樟腦丸的味道。
記得當時梅城有兩間電影院，一間是“人民電影院”，另一間是“華僑戲院”，它們是當時梅城最熱鬧的公共場所。每逢電影開場或下場，影院門前人聲鼎沸，車水馬龍。學校有時會組織小學生統一去看電影，這也是我們上學時段最開心的時刻。那時看一部電影七分錢，對於那個連吃飽肚子尚且困難的年代來說，看電影無疑是一種奢望。每次跟母親伸手提起錢的事，我都羞於啟齒。家裡共有五姐弟，父親在梅江橋腳下的合作社飯店上班，母親在菸絲社打零工。生活雖然清苦，每當我跑到母親工作的地方嘟嘟囔囔說了半天連自己也聽不清的話語的時候，母親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她小心翼翼地從身上拿出一枚伍分和一枚貳分的硬幣，叮囑我把錢收好：“去吧，早去早回呀！”。
那時學校的功課不多，我也不太知道用功讀書，玩耍的時間顯得特別多。電影院進場的時候，每進一人，守衛就在電影票一角撕一下。為了解看電影的饞癮，我三哥想了一個“壞”點子，在電影院場外的地上專撿過期的電影票。他象集郵一樣，輕輕地把它們擦試乾淨，並用漿糊在背面用薄薄的菸絲紙重新把它貼好，夾在小本本里。按照每天不同場次出示不同顏色的票以矇混過關。
我年紀小，做起這種事來心裡總是特別害怕，每次進場前，乾脆扒在哥哥的背上裝睡。其實哥哥也只是比我年長三歲，可他膽子特別大，拿著假票揹著個弟弟，大搖大擺地朝戲院大門口走去。開始驗票了，我把閉著的眼晴努力掙了個縫，餘光偷偷瞄向守衛的臉龐，小心臟早已不受指揮，撲通撲通跳得異常厲害，顫抖的雙手緊緊地反扣在哥哥的脖子前，終於，安全通過，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這時發現溼透的雙手已被自己嘞得痠麻痠麻的。說是安全，其實還沒有。因為電影院裡面是按座位坐的，我們因為沒有座位，就經常和守衛打起“游擊戰”，守衛打著手電筒，到處查找沒有戲票的“顧客”，並把他們一一“請”出電影院。我們兄弟倆只好東躲西藏，戲院的衛生間常常成了我們躲避守衛的好去處。
除了梅城的兩間電影院，露天電影也是我們經常光顧的地方。打聽到大浪口軍分區有電影看，聽說還能看當時的“禁”片，惹得我們蠢蠢欲動。但它只對軍區家屬開放，進不了，咋辦？嘿嘿，這也難不倒我們這幫熊孩子。我們和平安橋一幫同齡的孩子們利用人疊人搭起的人梯和破棉衣越過軍分區佈滿玻璃碎片的高牆，如願以償地圓了看“禁”片的夢。
可好景不長，有一次，剛要越過高牆時，被軍區守衛發現了，慌亂中，整個身子從高牆上重重地摔了下來，左腳被摔得脫了臼，我強忍著劇痛一瘸一瘸地逃回家。回到家後兄弟倆被爸爸狠狠地罵了一頓，他邊罵邊把我背到元城路侯屋巷跌打老中醫家中，經一陣推拿按摩和手法治療後才給整了回去，數月後，受過傷的腳走起路來也不象以前那麼順當，並因此留下了病根。
當然，那時也有免費的露天電影看，如赤岌崗齒輪廠，每逢遇到放電影，我們就早早地來到廣場“霸位子”（用磚頭或破木板在現場佔好位子）。當晚草草地吃過晚飯，來看電影的人們已從四面八方湧向了操場，大銀幕被早早拉好，放映機也安裝好了，大喇叭放著動聽的《誰不說俺家鄉好》《太陽出來照四方》《毛主席來到咱農莊》等經典歌曲，百聽不厭。此時廣場上人山人海，黑壓壓的一片，大部分是一大家子來的，有老人、婦女、小孩，甚至還有不到週歲的嬰兒。電影開演了，首先上映的是‘加演’的《新聞記錄片》，約半個小時，然後才演正片。電影放到中間卡帶、停電、下雨的現象也是常有的事，可一點也不影響大家看電影的激情。那時雖然條件簡陋，尤其是看露天電影還得忍受蚊蟲叮咬、觀眾的喧譁，卻是我們童年最歡樂的記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到了八十年代初，老百姓生活開始好轉，電影的種類多了起來，出了國產彩色片，如“第二個春天，火紅的年代，青松嶺，戰宏圖，紅雨，閃閃的紅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電視進入了尋常百姓家，電影再也不是我們生活娛樂中的唯一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在各類高大上的影城、放映廳看一部3D電影，動輒要一百幾十元錢，對於很多家長來說，看一場這樣的電影並非什麼難事，卻再也找不到當年看“霸王戲”的那種衝動和感覺了。
老電影，一路伴我，走過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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