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梅城度过的，虽然那时物资供应紧张，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当时最大的享受就是看“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电影。在这段岁月里，看电影，听电影的插曲，说电影的故事，电影成了最美味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我的心田。
回忆中的老电影，那光线永远是朦胧的，悠悠散发着陈旧的暗香，像衣柜里樟脑丸的味道。
记得当时梅城有两间电影院，一间是“人民电影院”，另一间是“华侨戏院”，它们是当时梅城最热闹的公共场所。每逢电影开场或下场，影院门前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学校有时会组织小学生统一去看电影，这也是我们上学时段最开心的时刻。那时看一部电影七分钱，对于那个连吃饱肚子尚且困难的年代来说，看电影无疑是一种奢望。每次跟母亲伸手提起钱的事，我都羞于启齿。家里共有五姐弟，父亲在梅江桥脚下的合作社饭店上班，母亲在烟丝社打零工。生活虽然清苦，每当我跑到母亲工作的地方嘟嘟囔囔说了半天连自己也听不清的话语的时候，母亲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她小心翼翼地从身上拿出一枚伍分和一枚贰分的硬币，叮嘱我把钱收好：“去吧，早去早回呀！”。
那时学校的功课不多，我也不太知道用功读书，玩耍的时间显得特别多。电影院进场的时候，每进一人，守卫就在电影票一角撕一下。为了解看电影的馋瘾，我三哥想了一个“坏”点子，在电影院场外的地上专捡过期的电影票。他象集邮一样，轻轻地把它们擦试干净，并用浆糊在背面用薄薄的烟丝纸重新把它贴好，夹在小本本里。按照每天不同场次出示不同颜色的票以蒙混过关。
我年纪小，做起这种事来心里总是特别害怕，每次进场前，干脆扒在哥哥的背上装睡。其实哥哥也只是比我年长三岁，可他胆子特别大，拿着假票背着个弟弟，大摇大摆地朝戏院大门口走去。开始验票了，我把闭着的眼晴努力挣了个缝，余光偷偷瞄向守卫的脸庞，小心脏早已不受指挥，扑通扑通跳得异常厉害，颤抖的双手紧紧地反扣在哥哥的脖子前，终于，安全通过，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时发现湿透的双手已被自己嘞得酸麻酸麻的。说是安全，其实还没有。因为电影院里面是按座位坐的，我们因为没有座位，就经常和守卫打起“游击战”，守卫打着手电筒，到处查找没有戏票的“顾客”，并把他们一一“请”出电影院。我们兄弟俩只好东躲西藏，戏院的卫生间常常成了我们躲避守卫的好去处。
除了梅城的两间电影院，露天电影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打听到大浪口军分区有电影看，听说还能看当时的“禁”片，惹得我们蠢蠢欲动。但它只对军区家属开放，进不了，咋办？嘿嘿，这也难不倒我们这帮熊孩子。我们和平安桥一帮同龄的孩子们利用人叠人搭起的人梯和破棉衣越过军分区布满玻璃碎片的高墙，如愿以偿地圆了看“禁”片的梦。
可好景不长，有一次，刚要越过高墙时，被军区守卫发现了，慌乱中，整个身子从高墙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左脚被摔得脱了臼，我强忍着剧痛一瘸一瘸地逃回家。回到家后兄弟俩被爸爸狠狠地骂了一顿，他边骂边把我背到元城路侯屋巷跌打老中医家中，经一阵推拿按摩和手法治疗后才给整了回去，数月后，受过伤的脚走起路来也不象以前那么顺当，并因此留下了病根。
当然，那时也有免费的露天电影看，如赤岌岗齿轮厂，每逢遇到放电影，我们就早早地来到广场“霸位子”（用砖头或破木板在现场占好位子）。当晚草草地吃过晚饭，来看电影的人们已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操场，大银幕被早早拉好，放映机也安装好了，大喇叭放着动听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经典歌曲，百听不厌。此时广场上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大部分是一大家子来的，有老人、妇女、小孩，甚至还有不到周岁的婴儿。电影开演了，首先上映的是‘加演’的《新闻记录片》，约半个小时，然后才演正片。电影放到中间卡带、停电、下雨的现象也是常有的事，可一点也不影响大家看电影的激情。那时虽然条件简陋，尤其是看露天电影还得忍受蚊虫叮咬、观众的喧哗，却是我们童年最欢乐的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了八十年代初，老百姓生活开始好转，电影的种类多了起来，出了国产彩色片，如“第二个春天，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宏图，红雨，闪闪的红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电视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电影再也不是我们生活娱乐中的唯一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在各类高大上的影城、放映厅看一部3D电影，动辄要一百几十元钱，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看一场这样的电影并非什么难事，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看“霸王戏”的那种冲动和感觉了。
老电影，一路伴我，走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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