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言】凱恩斯預言，2028年的人每天只須工作3小時！可能嗎？

1928年冬天，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他預測到2028年，歐洲大陸和美國的生活標準會非常之高，沒有人需要為賺錢發愁。“我們的孫輩們，"凱恩斯寫道，"每天只工作大約3小時。"他還說，即使依照如此寬裕的時間表，其產生的勞動力也會超出所需。

早在漢普歇爾（Hampshire）的男子學校求學期間，凱恩斯就已經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他的“經濟前景”的早期版本。1929年的秋天，正當凱恩斯修改打磨這篇文章的時候，股票市場崩盤了。也許有些人把這看作一個壞信號；凱恩斯卻沒有退縮。

儘管他很快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1930年初，他寫道這次崩盤會造成的“經濟下滑，將在我們經歷過的最糟糕事件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但他依然相信從長遠來看，這次只不過是更大的良好趨勢面前一點小小的挫折。在1931年出版的“經濟前景”的最終版本中，凱恩斯鼓勵讀者們不要把目光侷限於這“暫時的不穩定階段”，而要放眼於美好的未來。

根據凱恩斯的說法，19世紀已經播下了科技創新的種子——“電力，石油，鋼鐵，橡膠，棉布，化學工業，自動化機械以及大批量生產的方法”——取得進一步發展是大勢所趨。他預言，全球經濟的規模將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內增長7倍，再加上更快的“科技進步”，最終將引領我們過上每週工作15小時的生活。

對凱恩斯來說，即將到來的物資充裕時代固然值得高興，但也會帶來新的，從某些方面來講甚至是更加嚴酷的挑戰。因為對勞動的需求非常小，人們不得不考慮自己以後做什麼：“自人類誕生以來，我們將第一次面對我們真正的、永恆的問題——在沒有經濟問題困擾的時候，我們要如何使用我們的自由？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些科技和複利為我們創造的閒暇時光？”他發現，那些遊手好閒的富裕人士給我們提供的範例“非常令人沮喪”。

他舉出美國和英國那些“富裕階層的闊太太們”的例子，她們“被自己的財富剝奪了”傳統的消遣方式，比如烹飪，以至於“幾乎無法找到更有趣的消遣”去做。當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從工作中解脫，凱恩斯擔心社會會陷入某種程度上的整體“精神崩潰”。他寫道：“只有那些懂得欣賞‘生活本身藝術’的人，才能夠在富足生活到來時真正享受它。”

在凱恩斯所在的二十世紀過去五分之四的時候，他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一半了。

但是如果我們整體上變得和凱恩斯所設想的一樣富裕，這種財富並不能等同於閒暇。（上次有人向你抱怨可做的事情太少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從經濟學理論來看，這種情況令人費解。而從日常生活上看，這也足夠導致我們精神崩潰。

布利基德·舒爾特（Brigid Schulte），華盛頓郵報記者，是最近一個討論該問題的作者，她粗略地談及凱恩斯理論出現的問題。在《不堪重負：哪有時間談什麼生活、戀愛、娛樂》（Overwhlemed: Work, Love 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一書中，她探討了為什麼21世紀的美國人會感到如此手忙腳亂。

為了闡釋“不堪重負”（overwhelmed），舒爾特首先從對自己閒暇時間的估測，或者說是閒暇時間的匱乏開始談起。她得到了約翰·羅賓森（John Robinson）的幫助。羅賓森是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一名社會學家，也是時間管理方面的專家。

羅賓森指導舒爾特記錄時間日記，還為她提供了許多表格模板。但是舒爾特發現，她的時間過於隨心所欲，根本無法和模板中那些整齊的小方塊對應，所以她決定在一個小小的黑皮本上記錄自己的一天。某天下午，她在桌邊一邊吃著午餐，一邊等待著為她兒子提供腎上腺素的藥商的聯絡，同時還在網上檢索如何為她客死中國的姐夫辦理死亡證明。她打電話給羅賓森，問他怎麼給這些活動分類。羅賓森告訴她只要堅持記日記，分類的事情他會去做。但是當他見到舒爾特拿來的一打小黑皮本的時候，也犯了愁。想要看完這些東西就幾乎不可能，更別說去分析它們了。“這寫的是什麼？”他問道，指著9月16日凌晨2點那裡寫著的詞。

“恐慌，”舒爾特告訴他，“在恐慌中醒來”。

舒爾特索性把對自己閒暇時間的研究擱置一邊，她決定直接去巴黎參加國際時間管理研究組織（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me Use Research）的年度會議。（一個哈佛的社會學家告訴她：“學界對研究時間壓力不斷增加的原因十分感興趣，這也是目前時間研究領域最熱門的話題。”）她參觀了紐哈文（New Haven）的耶魯壓力中心（Yale Stress Center）；她去俄勒岡（Oregon）拜訪了那些壓力過大的波蘭母親們；她還去了北達科他州的法戈，參加了一次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s）。“在法戈的生活壓力很大。”小組的組織者說。舒爾特還以減輕自身壓力為名，參加了一個空中飛人課程，從20英尺高的平臺上躍下。這一路上她討論了對她所謂“不堪重負”現象的種種可能解釋，就好像是在談論我們之外的事物一樣，比如北極，比如亞馬遜。

她早先提出的一個理論是，忙碌能夠獲得社會地位。你越是忙碌，就越顯得重要。正因此，人們爭先恐後地——或者至少是看起來是來去匆匆。她在北達科他大學諮詢了一名研究人員安·博納特（Ann Burnett）。博納特收集了五十年間的假日問候信件，發現人們越來越少表達對時節的祝福，而是更多地描述過去的一年是多麼繁忙。基於這個發現，博納特總結道，現如今趕超與自己地位相仿的人就意味著要比他們的日程更忙。

舒爾特想到的第二條理論是“不堪重負”的作用並不體現在美國人有多少事去做，而是他們花了多長時間去思考他們有多少事情要做。一名正在回家的路上瀏覽之後要買的購物單的醫生並不比那些專注於手頭工作的人忙碌多少，但是前者會感到更加忙碌。反之，如果一名律師在和他的孩子們玩耍，從技術角度來看這就是在休息，但是如果他一直翻看手機，查閱辦公室發來的信息，那他就會覺得自己毫無喘息之機。舒爾特將其稱為“精神循環現象”（mental tape-loop phenomenon）,她說正是這種現象蠶食著我們寶貴的精力，所以我們甚至無法“決定自己想什麼，我們總是在工作的時候擔心家事，卻在家裡擔心工作。”

但是這些解釋都無法完全令舒爾特滿意，她繼續研究。不久之後，她將目標鎖定在許多女人之前就發現的地方：男人。當代許多美國女性都有工作，而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學齡兒童的母親們在家庭之外工作。還有許多女性的收入已經超過丈夫，在雙職工家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妻子薪水超過配偶。

即使如此，研究顯示女人們還是承擔大部分的家務事：大約在70%至80%之間。如果他們有孩子，照顧孩子的重任也會落在她們身上。“儘管現在的男性在照顧孩子和做家務上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舒爾特寫道，“但是仍然只有女人日常所做的一半。”她總結道，比起男性，有更多的女性認為自己忍受“慢性壓力和生活失控”也就不足為奇了。

舒爾特挑選出了兩位男性作為反面典型。第一位是帕特·布察南（Pat Buchanan）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擔任尼克松總統（Richard Nixon）的顧問，曾說服總統否決一項複雜的兒童關愛法案。另外一位就是她自己的丈夫，我們只知道他叫湯姆（Tom），如果你肯谷歌一下，你就知道他就是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記者湯姆·伯曼（Tom Bowman）。

湯姆甚至不知道他兒子牙醫的辦公室在哪兒，因為他幾乎從來不帶他們去看兒科。他“本應該去購物”，但是他不肯列購物單，經常回來的時候少買幾樣必需品比如廁紙。某個感恩節的早上，正當舒爾特為十八個人準備豐盛大餐時，湯姆從冰箱裡抓起六捆啤酒徑自跑到了朋友彼得家中。這個假日裡極不負責任的表現引發極大危機，舒爾特說這是翻天覆地的，並且最終形成了一個更為平等的家務分配。但是為什麼即使舒爾特已經“不堪重負”卻依然選擇為十八口人精心準備晚餐呢？這其中的原因，她從來沒解釋過。

距離凱恩斯首次提出“經濟前景”已經過去了八十年。有兩名意大利經濟學家，洛倫佐·佩奇（Lorenzo Pecchi）和古斯塔夫·皮加（Gustavo Piga）對此提出了簡介。他們指出，為什麼“聰明如凱恩斯”，能夠“如此正確的預測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卻在預測未來人的閒暇時光的時候大錯特錯呢？他們決定把這個問題拋給歐洲和美國的同行們。也許他們也詢問了一些女性，但是所有回答了這個問題的人都是男性。最終的成果彙編成一書《再訪凱恩斯》（Revisiting Keynes，2008），這本書告訴我們獲得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同樣飽受“不堪重負”之苦。

幾個學者在書中指出，凱恩斯的錯誤在於他誤解了人類的自然本性。凱恩斯假設人們工作是為了賺錢購買需要的東西。因此他認為，隨著收入的增長，這個需求可以在短短几個小時之內就得到滿足。工人們的下班時間越來越早，最後他們可以在午飯前就回到家中。

但是人們並非如此。比起早下班，他們不斷髮掘新需求。現在有很多新事物是凱恩斯寫文的時候根本想也沒想過的——筆記本電腦，微波爐，Xbox，智能手機，智能手錶，智能電冰箱，普拉達（Prada）手袋，真實信仰（True Religion）牛仔褲，電池供電的肉類溫度計，還有那些用冰箱冷凍後放進啤酒裡、喝的時候就可以保持啤酒冰冷的小玩意兒。

“許多類型的物質消費都會很大程度上促進習慣的養成，”加里·貝克（Gary Becker）和路易斯·拉奧（Luis Rayo）將他們的發現寫在《再訪凱恩斯》一書中，“在最初的新鮮期過後，普通消費者會對他們購買的東西越來越習慣……很快就會有新的產品加入購買計劃。”貝克和拉奧認為，這種“慾求不滿”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性。人類“隨著環境的進步，參考標準也會水漲船高。”

與之相對，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提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則採用了建構主義的方法。20世紀70年代，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當然不包括意大利人——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和美國人一樣。但是此後，根據凱恩斯的說法，歐洲人開始用收入換取休閒。

第三組經濟學家則對凱恩斯“閒暇比工作更好”的假設提出質疑。工作也許不能令我們更自由，但卻讓我們的每天充滿意義，沒有這些我們會迷失自我。哥倫比亞大學的愛德華·菲爾普斯（Edward Phelps）指出，一份職業給我們帶來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絕大部分當今社會我們所能達成的自我實現。”哈佛大學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說法更加犀利。“勤奮工作是使我們前進的唯一方法，”他寫道，“有太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學習、去製造、去提高，我們不能覺得自己還生活在伊甸園裡，一點一滴的時間都不能浪費。子孫後代們，不斷前進吧。”

普通工人的說法當然是個抽象概念，重要的不是它的數學意義，而是真正的個體謀生並撫養後代的經歷。同時，根據個體受僱情況的不同，這些經歷也大相徑庭，比如沃爾瑪的倉庫保管員和對沖基金的經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收入前1%的群體——尤其是前0.1%——實際收入不斷飆升，與之相比餘下人群的收入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否可以解釋凱恩斯主義者的疑惑？直觀來看，這似乎講得通。新創造的財富高度集中，只有極少數人才有充裕的時間和財力停下來細嗅薔薇——它們可是花了重金從厄瓜多爾空運來的。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儘管美國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恰恰是那些收入較低的工人享受更多的閒暇，反之高收入群體卻感到時間壓力大。即使是在單職工家庭中，情況也大抵如此。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的丹尼爾·海莫默什（Daniel Hamermesh），以及首爾西江大學的李正敏（Jungmin Lee），兩位經濟學家針對這一現象展開研究。他們用了一個缺乏同情心的名詞來指代舒爾特所說的“不堪重負”，那就是“雅痞牢騷”（Yuppie kvetching）。

為什麼雅皮士們那麼努力工作，反過來卻來抱怨工作呢？這裡有存在幾種情況。首先是由雅皮士本身所在的群體環境決定的。在“勝者為王”的經濟中，人們有足夠強大的動力驅使自己站在勝者一邊，而想要贏就意味著你要比對手們在辦公室裡呆得更久。同時我們還聯想到所謂的“加班獎金”（long-hours premium）——僱員們在40小時之外的加班時間中每小時獲得的報酬——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已經翻了一番。

高付出意味著高回報，那麼這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可能原因。不妨設想，一名沃爾瑪店員和一名對沖基金經理都打算請一下午假觀看孩子的棒球比賽。對店員來說，請半天假意味著損失不到40美元的工資。但是對對沖基金經理來說，一個下午損失的貿易也許高達百萬美元，放棄這些去看兒子三振出局恐怕代價過於沉重。這個棒球場的例子當然也適用於學校戲劇表演，紀念日晚餐，甚至一年一度的韋爾（Vail）家庭滑雪之旅。這不對等的補償正是驅動高薪階層繼續工作的不對等動機。

又或者富裕階層感到時間壓力大的原因恰恰是因為他們是富裕階層。早在1970年，瑞士經濟學家斯塔凡·林德（Staffan B Linder）創造了一個詞語“匆忙休閒階層”（hurried leisure class）。林德說人們越是富有，就越會感到緊張，因為他們會不自覺地強迫自己在休息時的每一個時間單位裡消費更多的東西。要想達成這個目標，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多重消費”（simultaneous consumption）的比重越來越大。林德猜想一個“匆忙休閒”的人會一邊“喝著巴西咖啡”，一邊“抽著荷蘭雪茄，呷一口法國白蘭地，讀著《紐約時報》，聽著布蘭登堡協奏曲，和他的瑞典妻子一起。”而今天我們的多任務休閒者可以一邊享受比利時精釀啤酒，一邊吃著壽司，閱讀《經濟學人》，聽洛德（Lorde）的歌，一邊訂機票準備探望他斯德哥爾摩的女友。總之，你能夠想象這樣的畫面。

凱恩斯傳記的作者之一，羅伯特·斯德爾斯基將《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稱為凱恩斯思想中“矛盾的總和”。凱恩斯是一個嘲笑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一個蔑視錢財的精明投資者，一個幻想飛行的睿智冷靜的精神分析師。《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一文比凱恩斯其他的任何作品都更集中地反映出凱恩斯的烏托邦思想：人們不僅能夠解決物質需求的問題，還能解決如何充分享受不受物質需求制約的生活的問題。

凱恩斯設想，未來資本主義的果實都將用來為資本主義贖罪。“所有的社會習俗和經濟實踐……不論它們是怎樣的不仁不義，因為它們能夠極大地促進資本積累，所以現在的我們不惜一切也要維持著。但是未來，我們終將摒棄這些，獲得自由。”他寫道。

令人失望的是，現實與願望相悖——不平等還在繼續，休閒時間越來越少，而抱怨不堪重負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所作所為，無論是整體行為還是個體行為，都說明了我們仍然相信更多的財富才是解決問題之道。重新審視這個信念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如果我們有時間這麼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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