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虽短，内容却事关长远，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文中凯恩斯设想了一个世纪之后的世界会是怎样。他预测到2028年，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生活标准会非常之高，没有人需要为赚钱发愁。“我们的孙辈们，"凯恩斯写道，"每天只工作大约3小时。"他还说，即使依照如此宽裕的时间表，其产生的劳动力也会超出所需。
早在汉普歇尔（Hampshire）的男子学校求学期间，凯恩斯就已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他的“经济前景”的早期版本。1929年的秋天，正当凯恩斯修改打磨这篇文章的时候，股票市场崩盘了。也许有些人把这看作一个坏信号；凯恩斯却没有退缩。
尽管他很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1930年初，他写道这次崩盘会造成的“经济下滑，将在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事件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依然相信从长远来看，这次只不过是更大的良好趋势面前一点小小的挫折。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前景”的最终版本中，凯恩斯鼓励读者们不要把目光局限于这“暂时的不稳定阶段”，而要放眼于美好的未来。
根据凯恩斯的说法，19世纪已经播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电力，石油，钢铁，橡胶，棉布，化学工业，自动化机械以及大批量生产的方法”——取得进一步发展是大势所趋。他预言，全球经济的规模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内增长7倍，再加上更快的“科技进步”，最终将引领我们过上每周工作15小时的生活。
对凯恩斯来说，即将到来的物资充裕时代固然值得高兴，但也会带来新的，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是更加严酷的挑战。因为对劳动的需求非常小，人们不得不考虑自己以后做什么：“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将第一次面对我们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在没有经济问题困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使用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科技和复利为我们创造的闲暇时光？”他发现，那些游手好闲的富裕人士给我们提供的范例“非常令人沮丧”。
他举出美国和英国那些“富裕阶层的阔太太们”的例子，她们“被自己的财富剥夺了”传统的消遣方式，比如烹饪，以至于“几乎无法找到更有趣的消遣”去做。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从工作中解脱，凯恩斯担心社会会陷入某种程度上的整体“精神崩溃”。他写道：“只有那些懂得欣赏‘生活本身艺术’的人，才能够在富足生活到来时真正享受它。”
在凯恩斯所在的二十世纪过去五分之四的时候，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一半了。 《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发表以来，排除物价因素，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加到16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6倍。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在过去的80年中，全球经济以相似的速度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整体上变得和凯恩斯所设想的一样富裕，这种财富并不能等同于闲暇。（上次有人向你抱怨可做的事情太少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而从日常生活上看，这也足够导致我们精神崩溃。
布利基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华盛顿邮报记者，是最近一个讨论该问题的作者，她粗略地谈及凯恩斯理论出现的问题。在《不堪重负：哪有时间谈什么生活、恋爱、娱乐》（Overwhlemed: Work, Love 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一书中，她探讨了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会感到如此手忙脚乱。
为了阐释“不堪重负”（overwhelmed），舒尔特首先从对自己闲暇时间的估测，或者说是闲暇时间的匮乏开始谈起。她得到了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的帮助。罗宾森是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一名社会学家，也是时间管理方面的专家。
罗宾森指导舒尔特记录时间日记，还为她提供了许多表格模板。但是舒尔特发现，她的时间过于随心所欲，根本无法和模板中那些整齐的小方块对应，所以她决定在一个小小的黑皮本上记录自己的一天。某天下午，她在桌边一边吃着午餐，一边等待着为她儿子提供肾上腺素的药商的联络，同时还在网上检索如何为她客死中国的姐夫办理死亡证明。她打电话给罗宾森，问他怎么给这些活动分类。罗宾森告诉她只要坚持记日记，分类的事情他会去做。但是当他见到舒尔特拿来的一打小黑皮本的时候，也犯了愁。想要看完这些东西就几乎不可能，更别说去分析它们了。“这写的是什么？”他问道，指着9月16日凌晨2点那里写着的词。
“恐慌，”舒尔特告诉他，“在恐慌中醒来”。
舒尔特索性把对自己闲暇时间的研究搁置一边，她决定直接去巴黎参加国际时间管理研究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me Use Research）的年度会议。（一个哈佛的社会学家告诉她：“学界对研究时间压力不断增加的原因十分感兴趣，这也是目前时间研究领域最热门的话题。”）她参观了纽哈文（New Haven）的耶鲁压力中心（Yale Stress Center）；她去俄勒冈（Oregon）拜访了那些压力过大的波兰母亲们；她还去了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参加了一次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在法戈的生活压力很大。”小组的组织者说。舒尔特还以减轻自身压力为名，参加了一个空中飞人课程，从20英尺高的平台上跃下。这一路上她讨论了对她所谓“不堪重负”现象的种种可能解释，就好像是在谈论我们之外的事物一样，比如北极，比如亚马逊。
她早先提出的一个理论是，忙碌能够获得社会地位。你越是忙碌，就越显得重要。正因此，人们争先恐后地——或者至少是看起来是来去匆匆。她在北达科他大学咨询了一名研究人员安·博纳特（Ann Burnett）。博纳特收集了五十年间的假日问候信件，发现人们越来越少表达对时节的祝福，而是更多地描述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繁忙。基于这个发现，博纳特总结道，现如今赶超与自己地位相仿的人就意味着要比他们的日程更忙。 （在一封最近的信件中，一位母亲对带着她的孩子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开车数百英里”这件事很是自豪。）“这其实就是一种‘偏要比你忙’的心态。”博纳特说。
舒尔特想到的第二条理论是“不堪重负”的作用并不体现在美国人有多少事去做，而是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去思考他们有多少事情要做。一名正在回家的路上浏览之后要买的购物单的医生并不比那些专注于手头工作的人忙碌多少，但是前者会感到更加忙碌。反之，如果一名律师在和他的孩子们玩耍，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就是在休息，但是如果他一直翻看手机，查阅办公室发来的信息，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毫无喘息之机。舒尔特将其称为“精神循环现象”（mental tape-loop phenomenon）,她说正是这种现象蚕食着我们宝贵的精力，所以我们甚至无法“决定自己想什么，我们总是在工作的时候担心家事，却在家里担心工作。”
但是这些解释都无法完全令舒尔特满意，她继续研究。不久之后，她将目标锁定在许多女人之前就发现的地方：男人。当代许多美国女性都有工作，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的母亲们在家庭之外工作。还有许多女性的收入已经超过丈夫，在双职工家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妻子薪水超过配偶。
即使如此，研究显示女人们还是承担大部分的家务事：大约在70%至80%之间。如果他们有孩子，照顾孩子的重任也会落在她们身上。“尽管现在的男性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舒尔特写道，“但是仍然只有女人日常所做的一半。”她总结道，比起男性，有更多的女性认为自己忍受“慢性压力和生活失控”也就不足为奇了。
舒尔特挑选出了两位男性作为反面典型。第一位是帕特·布察南（Pat Buchanan）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担任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的顾问，曾说服总统否决一项复杂的儿童关爱法案。另外一位就是她自己的丈夫，我们只知道他叫汤姆（Tom），如果你肯谷歌一下，你就知道他就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记者汤姆·伯曼（Tom Bowman）。
汤姆甚至不知道他儿子牙医的办公室在哪儿，因为他几乎从来不带他们去看儿科。他“本应该去购物”，但是他不肯列购物单，经常回来的时候少买几样必需品比如厕纸。某个感恩节的早上，正当舒尔特为十八个人准备丰盛大餐时，汤姆从冰箱里抓起六捆啤酒径自跑到了朋友彼得家中。这个假日里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引发极大危机，舒尔特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并且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平等的家务分配。但是为什么即使舒尔特已经“不堪重负”却依然选择为十八口人精心准备晚餐呢？这其中的原因，她从来没解释过。
距离凯恩斯首次提出“经济前景”已经过去了八十年。有两名意大利经济学家，洛伦佐·佩奇（Lorenzo Pecchi）和古斯塔夫·皮加（Gustavo Piga）对此提出了简介。他们指出，为什么“聪明如凯恩斯”，能够“如此正确的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却在预测未来人的闲暇时光的时候大错特错呢？他们决定把这个问题抛给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们。也许他们也询问了一些女性，但是所有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都是男性。最终的成果汇编成一书《再访凯恩斯》（Revisiting Keynes，2008），这本书告诉我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同样饱受“不堪重负”之苦。
几个学者在书中指出，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误解了人类的自然本性。凯恩斯假设人们工作是为了赚钱购买需要的东西。因此他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这个需求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得到满足。工人们的下班时间越来越早，最后他们可以在午饭前就回到家中。
但是人们并非如此。比起早下班，他们不断发掘新需求。现在有很多新事物是凯恩斯写文的时候根本想也没想过的——笔记本电脑，微波炉，Xbox，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电冰箱，普拉达（Prada）手袋，真实信仰（True Religion）牛仔裤，电池供电的肉类温度计，还有那些用冰箱冷冻后放进啤酒里、喝的时候就可以保持啤酒冰冷的小玩意儿。
“许多类型的物质消费都会很大程度上促进习惯的养成，”加里·贝克（Gary Becker）和路易斯·拉奥（Luis Rayo）将他们的发现写在《再访凯恩斯》一书中，“在最初的新鲜期过后，普通消费者会对他们购买的东西越来越习惯……很快就会有新的产品加入购买计划。”贝克和拉奥认为，这种“欲求不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人类“随着环境的进步，参考标准也会水涨船高。”
与之相对，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提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则采用了建构主义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当然不包括意大利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美国人一样。但是此后，根据凯恩斯的说法，欧洲人开始用收入换取休闲。
现在一个普通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年比英国人多出约140小时，比法国人多出300小时。（现在法国法律规定工人每年应有30天带薪休假，英国规定为28天。但是在美国，相应的数字是0.）斯提格利茨预言欧洲人会更进一步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且越来越善于享受闲暇；与此同时美国人则会成为熟练的消费者，继续工作更长的时间，买更多东西。比如电视，他补充道：“可以在每个房间都放上一个，还有汽车的前部后部都可以装。”第三组经济学家则对凯恩斯“闲暇比工作更好”的假设提出质疑。工作也许不能令我们更自由，但却让我们的每天充满意义，没有这些我们会迷失自我。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菲尔普斯（Edward Phelps）指出，一份职业给我们带来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当今社会我们所能达成的自我实现。”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说法更加犀利。“勤奋工作是使我们前进的唯一方法，”他写道，“有太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学习、去制造、去提高，我们不能觉得自己还生活在伊甸园里，一点一滴的时间都不能浪费。子孙后代们，不断前进吧。”
普通工人的说法当然是个抽象概念，重要的不是它的数学意义，而是真正的个体谋生并抚养后代的经历。同时，根据个体受雇情况的不同，这些经历也大相径庭，比如沃尔玛的仓库保管员和对冲基金的经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收入前1%的群体——尤其是前0.1%——实际收入不断飙升，与之相比余下人群的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否可以解释凯恩斯主义者的疑惑？直观来看，这似乎讲得通。新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停下来细嗅蔷薇——它们可是花了重金从厄瓜多尔空运来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恰恰是那些收入较低的工人享受更多的闲暇，反之高收入群体却感到时间压力大。即使是在单职工家庭中，情况也大抵如此。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丹尼尔·海莫默什（Daniel Hamermesh），以及首尔西江大学的李正敏（Jungmin Lee），两位经济学家针对这一现象展开研究。他们用了一个缺乏同情心的名词来指代舒尔特所说的“不堪重负”，那就是“雅痞牢骚”（Yuppie kvetching）。
为什么雅皮士们那么努力工作，反过来却来抱怨工作呢？这里有存在几种情况。首先是由雅皮士本身所在的群体环境决定的。在“胜者为王”的经济中，人们有足够强大的动力驱使自己站在胜者一边，而想要赢就意味着你要比对手们在办公室里呆得更久。同时我们还联想到所谓的“加班奖金”（long-hours premium）——雇员们在40小时之外的加班时间中每小时获得的报酬——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已经翻了一番。
高付出意味着高回报，那么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可能原因。不妨设想，一名沃尔玛店员和一名对冲基金经理都打算请一下午假观看孩子的棒球比赛。对店员来说，请半天假意味着损失不到40美元的工资。但是对对冲基金经理来说，一个下午损失的贸易也许高达百万美元，放弃这些去看儿子三振出局恐怕代价过于沉重。这个棒球场的例子当然也适用于学校戏剧表演，纪念日晚餐，甚至一年一度的韦尔（Vail）家庭滑雪之旅。这不对等的补偿正是驱动高薪阶层继续工作的不对等动机。
又或者富裕阶层感到时间压力大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富裕阶层。早在1970年，瑞士经济学家斯塔凡·林德（Staffan B Linder）创造了一个词语“匆忙休闲阶层”（hurried leisure class）。林德说人们越是富有，就越会感到紧张，因为他们会不自觉地强迫自己在休息时的每一个时间单位里消费更多的东西。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多重消费”（simultaneous consumption）的比重越来越大。林德猜想一个“匆忙休闲”的人会一边“喝着巴西咖啡”，一边“抽着荷兰雪茄，呷一口法国白兰地，读着《纽约时报》，听着布兰登堡协奏曲，和他的瑞典妻子一起。”而今天我们的多任务休闲者可以一边享受比利时精酿啤酒，一边吃着寿司，阅读《经济学人》，听洛德（Lorde）的歌，一边订机票准备探望他斯德哥尔摩的女友。总之，你能够想象这样的画面。
凯恩斯传记的作者之一，罗伯特·斯德尔斯基将《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称为凯恩斯思想中“矛盾的总和”。凯恩斯是一个嘲笑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一个蔑视钱财的精明投资者，一个幻想飞行的睿智冷静的精神分析师。《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比凯恩斯其他的任何作品都更集中地反映出凯恩斯的乌托邦思想：人们不仅能够解决物质需求的问题，还能解决如何充分享受不受物质需求制约的生活的问题。
凯恩斯设想，未来资本主义的果实都将用来为资本主义赎罪。“所有的社会习俗和经济实践……不论它们是怎样的不仁不义，因为它们能够极大地促进资本积累，所以现在的我们不惜一切也要维持着。但是未来，我们终将摒弃这些，获得自由。”他写道。
令人失望的是，现实与愿望相悖——不平等还在继续，休闲时间越来越少，而抱怨不堪重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整体行为还是个体行为，都说明了我们仍然相信更多的财富才是解决问题之道。重新审视这个信念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我们有时间这么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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