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正，江蘇震宇震律師事務所律師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本該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但是對於基層法官而言，日子似乎並不好過，據說，最近案子特別多！
我接到一個買賣合同案件，雙方達成了退貨協議，買方退了貨物，賣方卻沒有返還貨款。立案前，我對管轄不放心，向同事請教，我們對於合同履行地果然產生了分歧：
《合同法》第62條規定，履行地點不明確的，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同事認為，“給付貨幣”特指買方的支付貨款，故履行地點在賣方，要到賣方法院立案；我則認為，對於購買而言，買方要“給付貨幣”，但對於退貨而言，卻是賣方要“給付貨幣”，故履行地點在買方，也可以在買方法院立案。
買方和賣方處於兩個不同的區縣，為了方便今後的開庭，我自然先到買方法院立案。立案大廳的法官看了起訴材料，問了幾個問題，我迫不及待地問，管轄有沒有問題？法官說，可以立案，但是近期收了100多個案件，確實忙不過來，建議我到賣方法院立案。
對於一線法官的難處，我非常理解，自己畢竟在檢察院“打工”過幾年，對於基層法院、檢察院的“案多人少”一直有著切身的體會。於是，我接受了法官的建議，決定到賣方法院碰碰運氣。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條的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原告就被告是管轄的通常規則，賣方作為被告，賣方法院具有管轄權，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如果有“強迫症”，賣方法院似乎還是最適宜的管轄。
對於賣方法院的立案難，我雖早有耳聞，但還未領教。據說，該院最近還“打發”律師們到派出法庭立案了。我開車從買方法院衝到了賣方法庭，立案“小廳”只有一個法官，而我也是唯一的“客戶”，法官似乎並不歡迎我，接過材料看了看便說，可以在買方立案嘛，我直言不諱買方法院案子太多，法官解釋說，法庭只有4個法官，每天都立10多個案件，他們根本忙不過來。
對此，我不僅沒有據理力爭，反而異常的心平氣和。兩家法院都很坦率地承認自己有管轄權，但又都不肯立案，都希望對方立案，這種隔空“踢球”或許真是一種無奈之舉！
這也再一次印證了我之前的判斷，立案難只是一個偽命題，立案本身並不難，難的是法院是否有足夠的法官，法官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辦結這麼多的案件！
我不得不折返到買方法院，還是那位法官，我向他說明了在賣方法庭的“遭遇”，法官似怒非怒地說，他們難道沒有學習過《民事訴訟法》嗎？幸運的是，法官沒有繼續為難我，幫我快速地立了案子。
之前因為公安系統故障，連續幾天無法查詢人口信息，立案已經被耽誤了，在清明假期前一天，案子終於立上了，整個人感覺神清氣爽。說實話，這次“遭遇”本身不值一提，但細思極恐，如果買方法院繼續“踢球”，我又該何去何從呢？
律師經常要到法院立案，對於立案難，律師是“遭遇者”，抗爭也好，沉默也罷，都比較有發言權。除了立案窗口少、排隊時間長之外，律師最頭疼就是管轄問題了。窗口少、時間長，可以在法院上班之前就去排隊，今天沒立上明天可以繼續，排隊是天經地義之事，律師應當遵守，也完全可以克服。但是管轄就不同了，一旦兩家法院之間“踢球”，那律師就要疲於奔命了。
管轄問題，理論上爭搶立案和推諉不立案這兩種情形，但實際上，推諉不立案的更為普遍。相反，如果法院都爭先恐後地立案，那立案難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
對於推諉不立案，在實際操作之中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法院以沒有管轄權為由不立案，任憑你律師爭個面紅耳赤、口乾舌燥，人家法官就是認為沒有管轄權，就是不給你立案，你能奈何？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立案難”。
另一種是兩家法院都有管轄權，但是都不願意立案，還都建議你律師到對方法院立案。其隱含意思是，反正又不是我一家法院有管轄權，你律師憑什麼就讓我立案？這是典型的“以鄰為壑”，當然更是一種赤裸裸的“立案難”。
我始終認為，立案難既然是一種普遍現象，我們就不應該苛責於法官。法官與律師無仇無怨，幹嘛要故意刁難呢？換位思考，法官也有難以言表的苦衷，身處立案一線，各種矛盾和問題呼嘯而來，他們在無形之中就成了司法的“替罪羊”。
法院解決立案難，不能靠“踢球”，球技再好，也只是讓某一個法院減少了案件、佔到了便宜，但所謂此消彼長，那些被踢的案子最終還是要其他法院來承接的。相比而言，破局比“踢球”更為明智，此次“遭遇”使我即興想到了兩條不成熟的破局辦法。
一是對於所有民事案件，原告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地法院立案，法院應該一律接收起訴材料，如果認為自己沒有管轄權，就應該由自己負責移送到有管轄權的法院。管轄權本來就是法院的司法權力，發生分歧實則是“權力紛爭”，自然應該由法院內部自行解決，將皮球踢給律師，顯然不符合權力的屬性。管轄爭議常常涉及到事實和證據問題，立案之時就進行實質性審查，還涉嫌違反了立案登記制的規定。
法院先受理再移送並非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例如：《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法院發現受理的案件不屬於本院管轄的，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應當受理。第37條還規定，法院因管轄權發生爭議，由爭議雙方協商解決；協商解決不了的，報請共同的上級法院指定管轄。
據此可知，法院即使錯誤地接收了立案材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法律已經明確地規定了法院內部的移送方式和解決辦法，只要認真地執行，法院內部完全可以圓滿地解決管轄問題。說白了，管轄問題常常不是真的問題，它只是成為了某些法院解決“案多人少”問題的抓手而已。
二是通過訴訟費來激發法官辦案的積極性。如果案多案少一個樣，都是吃“大鍋飯”，那麼還有法院願意多立案，還有法官願意多辦案嗎？在保障各級法院基本經費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訴訟費的槓桿作用，確立多立案、多辦案能夠獲得更多的合法收入，這又有何不可呢？
司法改革要求，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訴訟費統一上繳省級國庫。在此前提下，省級法院和財政部門能否出臺科學的法官薪酬激勵體系？例如，根據地方各家法院的案件數量和訴訟費數額，給予其相應的一定比例的“返點”，讓一線辛勤辦案的法官“多勞多得”。如此，辦案的價值，法官的價值，才能夠更加充分地體現。對於法官群體而言，或許差別化待遇才是更為公平的待遇。
如果我們再異想天開一些，是否還可以這樣奢想：若干年後，隨著司法理念、制度和科技的變革，立案難徹底破局，法院是開門立案和辦案，來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我們不僅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立案，甚至還可以自由地選擇明星法院和法官來審理自己的案件，那將是一幅多麼美好的司法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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