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正，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本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对于基层法官而言，日子似乎并不好过，据说，最近案子特别多！
我接到一个买卖合同案件，双方达成了退货协议，买方退了货物，卖方却没有返还货款。立案前，我对管辖不放心，向同事请教，我们对于合同履行地果然产生了分歧：
《合同法》第62条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同事认为，“给付货币”特指买方的支付货款，故履行地点在卖方，要到卖方法院立案；我则认为，对于购买而言，买方要“给付货币”，但对于退货而言，却是卖方要“给付货币”，故履行地点在买方，也可以在买方法院立案。
买方和卖方处于两个不同的区县，为了方便今后的开庭，我自然先到买方法院立案。立案大厅的法官看了起诉材料，问了几个问题，我迫不及待地问，管辖有没有问题？法官说，可以立案，但是近期收了100多个案件，确实忙不过来，建议我到卖方法院立案。
对于一线法官的难处，我非常理解，自己毕竟在检察院“打工”过几年，对于基层法院、检察院的“案多人少”一直有着切身的体会。于是，我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决定到卖方法院碰碰运气。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原告就被告是管辖的通常规则，卖方作为被告，卖方法院具有管辖权，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如果有“强迫症”，卖方法院似乎还是最适宜的管辖。
对于卖方法院的立案难，我虽早有耳闻，但还未领教。据说，该院最近还“打发”律师们到派出法庭立案了。我开车从买方法院冲到了卖方法庭，立案“小厅”只有一个法官，而我也是唯一的“客户”，法官似乎并不欢迎我，接过材料看了看便说，可以在买方立案嘛，我直言不讳买方法院案子太多，法官解释说，法庭只有4个法官，每天都立10多个案件，他们根本忙不过来。
对此，我不仅没有据理力争，反而异常的心平气和。两家法院都很坦率地承认自己有管辖权，但又都不肯立案，都希望对方立案，这种隔空“踢球”或许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立案难只是一个伪命题，立案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法院是否有足够的法官，法官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办结这么多的案件！
我不得不折返到买方法院，还是那位法官，我向他说明了在卖方法庭的“遭遇”，法官似怒非怒地说，他们难道没有学习过《民事诉讼法》吗？幸运的是，法官没有继续为难我，帮我快速地立了案子。
之前因为公安系统故障，连续几天无法查询人口信息，立案已经被耽误了，在清明假期前一天，案子终于立上了，整个人感觉神清气爽。说实话，这次“遭遇”本身不值一提，但细思极恐，如果买方法院继续“踢球”，我又该何去何从呢？
律师经常要到法院立案，对于立案难，律师是“遭遇者”，抗争也好，沉默也罢，都比较有发言权。除了立案窗口少、排队时间长之外，律师最头疼就是管辖问题了。窗口少、时间长，可以在法院上班之前就去排队，今天没立上明天可以继续，排队是天经地义之事，律师应当遵守，也完全可以克服。但是管辖就不同了，一旦两家法院之间“踢球”，那律师就要疲于奔命了。
管辖问题，理论上争抢立案和推诿不立案这两种情形，但实际上，推诿不立案的更为普遍。相反，如果法院都争先恐后地立案，那立案难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对于推诿不立案，在实际操作之中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不立案，任凭你律师争个面红耳赤、口干舌燥，人家法官就是认为没有管辖权，就是不给你立案，你能奈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立案难”。
另一种是两家法院都有管辖权，但是都不愿意立案，还都建议你律师到对方法院立案。其隐含意思是，反正又不是我一家法院有管辖权，你律师凭什么就让我立案？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当然更是一种赤裸裸的“立案难”。
我始终认为，立案难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就不应该苛责于法官。法官与律师无仇无怨，干嘛要故意刁难呢？换位思考，法官也有难以言表的苦衷，身处立案一线，各种矛盾和问题呼啸而来，他们在无形之中就成了司法的“替罪羊”。
法院解决立案难，不能靠“踢球”，球技再好，也只是让某一个法院减少了案件、占到了便宜，但所谓此消彼长，那些被踢的案子最终还是要其他法院来承接的。相比而言，破局比“踢球”更为明智，此次“遭遇”使我即兴想到了两条不成熟的破局办法。
一是对于所有民事案件，原告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地法院立案，法院应该一律接收起诉材料，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就应该由自己负责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权本来就是法院的司法权力，发生分歧实则是“权力纷争”，自然应该由法院内部自行解决，将皮球踢给律师，显然不符合权力的属性。管辖争议常常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立案之时就进行实质性审查，还涉嫌违反了立案登记制的规定。
法院先受理再移送并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应当受理。第37条还规定，法院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据此可知，法院即使错误地接收了立案材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法律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法院内部的移送方式和解决办法，只要认真地执行，法院内部完全可以圆满地解决管辖问题。说白了，管辖问题常常不是真的问题，它只是成为了某些法院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抓手而已。
二是通过诉讼费来激发法官办案的积极性。如果案多案少一个样，都是吃“大锅饭”，那么还有法院愿意多立案，还有法官愿意多办案吗？在保障各级法院基本经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诉讼费的杠杆作用，确立多立案、多办案能够获得更多的合法收入，这又有何不可呢？
司法改革要求，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诉讼费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在此前提下，省级法院和财政部门能否出台科学的法官薪酬激励体系？例如，根据地方各家法院的案件数量和诉讼费数额，给予其相应的一定比例的“返点”，让一线辛勤办案的法官“多劳多得”。如此，办案的价值，法官的价值，才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对于法官群体而言，或许差别化待遇才是更为公平的待遇。
如果我们再异想天开一些，是否还可以这样奢想：若干年后，随着司法理念、制度和科技的变革，立案难彻底破局，法院是开门立案和办案，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我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立案，甚至还可以自由地选择明星法院和法官来审理自己的案件，那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司法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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