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者簡介
姚志康，1952年生人，祖籍上海市長寧區周家橋高家巷後宅（今玉屏南路560弄）姚氏宗族，一個嘀嘀呱呱的上海土著。老姚曾是一名機關幹部，從事業餘寫作三十餘年，著作頗豐。尤其擅長紀實文學寫作，近年來在本公眾號上發表多篇鄉土紀實作品，深受家鄉網友喜愛。
提起“舊區改造”，讓人聯想起“棚戶區”、“下只角”等久違的名詞，更早年代還有“滾地龍”、“草棚棚”、“江北棚”等貶義詞。長寧區於2013年完成成片舊裡改造任務，拔了當時8箇中心城區的頭籌。筆者和家鄉老少網友聊聊“棚戶區”和“舊區改造”的故事——
古北路兩側的周家橋連片棚戶舊裡，左為4號地塊，右為3號地塊。攝影：鄭惠國
同一角度拍攝古北路兩側的周家橋新貌，圖中大橋勾連長寧與普陀兩區。
棚戶區密不透風，圖中一戶人家屋簷挨著鄰居的陽臺欄杆。這幅“屋簷下的晚餐”在上海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展覽上展出。(來源：網絡)
周家橋街道楊家宅（今春天花園樓盤）一弄堂人家的生活場景。攝影：鄭惠國
棚戶區與上海開埠後移民相關
上海近代開埠之前，與江南水鄉並無二致，處於農業社會。過去的老上海人還會說：“到城裡去”。指的就是南市，清朝上海道臺衙門設在南市的城裡（現在僅存一小段城牆），城外就是廣袤田野和自然村落。鴉片戰爭的堅船利炮敲開了“五口通商”，上海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近代工業的出現，尤以蘇州河兩岸的民族工業為甚。工業的興起需要大批勞動力走出田間，走向車間。僅上海本地的勞力遠遠不夠，大量移民（以江浙為主）便開始湧入上海，江蘇移民中又以蘇北地區的移民最多。
上世紀80年代國棉21廠門前的長寧路，圖中右上角白牆面處是21廠正門，右下角處是21廠東門。（來源：區地名辦）
從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移民潮”，讓開埠前不足10萬人口的上海小縣變成520萬人口的遠東第一大都市，接納了超過本土人口50倍以上的外省移民，這些移民中蘇北移民約佔40%以上。其間，每遇水旱蝗災或是戰亂，如抗戰爆發，都是出現移民的高潮階段。
棚戶區與本地老宅子犬牙交錯
蘇北移民到上海，初始是搖著小舢板從吳淞江（北新涇以東稱蘇州河）進入上海，便在蘇州河的河灣港汊停泊，上岸拾荒、打短工為生。待有了穩定營生後，棄船上岸，落腳定居。20世紀初，蘇州河沿線出現大量的工廠。靠近蘇州河就是靠近工廠，便於尋找“飯碗”；靠近本地宅子，是周邊有空地，便於落腳。這就形成了老宅子與棚戶區犬牙交錯的地域風貌。
當時長寧區由西向東分別是：北龔家宅（芙蓉江路仁恆河濱花園）東側是“蘇北裡”（今虹橋新天地樓盤）；李家門陷落長寧路1895弄棚戶區的包裹；高家巷（今玉屏南路560弄）西側是“解放裡”；林家宅（遵義路）西側是“小河南”。沿長寧路的範更浪（今長寧新城）、朱家宅（今中山公寓）、蘇家角（今園林天下樓盤）、盧薛宅（今兆豐大廈等高層）等等老宅子都被棚戶區包裹。著名的棚戶區“西新街”挨著姚家角，宣化路上的孫家宅、諸安浜都和棚戶區密不可分。
長寧區著名的棚戶區蘇北裡（今虹橋新天地小區），此圖攝於動拆遷前夕。攝影：鄭惠國
蘇北裡地塊建起的虹橋新天地小區，大橋引橋也佔了一部分土地。
80年代的蘇家角，今玫瑰坊、花園大廈連同北側的園林天下地塊，匯川路當時還未闢建。（來源：區地名辦）
建在蘇家角地塊上的花園大廈等建築，長寧路匯川路口。
宣化路、安西路、安化路、定西路圍閤中的孫家宅地塊。（來源：區地名辦）
孫家宅於80年代拆除後建起的4萬平方米商住樓盤。（來源：掃描區志圖片）
長寧路凱旋路東南側的著名棚戶區西新街。（來源：區地名辦）
90年代西新街拆除後建起的商務商業樓宇
棚戶區從“滾地龍”到簡易房
棚戶區在過往的歲月裡並不是一層不變的存在。筆者的故居高家巷後宅緊挨著“解放裡”，目睹著“解放裡”民居從解放後到80年代動拆遷的演變過程。聽老輩人介紹，“解放裡”的土地原是高家巷本地人家的農田，現在的玉屏南路1958年之前是蘇州河一條支流，在今天的婁山中學（原古北中學）內向北流向蘇州河，拐彎處的農田成了“解放裡”蘇北移民的落腳處。老輩人告知，當初這些蘇北難民用毛竹在地上搭一個“人”字型草菴子，人進出需要躬身彎腰，這就是“滾地龍”的由來。待有了一點經濟能力後，便建起籬笆當牆（籬笆裡外糊泥巴石灰），蘆葦稻草鋪頂的草屋，這就是“草棚棚”的由來。解放後，經濟能力進一步提升，富裕些的蘇北人家，蓋起磚木結構的平房或兩層小樓房，能力差一些的人家，把草棚棚的牆壁換成單磚砌成的牆壁，上蓋還是草頂。筆者的不少小學初中同學就居住在這樣的草頂簡屋裡。每遇颱風季節，便用油毛氈鋪在草頂上，油毛氈上攀著粗麻繩，繩的兩端墜上大石塊，以防大風掀掉屋頂。這樣的住房條件維持到“文革”爆發。
法華鎮路上車橋給水站，80年代之前居民飲用水由給水站供應。（來源：區地名辦）
華陽街道內的徐家宅舊貌。（來源：區地名辦）
周家橋1號地塊小河南拆除前舊貌，圖中的樓房都是煤屑磚建造。（來源：區地名辦）
建在小河南地塊上的虹橋新城。
十年“文革”時期，棚戶區面貌發生悄然改變，不是官方所為，而是百姓自己解決。當時的蘇北移民已有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了，急需改變住房匱乏的狀況。改變的機遇有二，一是房管部門被“運動”所擾，辦不辦執照眼開眼閉；二是百姓發明了“煤屑磚”。計劃經濟年代，磚頭瓦塊都是計劃供應，老百姓採購不易。不知誰發現天原化工廠電石車間生產乙炔氣體的下腳料“電石汙”是制磚的好原料。早先廠方要花錢清除這些汙染農田的電石汙（成膏狀）。發現其利用價值後，廠方開始無償奉送，後來需要花兩元錢買一板車。於是，購買者把板車擋板加高，裝多裝少都是2元錢。電石汙拌上煤屑（工廠燒大爐都有），裝在一個模具裡，用鐵夯砸實後，打開模具，將煤屑磚放在太陽下曬乾。上海方言“砸”叫“敲”，俗稱“敲煤屑磚”。一塊煤屑磚抵上六塊標準紅磚。於是乎，棚戶區裡家家“敲煤屑磚”。買不到鋼筋，用撿來的廢鋼絲廢鐵條做龍骨，自己澆築混凝土桁條（蓋樓的房梁）。像燕子壘窩似的翻蓋起新房。到“文革”結束，草棚棚歷史也隨之結束。
推倒草棚簡屋，煤屑磚造樓房，兩層不夠造三層；三層不夠造四層。以致於在這些棚戶區裡出現了許多“一線天”，兩戶山牆之間只能見到上方天空的一線光亮。
棚戶區裡許多弄堂狹窄得只能一人行走，人們戲謔為“一線天”，圖為西新街裡的“一線天”。（來源：掃描區志圖片）
棚戶區裡家家一本辛酸史
當年居住棚戶區的姑娘是最忌諱別人問她居住在哪兒？因為，只要你一說出真實地名，完了，你的身世暴露了。許多姑娘給介紹人（媒人）說自己居住地時，往往說一個含混地址，比如說“長寧路郎相”，長寧路長著呢，就是不敢說“小河南”、“蘇北裡”，生怕男方看不起自己。本地人家有姑娘待嫁的，做孃的會反覆叮囑；“人家幫儂介紹男朋友，要問問清爽，伊是啥地方人？”言下之意，如果是蘇北人，最好不要交往，因為，蘇北人家普遍貧寒。
長寧路三角場地段舊貌。（來源：區地名辦）
90年代末婁山關路闢通至長寧路，當年的新美照相館正好在路口位置。
上海改革開放前人均居住面積4.3平方米,是全國“倒數第一”。民間素有“一間房子半個娘子”之說，可見上海住房之緊張。棚戶舊里人家說起當年居住窘迫狀況，家家都有一段辛酸史。僅舉一例。筆者當年在安徽的一位插兄，家住長寧支路菜場邊上的小弄堂裡。他家住閣樓，樓下另一家，樓下留出小半間作為樓上樓下公用面積。閣樓靠屋簷處直不起身。他的哥嫂結婚後，用一條布簾子隔開，讓老孃住在直不起身的屋簷處。插兄探親回家，等樓下鄰居入睡後，才能在走道里搭鋪。天不亮趕緊捲鋪蓋，否則影響樓下人家倒馬桶、買小菜進出。更讓人心寒的事在後頭，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出臺知青子女戶籍可以回滬的政策。他的哥嫂死活不願做監護人，如要做，有個前提條件，讓弟弟簽下承諾書，答應將來動拆遷，侄兒沒有名份，結果兄弟反目。大姐看不下去，拉了小弟一把，讓侄兒的戶籍遷到姑媽家。
秀水路舊貌，今改為長寧支路（華陽路至江蘇路段）。（來源：區地名辦）
長寧支路西端（原秀水路）新貌。
80年代長寧路範更浪西段，簡稱“範西”，棚戶人家違章搭建佔據了人行道。（來源：區地名辦）
同一地段30年後新貌。圖片中的那個路口系萬航渡路與長寧路交匯處，左為“範西”，右為“範東”。
“365”舊改消除成片棚戶簡屋
1998年，市政府提出“用3至5年的時間改造上海365萬平方米成片危棚簡屋”的目標，簡稱“365”舊改。前文所敘的“三灣一弄”也是在“365”之列。長寧區把落實“365”的重點投向了周家橋地區，因為經過前20年的舊區改造,區境內除周家橋地區外，已無連片棚戶區了。長寧區已從1979年的40萬平方米的棚戶簡屋縮減至1992年的3.2萬平方米,主要集中在周家橋地區。市、區兩級政府，提出了舊改新思路、新辦法。簡單地說，就是利用上海城市土地級差，用市場化手段進行土地置換的開發建設，用土地級差獲取的資金建設動遷安置房，以徹底解決廣大生活在棚戶舊里居民的住房難和城市更新的問題。
以周家橋街道為例，截至2004年，前後拆除危棚簡屋地塊22個，動遷居民18600餘戶，5萬餘人，新建居民區16個，入住居民22360戶，55848人，5年幾乎換了一茬居民。
80年代周家橋楊家宅舊貌。（來源：區地名辦）
80年代周家橋顧家弄舊貌。（來源：區地名辦）
建在楊家宅和顧家弄地塊上的春天花園小區。
始於1998年的“365”舊改讓周家橋從“下只角”躍升為“高大上”。
1996年之前住房商品化尚未施行，當時的舊改基本是市、區系統單位拆舊建新，造分配職工的福利房。其中面積最大的一塊是在咱的天山路街道（小部分在周家橋街道範圍），即中山西路464弄地塊，東起中山西路，南沿玉屏南路，西至遵義路，北臨長寧路，佔地12公頃。這塊號稱“皖北西村”的棚戶區（解放前安徽難民聚居地），是棚戶、舊裡和工廠的混雜地區。1978年，市城市規劃設計院對464弄地塊作了改造規劃，列位住宅小區。1979年起，先後由區住宅辦在玉屏南路、長寧路建多層和高層住宅樓。市二輕局關閉了星火冶煉廠，也建起多、高層住宅。地塊內中科院研究所和第七機械工業部711所兩家企業的鋼材建材倉庫遷走，上海玻璃瓶八廠也外遷。這一地塊在80年代建起高層8幢、多層60餘幢，總建築面積10萬平方米。
中山西路464弄地塊內的李家宅位於遵義路東側。（來源：區地名辦）
464弄地塊東至中山西路，西至遵義路，南抵玉屏南路，北臨長寧路，該地塊舊改從1982年至1989年。圖為該地塊現狀全貌，攝影站位長寧路1447號“遵義東大樓”樓頂向南俯瞰。
另一塊比較有名的是宣化路上的孫家宅地塊。孫家宅地塊內有2000多戶居民,大小單位35家，佔地6.6公頃。地塊東到安西路、南至安化路、西臨定西路、北靠宣化路。被市建委列為舊改基地。採取分批動遷、建設，首批建寧大廈（24層）、長樂大廈（18層），總建築面積2.6萬平方米;第二批3幢商住兩用大廈，總建築面積4萬平方米，起名富都花園。
這兩地塊14萬平方米住宅的崛起，按戶均50平方米計算，可解決2800戶職工的住房，有效緩解了當年的“住房難”。
孫家宅地塊上建起的商住樓，圖為宣化路上的富都花園。
“陽光動遷”讓動遷不再“第一難”
上世紀90年代，動拆遷被視為“天下第一難”。怎麼不難？誰不想在動拆遷中獲取利益最大化。說穿了就是動遷方與被動遷方之間的利益博弈。被動遷方往往吃準動遷方急於開工的心理，不達目的不簽約，成為“釘子戶”也在所不惜。又應了一句俗語：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於是，動遷戶中流傳：並（拖）下去總歸會有好結果。就是這一現象的存在，造成有些基地“翻燒餅。”典型的是曹家渡（今曹家渡金廷88廣場）地塊動遷長達10餘年，換了三個開發商。
曹家渡長寧一隅的88金廷廣場，當年動遷長達十年之久，圖為長寧支路一側。
2013年啟動的天山路680弄舊改地塊房屋徵收實施“陽光動遷”新政。
吃一塹長一智。有關部門總結經驗教訓，採取頂層設計，徹底杜絕過去那種不透明，甚至暗箱操作的動遷方法。出臺新政稱之為“陽光動遷”。其核心內容是“徵詢制”。在地塊改造前，開展兩輪徵詢，第一輪是動遷意願徵詢，解決“願不願改造”的問題。如果同意率超過90％，就啟動動遷。第二輪是動遷方案徵詢，解決“如何改造”的問題。動遷公司公示拆遷安置方案，街道、居委、居民代表全程參與方案制定過程。經多方協商確定最終拆遷安置方案後，通過簽訂含附加生效條件的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方式進行徵詢。第二次徵詢比例不低於80％；如果達不到預定比例，所籤協議無效，本地塊若干時間內暫緩動遷。
“陽光動遷”新政中，被徵收房屋的評估機構也是由地塊內動遷戶投票產生。圖為680弄地塊投選評估事務所場面。（來源：天支居委會）
680弄地塊拆平後作為臨時停車場，等待土地“招拍掛”後開發建設。
“陽光動遷”還有一個人性化的安置方案，即“數磚頭”加“託底保障”的安置方案。所謂“數磚頭”，即以被拆除房屋原有面積為補償依據，按被拆房屋的房地產市場評估單價再加一定的價格補貼，同時給予一定的套型補貼。專家們認為：“數磚頭”，拆一還一，充分維護了被拆遷居民的物權。所謂“套型託底”，即對按房屋面積進行補償安置後仍有困難的居民還進行住房保障託底，通過住房保障的途徑確保居者有其屋。
動遷過程的全公開，動遷速度普遍加快。新政一出臺，上海各區的舊改土地收儲的動遷速度屢創新高。2014年12月19日，長寧區115街坊（仙霞路婁山關路轉角西側）舊改土地徵收創上海動遷速度“新高”。410證動遷戶11月15日中午啟動簽約，至12月19日簽約率達98.54%，簽約戶中386戶已搬遷，搬遷率達95.37%。充分彰顯“陽光動遷”的魅力。
2014年12月啟動土地徵收的115街坊（婁山關路仙霞路口）拆平後現狀。該地塊當時創本市動拆遷速度新紀錄。
結語
2018年國慶期間，上海展覽中心舉辦“勇立潮頭——上海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主題展”。筆者站在“‘下只角’的蛻變”展板前，久久不願離去，那些只能在夢裡搜尋的棚戶區場景，在展覽版面上重現。
撰寫此文時，筆者搜尋了有關資料：上海1949年的人均居住面積3.9平方米，30年後的1979年為4.3平方米，30年人均增長僅0.4平方米；1990年，人均6.6平方米；2000年人均11.8平方米；至2017年末，上海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36.7平方米，居民住宅成套率達97.3%，和改革初的1979年相比增長了8.5倍。
常言道：數字裡面有政治。無須贅言，數字已告訴人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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