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的一篇人物隨筆,五六年前的舊稿。)
陳曉卿拍《舌尖上的中國》出了大名,其實,圈裡的朋友都知道,他原本就是一個骨灰級的吃貨,朋友聚餐,只要有他參與,到哪兒吃,一般都是他說了算,在微博上發的帖子,十有八九,都跟吃有關,而且有圖有真相,不由得人不流口水。一個吃貨拍出了吃的紀錄片,一點不讓人意外,意外的是,這片子居然聳動了全國,一時間,到處都在說“舌尖上的中國”。
其實,陳曉卿老早就有名了,在紀錄片這個行當裡,有誰不知陳黑子呢?全國各個大學的影視專業,幾乎都送他兼職教授的帽子。陳曉卿一表人材,僅僅因為生得黑,老是被一干電視人取消笑,也被他的哥們拿來開心,因電影《神探亨特張》而走紅的老六,曾經著文說,很擔心陳曉卿的兒子生下來,會像黑白花的奶牛(因為孩子他媽超級白)。只是,紀錄片這個買賣,小眾而且賠錢,拍片子卻又很費神費力,拍的再好,也不過圈裡揚名,出了圈,別說大眾,連小眾都不知道你是誰。
說起來,認識陳曉卿真有些年了。上個世紀末,中國還興拍政論片,策劃的時候,喜歡找幾個教授來扯扯。一次,陳曉卿主持拍的一個所謂的大片,把我也找去策劃,或者說胡扯去了。在觀摩了他們先前的策劃案之後,眾教授們都說好,誇的跟朵花似的。輪到我了,一張嘴,就把個策劃案給否了,否的十分徹底,用詞極不馴雅。當時的陳曉卿,腰板筆直,器宇軒昂,在我的感覺裡,一點都不黑——大概是因為我本人很黑。不黑的陳曉卿,說話也很敞亮,絲毫沒有因為我的唐突,有一點點的氣惱,反而很得體地稱讚了我給他們提供了很好的建議。當年的我,氣盛得緊,根本沒把他的話當真,揣上人家給的勞務費,揚長而去。回去的路上,拉我來的某策劃大腕,開車送我,一臉陰沉。我半晌不解,琢磨了好久才明白,原來這策劃案是他的手筆,請我來,原本指望我說點過年話的,沒想到我卻六親不認,來了個全盤否定。可憐他,還得開車送我回家。
從那兒以後,因為拍片的事兒,反而跟陳曉卿見的多了。慢慢發現,這哥兒們的確黑,跟我是難兄難弟。既然是黑兄弟,到一起,只能互相黑,我黑他清客,他黑我嘛……到現在還沒機會。陳曉卿跟我的關係,算不上鐵。真正鐵的,是他的一個小飯醉團伙,自稱“老男人幫”,湊到一起,吃飯喝酒,互相踩乎,也就是貶。反正喝醉沒喝醉,一張嘴,彼此都沒好話。裡面有張立憲(老六)、王小山、王軍、羅永浩、楊葵、土摩托,還有央視的柴靜和鳳凰衛視的陳曉楠。老男人幫裡,為啥有兩美女(也許還不止倆),我弄不明白,問了,人家也回答了,我還是不明白。老男人幫的聚餐,我去蹭過一次,照例是陳曉卿找地方,陳黑子買單,在吃飯的時候,陳曉卿也被踩乎的最厲害。他的黑,是說不完的話題。
說到這兒,我還忘提了,陳曉卿是央視的,而且是央視的正式員工。據說,央視的正式員工有兩種狀況,一種是做領導的,一種是不做領導但什麼也活也不幹的。陳曉卿不幸,兩種都不是。他幹活,而且要領頭幹活,但做領導卻沒份。做紀錄片,也發不了財。自己吃苦受累,領著一班人也吃苦受累。做了很多片子的製片人,沒有一次可以高高在上指手畫腳的,總是領著大家一起幹。做電視的人都知道,拍紀錄片對畫面和技術要求最高,拍攝最辛苦。真格地需要摸爬滾打,無論颳風下雨,無論地凍天寒,爬坡下水,需要什麼鏡頭,就得拍什麼鏡頭。造景和擺拍這種事兒,在紀錄片行當裡頭,是沒有份額的。陳曉卿是廣院出身的專業人士,不幸幹上了一個電視界吃力不討好的事業,而且更不幸的是愛上了這個事業,吃苦受累而且捱罵,自是家常便飯。幹起活兒來,他是真黑,自己帶頭黑,對別人要求也黑。
這年頭,拍電視,是戴著鐐銬跳舞的事業。戴著鐐銬跳舞,還能跳出滿堂彩來,真叫本事。一個吃貨,居然吃成正果了。
附註:張鳴,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主任。著作有《共和中的帝制》、《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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