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徜徉在漢代的書法歷史中，深深地感受到力度與美。
大漢王朝，歷經426年，一幅幅風雲變幻的畫圖，彰顯出雄強雄渾雄壯的大氣概。反映到藝術上，哪怕一座小小的漢雕，都盡顯厚重、古拙、純樸、至簡的特點。說到書法，此時五體漸趨完備，俱融入了大漢元素。小篆之改良，隸書之定型，草書(主要指章草)作為輔助字體的普及應用，以及行、楷體也漸次形成。以至湧現出眾多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以及書寫大量經典碑偈石刻，開啟了中國書史上第一個書法藝術的浪潮。
清代康有為慧眼獨具，在《廣藝舟雙楫》中評曰，“吾謂書莫盛於漢，非獨其氣體之高，亦其變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後世莫能外，蓋體制至漢，變已極矣。”
大漢朝確實產生了眾多著名書法家，書史上列舉頗多。如前漢的張安世、嚴延年、王尊、谷永、陳遵、劉穆、劉睦、史游，後漢的師宜官、曹熹、杜度、許慎、崔瑗、梁鵠、蔡邕、王次仲、劉德昇、邯鄲淳等等。漢靈帝崇文好書，設“鴻都門學”，招聘天下文士，多達幾百人，為書法藝術推波助瀾。兩漢大名鼎鼎、影響至今的大有人在。如史游擅長章草，作《急就章》; 蔡邕擅長隸篆，創制“飛白書”; 杜度崔瑗張芝，由章變草，創立今草“一筆書”; 曹喜創垂露篆、懸針篆，等等，高手濟濟，不勝枚舉。
書法理論應運而生，湧現一批高起點的理論家，同書法興起、發展如影如隨，相互促進。較早的河南老鄉許慎所撰《說文解字》，其中的《敘》篇，闡述了漢字起源、功用、造字原則以及周秦文字演變諸問題，應視作書法理論的基礎之作。而崔瑗所作《草書勢》，實開書學理論之先河。此文通過各種生動物象和富於生命意味的美感描述，對草書字形、筆勢蘊涵的各種意象加以闡釋，揭示了草書也是書法藝術生命力之奧妙，使書法由實用邁入了藝術的殿堂。一時間，敘述闡釋各種書體的美感意象，蔚然大觀。蔡邕的《篆勢》、《筆賦》，王珉的《草書勢》，劉劭的《飛白書勢銘》，索靖的《草書勢》，成公綏的《隸書勢》，衛恆的《古文字勢》等等。士大夫爭相加入到書法、書評的行列，成一時風尚，勢不可擋，有力地促進了漢代書法由不自覺到自覺的轉變。
書家對各類書體的想像力、創造力增強，使之逐步完善，繼爾成熟。如東漢王次仲變隸為八分，為俗隸注入藝術品質，形成了“八分書”。東漢末年的劉漢升，把規正字體加以改造，成為第一位以行書見長的書家。漢末張芝繼承崔杜，整理章草、簡帛草蒿等資源，繼而定型草書今體，至今沿襲，雖經晉代拓展與完善，而草法大略未變。但時至今日，人們只記住了“草聖”張芝，我想主要是張芝留有墨跡(儘管有爭議)，而其他人片紙隻字沒有留下。此外書史上對其記述頗多，加上歷史悠遠，“今草體”的開山之功記在了張芝頭上。當然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當屬漢隸書體的變遷與成熟。
兩漢尤其東漢，官方正宗是隸書。使該書體得以流傳廣佈。同時因為大量著名隸書碑銘的傳世，保留了漢隸原貌，使之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書法資源。
傳世的東漢碑版隸書多達近二百種，風格多樣。茂密雄強、渾穆厚重的如《大開通》、《西狹頌》、《尹宙碑》、《衡方碑》等。方整勁挺、爽利銳健的《張遷碑》、《鮮于璜碑》、《子游殘石》等。法度森嚴、漢碑風範明顯的《熹平石經》、《禮器碑》、《曹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舒展峭拔、爛漫多姿的《石門頌》、《楊淮表記》、《三老諱字忌日記》等，都是漢隸書的經典之作、成熟之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東漢桓、靈帝時，崇尚浮華奢靡，厚葬、宗廟祭祀風氣大盛，因此漢碑刻石大興，題銘制度完善，客觀上促進了隸書體的發展。同時，經過若干年演進，八分隸書高度成熟，以至確立了漢代隸書垂範千載的經典之美。
隸書千百年來，能夠傳承並發揚光大，有賴於它自身的大美，普遍受到人們的喜愛。鍾繇《隸勢》中說“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 。 隸書以字點畫排疊而絕少呼應趨於靜態，又以長橫波勢、左右開張的挑法為凝重端莊的字形注入優雅的氣息，真乃“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命之“端居之舞”亦恰如其分。吾稱，漢隸真乃漢書之魂，為大漢文化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大美為名副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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