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文學外譯的幾點看法
文 | 陳思和
注：本文為作者在“當代中國文學翻譯高峰論壇”上的發言，初刊於《東吳學術》2015年第1期。篇幅原因有刪節。
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名師，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大概新世紀以後，中國許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中文本剛出版，英文版也跟著出版了。我們討論蘇童的《河岸》，單行本剛出版，我還沒來得及看，它的英文版已經在亞洲獲獎了。這個速度之快，幾乎是同步的。而且，現在出版中國作家書籍的外國出版社，也都是國外很有名的出版社，不再是小出版社，或者不再是一些僅僅提供教材的高校出版社。我們現在到歐洲的一些大書店裡去看，也能看到中國作家的作品，至少莫言的小說是很多的。
《河岸》 / 蘇童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09
在這樣一個慢慢變化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漢學家真的是立了汗馬功勞，這是我們要向他們致敬的，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普及的工作。
新世紀以後，差不多近十多來年，變化越來越大了，莫言獲獎當然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增強了，中國的經濟起飛了。中國經濟在飛躍發展的過程當中，必然上上下下都希望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也能夠向世界傳遞，這個想法大概在中國現在也是佔主導的地位。
我們現在只要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把中國書翻譯成外文，很容易獲得國家資助，中書外譯成了一種國家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上上下下都希望把自己的好東西輸送出去。但這其實是很危險的。中國的問題是，人口實在太多，上上下下都喜歡用搞運動的方式去做事情，這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一個極大的破壞性障礙。什麼事情都不是依靠真才實學的專家們安安靜靜地去做，都是搞運動式的，當作國策遍地開花。像孔子學院就是遍地開花，然後也會有一天把中國所有的文字垃圾都翻譯成外文，也是遍地開花，這種事情中國人是做得出來的。就像閻連科的寓言小說用的一個詞：炸裂。
國家給孔子學院投了很多錢，可能教會幾個外國人包餃子，或者教會幾個漢字。但具體到文學作品的翻譯，如果不是很認真去做的話，很可能就是一堆垃圾，翻譯出來的東西，自己人看不懂，外國人也不看，經常是這樣。但是成堆的錢，上億的錢就花出去了。這樣一個狀況，我們是不得不面對的。不僅國家，各個省，尤其是一些號稱是文化大省的，都拿出大把的錢，要把自己省的作品都翻譯出去，甚至要把自己地區從古到今的學者的書全部翻譯成外文，現在各個地方大學裡面外文系教師的日子是非常好過的。
但翻得好不好，能不能被外界接受，是很大的問題。我們學術研究也是國家行為，既然國家給了錢，就必須限定你幾年內要完成外譯多少書，最後必然導致粗製濫造，這種問題的惡果現在還看不到，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來說，這將會是很普遍的現象。現在中國不缺錢，但問題是光靠錢，文化工作沒辦法做，文化交流也沒辦法做好，這是個很尖銳的問題。
對我們今天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溝通。在中國方面，不管是投錢還是執行，如果對外面世界都不瞭解的話，做出的決策肯定有問題。反過來也一樣，西方的學者，包括漢學家、翻譯者，如果對中國文化沒有充分理解的話，要做好翻譯也是困難的。這個溝通不應該僅僅是表層上的，比如認識哪個人，讀過哪個作家的書，關鍵是要對文化有深層次的理解，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以前我們經常抱怨中國字複雜，外國人都不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根，所以我們之間沒有辦法真正溝通。其實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文化是可以溝通的。
我舉一個例子，莫言得獎以後，很多外面的議論，就說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大多數都不懂中文，他們根本不理解莫言的書。但後來我聽頒獎主席宣讀的頒獎詞，就很佩服這個人。我開始以為這個稿子是別人寫的，後來我問了，說就是他自己寫的。
他對莫言的每個作品都有評價，而且非常準確。每個評價都深得我心，比我們國內的很多批評家要到位很多。他有一個判斷，說莫言是拉伯雷、斯威夫特傳統的最優秀的繼承者，我當時在頒獎現場，聽到這句話很感動，我們中國人在討論莫言的時候，往往說他是蒲松齡的傳統啊，而一個外國人，一個瑞典文學院的院士，他在考察莫言的時候，沒有把莫言僅僅理解成一個東方人，這樣的話，莫言與他們是沒有關係的，他們只是給了一個獎而已。但他是把莫言列入到世界文化的行列，他認為莫言是拉伯雷、斯威夫特傳統裡的優秀作家。這樣莫言就與西方有了關係，中國與西方也有了關係。其實，不僅僅是莫言，我們中國的作家如賈平凹、閻連科、歐陽江河、楊煉、王安憶、餘華、蘇童、嚴歌苓等等，都是世界性的作家，是人類的作家。我們是在人類的共同傳統當中，表達我們的態度，我們的感情，我們的生活。
莫言
莫言未必讀過拉伯雷的書。我們今天學文學的學生，如果不是法語專業的，恐怕也沒有多少人會讀拉伯雷，但我們大概都讀過巴赫金的關於拉伯雷時代和民間傳統的研究，巴赫金對拉伯雷的很多理解，包括他對民間狂歡，對下半身文化的理解，對我們是有影響的。這就是批評與翻譯的作用。我在大學教當代文學，曾經指導一個韓國留學生研究莫言，我與她一起讀了一整本莫言的小說。我與留學生上課就是一起讀書，一句一句地讀，然後分析。莫言小說裡有很多細節都涉及粗鄙化修辭，什麼大腸啊、什麼排洩啊，我就不得不用巴赫金的民間狂歡的理論來分析。只有在民間理論的框架裡面才能給莫言的小說定位。
果然瑞典文學院對莫言的評價也是這樣的。拉伯雷在歐洲文學裡也不是主流，我們說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的傳統是主流，也不會說拉伯雷的傳統是主流，但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就是在這個非主流的傳統裡面看到了中國一部分作家的努力。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把自己封閉在中國的、傳統的、民族的、東方的範疇裡，好像我們是獨立的，與西方世界文化是隔閡的。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觀點來模糊我們與世界的普遍聯繫，以此來保護自己的一些落後野蠻的文化因素。我們要承認，我們是全人類的一部分，我們的文化也是這個世界的人類的文化，全人類是相通的，在深層次上我們與西方世界完全能夠溝通。但這個工作是要努力去做的，只有做充分了，你才能理解原來中國作家的創作也屬於世界，西方人完全能看得懂中國的文化。
還有一個作家的個人風格與翻譯的問題。每個作家的風格是不一樣的，翻譯中有沒有可能把它體現出來？我有個不成熟的想法。作家同樣寫小說，但他們所擅長的小說元素是不一樣的。小說的某些元素，在某些作家的作品裡體現最突出。比如嚴歌苓，她是講故事的能手，她的小說裡，每一個故事都非常生動，每個故事都有非常特殊的、與別人不一樣的理解和描寫，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嚴歌苓的小說可以改編成影視作品，因為容易被大家接受。
但莫言就不一樣了，他的小說特徵是在敘事。莫言小說的故事很一般，大家都知道的，都是我們在農村耳熟能詳的，可是在敘事方面，他會出現驢啊、馬啊、牛啊、孩子啊、劊子手啊，奇奇怪怪，他會用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來講一件事。閻連科也是這樣，閻連科的每個小說都會有特定的敘事，這個敘事是他自己特有的敘事方法。
我想如果用翻譯嚴歌苓小說的方法來翻譯莫言、閻連科的小說，肯定會有問題的。因為把閻連科、莫言的小說講成一個故事，還原成一個故事，是很容易的，但是他們個人的風格就沒有了。
《紅高粱》/ 莫言 / 花城出版社 / 2011
莫言的《紅高粱》，因為我不懂日語，我不知道最早譯成日語是怎樣的。但是作為一箇中國讀者，我覺得《紅高粱》的敘事，很難解讀。我曾經和我的學生一起讀這個作品，我把《紅高粱》的故事發生時間與敘事時間排成兩個圖表，然後中間畫了很多線，畫得像蜘蛛網一樣，完全是時空錯亂，顛三倒四。那就是莫言。如果莫言把這個故事敘述成一個樸素的、口語的，像趙樹理那樣直白的故事，恐怕當時就很難出版。小說寫土匪餘佔鰲與酒店女老闆九兒圖財害命、風流通姦什麼的，這在當時很難被接受。但是他把故事敘述得顛三倒四，效果就不一樣了。如果翻譯《紅高粱》時把這樣一個敘事技巧拿掉的話，也就剩下了一個故事原型，但是這個故事就不是莫言的故事了。這次《紅高粱》拍成電視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拍出來的就不是莫言的風格了。
《天香》 / 王安憶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11
再比如王安憶。王安憶的小說被翻譯成外文比較少。為什麼？王安憶自己也說，她的小說沒法翻譯，王安憶的小說沒故事，她把故事轉化為細節，你看《天香》，一會兒刺繡啊，一會兒制墨啊，一會兒園林啊等等，所有的全都是細節。細節是孤立的，一段一段，不厭其煩，津津樂道，如果沒耐心的話，也許讀不下去。但是如果有耐心去讀的話，讀出來的也不是故事。她的小說的味道全在那種精緻的細節的描繪與刻畫，這就形成她自己非常獨特的敘述風格。但對於這樣的敘述，翻譯者如果沒有楊憲益、戴乃迭的本領，真是無法翻譯。
所以我一直不瞭解，《紅樓夢》在中國是頂尖的文學，翻成外文到底呈現的是怎樣一個文本。其實這種很密集的細節鋪陳，要用另外一種語言表現是很困難的。就像我們讀歐洲的古典文學，史詩也是非常好的，但很可能我們讀不出味道，因為我們的閱讀習慣不同。
比王安憶更復雜、更難翻譯的是賈平凹的作品，我是很喜歡老賈的敘事，但他的小說是很難翻譯的。為什麼？首先，他的陝西話人家就不懂，別說外國人不懂，我聽他的話都是要很認真地聽，否則我也聽不懂。那還不是語言的問題，關鍵是老賈的語言有力量，他所有的功力都放在一個一個句子上，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是獨立的。你把他的小說拆開來看，他的小說敘事很難講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不要說沒有故事，有時候連很多細節，我覺得也是很難表述的，可是他的小說語言就是好，句子好，段落也好，一個段落的句子不多，寫的是非常傳神的一個小世界。
賈平凹的小說是很鄉土的敘事，可是他的小說元素的內涵卻很現代，他把整個故事情節都拆散了，拆成一個一個的句子，這一句一句的話怎麼去表達，就是他的小說特有的魅力。他的小說，我常常讀好幾遍才讀完，但是沉浸到他的小說裡，會感到文學趣味就在一句句話裡面。但這個怎麼翻譯？如果把他的小說當成莫言的小說去翻譯的話，可能就沒有了味道，即便翻譯出來，也是很平常的，或者很乏味的農村生活場景。
但如果真的能夠把這樣的句子的功能表現出來的話，就是一個了不起的翻譯家，這就需要很深層次的溝通。有人覺得識得幾個中國字，或者讀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就能夠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了，當然也是能翻譯的，但翻譯得好不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也不大讚成別人宣揚葛浩文先生時經常流露出來的一種觀點，葛浩文先生是個特例，他能夠自己改寫中國作家的作品，改得很好，這是一個特例，不是翻譯界的通例。葛浩文先生的中文非常之好，這個沒問題。但是如果把這個作為一種通例，就是說，為了滿足西方的閱讀市場，為了把它改編成西方口味的故事，翻譯家可以任意地改寫文本，那樣的話，還不如請翻譯家自己去寫一本小說。
但如果你是翻譯中國作家的話，那就要把那個作家獨有的風格翻譯出來。比如讀《尤利西斯》，我就希望瞭解喬伊斯的文學風格，外語好的能直接看原著，但如果讀譯文的話，我還是希望能夠讀出這個作家的語言風格，這個作家本來的一種追求和他主要的敘事特點。如果中國的翻譯家把《尤利西斯》翻譯成一個趙樹理式的中國故事，我想看不看都無所謂了。
有的時候，評價翻譯與評價文學的標準還是差不多的，以發行量為標準，比擁有多少讀者，那絕對是通俗小說比純文學的讀者多得多。如果我們把中國純文學的作品翻譯成通俗文學給外國人看，當然也可能擁有很多讀者，但這還是不是這個中國作家，是不是還能夠讓外國人真正瞭解中國文學的特點和它的精華所在，我很懷疑。
本文選自
▼
《復旦談譯錄》（第一輯）
範若恩，戴從容 主編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7年9月
頁數：672頁
字數：495千字
品牌：微言文化
內容簡介
追溯復旦談譯歷史
翻譯與前衛詩學的2.0版交匯
思想的詩意，在諸多語言的世界精緻顯現
陳思和作序，《霍比特人》中文版譯者吳剛極力推薦
有鑑於當下翻譯研究所面臨的新動向、新契機和新挑戰，復旦大學文學翻譯研究中心推出《復旦談譯錄》（第一輯），精選25篇由中心翻譯研究者撰寫的論文，從“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契機與反思”“翻譯模式與理論的構建”“翻譯文學與批評新進展”“跨學科視野中的翻譯”“譯者雅言與雅集”五個專題，對文學界以及海內外譯者所困惑的種種翻譯問題做出獨立思考和探求。《復旦談譯錄》中文名字為主編討論擬定，英文名字Translogopoeia為紐約市立大學李圭（KyooLee）教授惠賜，期許在這個呼喚交流的空間裡，研究者、譯者和讀者在討論翻譯的過程中感受到思想詩意。
戴從容，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教授，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愛丁堡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文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等。專注於愛爾蘭文學的研究，以及翻譯研究和實踐。著有《當代英語文學的多元視域》（2016）、《喬伊斯、薩義德和流散知識分子》（2012）、《自由之書：〈芬尼根的守靈〉解讀》（2007）等，譯著有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第一卷，2013）、《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2005）、《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場》（2004）等，在國內外各級期刊發表論文70餘篇。
範若恩，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現任復旦大學文學翻譯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英國文學、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著有《麻木的群氓》。譯作、詩歌與散文作品散見在《文學》《新民晚報》《澎湃新聞》《中華讀書報》和POUI等。在《外國文學評論》《中國比較文學》等權威或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閱讀更多 中書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