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三年，即1909年，33歲的王國維發表了《人間詞話》。他以詩人的靈動、美學家的敏感、哲學家的參悟，串聯了晏殊的《蝶戀花》、歐陽修的《蝶戀花》、辛稼軒的《青玉案》中三句本來不相干的話，形成著名的“三境界”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這段話，不僅道出了歷史上無數大事業家、大學問家成功的秘密，也可以看作在鉅變的時代裡，王國維一生學術思想的概括。
1899年，23歲的王國維在東文學社學日文。此刻，正值世紀之交，猛烈的新學“西風”正在凋落中國傳統文化的“碧樹”。時序在變，物象在變，世事在變，心態也在變。這種情景，有一點迷茫，有一點淒涼。在這個世道鉅變、學術劇變的時代，王國維似乎顯得有些困惑，最終，他要“獨上高樓”，去尋找學術發展的道路，這是為了自己，也為了整個民族發展的道路。而“望盡天涯路”，不僅顯示了他的迷惘，也顯示了他的抱負。這“天涯”不僅是中國的，並且是世界的；不僅僅是當下的，而且是永久的。
正是在這種心態下，28歲的王國維成為一個學術的先行者。他在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開創了用西方的哲學、美學、文學觀念來分析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先河，開創了中西文學的比較研究。但是，他很快就失望於西學的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於是從對西方哲學的迷戀中拔出來，另尋獨徑，“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從此，王國維開始致力於對於傳統文學評論的研究，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王國維1912年發表《宋元戲曲史》為止。
辛亥革命後的鉅變，讓王國維感到了西學帶來的危險，也同時感到了國學盡失的危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這個時候的王國維才發現，起起落落，最終能夠拯救自己，也能夠拯救國家的，還是幾千年綿延不絕的傳統文化。他因此也從一個導入西學的先驅變成一個孤獨的文化守成者。
正基於此，1911年王國維第二次東渡日本後，轉向了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經學、史學的研究。他開始下更大的苦功夫，去研讀他年輕時最不喜歡讀的《十三經注疏》，去精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封泥、簡牘等。他決心要開拓出又一片新學的廣闊天地出來。這個時候，他的腦海裡似乎一直在迴響著羅振玉的預言：“抑弟尚有厚望於先生者，則在國朝三百年之學術不絕如線，環顧海內能繼往哲開來學者舍公而誰？此不但弟以此望公，亦先生所以當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內之約，則十年後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幾年以後，王國維將辛亥以來的主要著作輯為《觀堂集林》20卷刊行於世，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崇高地位，被推為民國前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巨人。
不過，“艱難困苦，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擊讓王國維漸漸喪失了通過國學來振興國家的信念，他最終的目光停留在了“人格”的上面。“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人格”就是氣節，也就是他在1912年的《詠史》裡反覆稱讚的，以及在此後閱讀顧亭林先生的《日知錄》中不斷感受到的忠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最終用自殺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人們，學者的人格是境界的關鍵。學術道路要人去選擇，什麼樣人格的學者就會選擇什麼樣子的道路，選擇怎麼樣去走，走到什麼地步，達到什麼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的自沉，雖然發生在1927年6月2日，卻在1911年東渡後已經註定。
一、殉清？
1927年6月2日，51歲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的魚藻軒跳水自殺了，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從表面看，王國維的自殺似乎和清朝的滅亡沒有什麼關係，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仍然喜歡把他的死因和1912年前後的那場鉅變聯繫在一起。
由於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並且正值學術盛年，因此猜測他的死因成為學術界和輿論界都非常關心的大事情。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的第五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從天津趕來，到清華園進行弔唁。同時，羅振玉還帶來了遜帝溥儀的一道“詔書”。
因為這道“詔書”，使王國維之死被很多人順理成章地認為是“殉清”。王國維自殺2天后，北京的《順天時報》就於6月4日以《繼屈平投江之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為題，報道他“為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他的一些朋友，例如，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也持這種觀點，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殉清”。而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其時也同意這種觀點，其《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溥儀因此特賞兩千元作為王國維的喪葬費，並賜諡號曰忠愨”。《清史稿》甚至還為王國維立了個“忠義傳”。
然而，如果回顧王國維的生平，“殉清”的說法卻不能不讓人感到懷疑。
最簡單的證據就是，清朝1912年就滅亡了，而王國維卻到1927年才自殺，他為什麼要等這16年呢？另外，和效命清室復辟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不同，王國維一生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和當時的政治勢力始終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1907年，為了謀生的王國維孑然一身，踏上京師之旅。經過羅振玉的推薦，他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這應該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一個“公職”。但是，這其實只是一個虛職。王國維的實職，是學部圖書局的編譯，以及名詞館的協修。這個工作他一直做到辛亥革命後才停止。因此，有人說王國維其實在清朝從來就沒有做過官，最多不過是一個在官府辦理文案的胥吏。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旅居京都，再回來已經是1916年——一個新的時代了。隨後，王國維和遜清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1923年4月王國維以“海內碩學”的身份“入值南書房”，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按前清的級別為文職五品。不過，這同樣可以看作遜清為了收買人心所採取的務虛之舉。不久，馮玉祥就派兵將溥儀趕出故宮。
顯然，有限的接觸，並不足以成為王國維“殉清”的理由。雖然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自稱“亡國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卻必然有更復雜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實際上，在清末民初的這場大變局中，王國維的“自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早在9年前，就有梁濟自沉於北京積水潭的先例。而透過這些文化人自殺的現象，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間的重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是社會現實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價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於查看時代風氣之先的文化人士，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的巨大分裂。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絕，也都因此而生。
1918年11月14日，一個寒冷的深秋清晨，梁濟孤寂地結束了他的生命旅程。和王國維的“自沉”不同的是，梁濟在遺書中清楚的解釋了自己此舉的原因。耐人尋味的是，他表示自己自殺的首要原因是“殉清”。在《敬告世人書》中，梁濟首先寫道：“竭誠致敬以告世曰：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但是他馬上又對此做了進一步說明，說自己因為身處清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因此，梁濟自殺的真正動機是為了實踐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殉清”僅僅是這種實踐的具體形式。至於為什麼要選擇這種形式，梁濟也做了說明。他說：“或雲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存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為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為也。清朝者，一時之事耳；殉清者，個人之事耳；就事論事，則清朝為主名；就義論義，則良心為通理。設使我身在漢，則漢亡之日必盡忠；我身在唐，則唐亡之日必盡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則必當忠於清，是以義為本位，非以清為本位也。”根據此言，我們不妨把梁濟的自殺看作是以“殉清”為名，行“殉義”之實。這也就是儒家思想裡的捨生取義。
梁濟（1858-1918），字巨川，光緒舉人，在世期間並沒有太大的名聲，但是當他把溫暖的身體投入到深秋冰冷的湖水中後，卻引起了社會巨大的震動，“都人士聞其事者，莫不哀痛生敬。清太傅陳公寶琛以聞於皇帝，賜諭矜悼，予諡貞端”。《順天日報》、《申報》、《時報》等新聞媒介都爭相報道了這一自殺事件。如果說梁濟“殉清”，遺老遺少哀痛生敬，當在情理之中。那麼新文化運動的統帥陳獨秀也來讚揚“梁先生自殺”，“在舊歷史上真是有數人物”，卻讓人驚訝不已。梁濟自殺，已經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1918年，但是國人無論新舊卻不約而同地一片讚歎聲，這一方面說明了梁濟“殉義”，符合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是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崩潰而死，因此讓人同情；另一方面，卻也說明了在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新的文化價值體系並沒有隨之有效的建立。
如果把梁濟對“殉清”的解釋，拿來作為王國維自沉的理由，那麼“殉清”一說似乎更加容易為人理解。這就難怪梁濟那個有名的兒子梁漱溟，在聽說王國維投水自沉之後，“聞訊趕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輓聯雲‘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並且進而想到，此輓聯“恰可移用來哀輓靜安先生” 。
但是，這樣的“殉清”說，似乎應該更確切地稱為“文化殉節”說。這其實也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爭論裡最為著名的一種說法。而其中最為著名的闡釋，又當推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而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也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遺書非常簡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兩相對照，王國維的遺書，全無樑濟在《敬告世人書》裡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為時代風氣的變化？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刻的內涵。
二、可信與可愛
人云：性格決定命運。但是，至少對於晚年的王國維來說，這樣的闡釋顯然過於簡單。
回頭來看，王國維的自殺，雖然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但仔細梳理他的死因，卻會看到，它仍然和16年前的那場歷史鉅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似乎在告訴人們，雖然時間意義上的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但是它的內在影響，卻在此後的許多年裡揮之不去，並且緩慢、然而卻持久和深刻地改變著它身後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王國維的考察仍然應該納入到1912年前後的社會變革潮流中來。而對於他的考察，也會從另外一個視角，幫助我們對昔日的歷史鉅變有更完整的認識。
不妨先簡要回顧一下這位學術大師的一生。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晚年改號永觀、觀堂。1877年，王國維出生於浙江海寧的一個普通的農商人家。他自己也曾經說道：“餘家在海寧，故中人產也。一歲所入，略足以給衣食。”不過，追溯家世，王國維卻有一個顯赫的遠祖。那就是在北宋末年被追封為郡王的王稟。據大思想家、同時也是抗清名士的黃宗羲之子黃百家在《宋安化王祠碑》裡的記載，1126年，宋都統王稟抗擊金兵，堅守太原城，最終寧死不屈，懷抱宋太宗畫像，帶著長子王荀一起投汾水殉國難。由於王稟的英勇抵抗，宋高宗趙構才有機會南下臨安（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為了獎賞王稟的貢獻，宋高宗追封王稟為安化郡王，諡忠壯；追贈王荀為恩州刺史；王稟其他的子孫也得到了官職和獎賞；另外，南宋朝廷還傳旨在海昌城（海寧）建造安化坊，作為恩賜王家的宅第。從此，王家成為海寧的名門巨族。王稟父子的忠節壯行，一直受到當地百姓的敬仰，到了明朝弘治年間，又興建了宋安化王祠，香火十分旺盛。
多年以後，王國維仍然清楚地記得，在他小的時候，家族老幼，在德高望重的族長帶領下，到宋安化王祠焚香祭拜的壯觀場面。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雖然不再提及老家的宗祠，但仍然補寫了家譜，並詳細考證了遠祖在宋代“四世以武功顯”的業績，以彰“家門之光”。
很難估量風雨飄搖的宋安化王祠裡，嫋嫋升起的香火對王國維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但是，遠祖的投汾水殉國難，和多年後的王國維自沉，歷史居然是驚人的相似。
不過，曾經的武功世家已經煙消雲散，宋亡之後，王家即世代農商，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謄這裡。王國維出生的時候，王乃謄已經30歲了。而立之年喜得貴子，王乃謄自然喜不自禁。他給兒子起名國楨，含有“王者之楨幹”的意思，希望他以後能夠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後來改為國維，則取意於《詩經》裡的“其命維新”，增加了文化意蘊。
但是，儘管被家庭寄予厚望，王國維的一生卻充滿坎坷。1880年，生母淩氏去世，給年幼的王國維眼前蒙上了一層陰影。“中道失所養，幽怨當何如？”王國維因此落落寡歡，形成了他一生都揮之不去的憂鬱情結。
王乃謄雖然以務農經商為業，卻喜歡篆刻書畫，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儒商。他後來曾到江蘇溧陽縣給一個縣官作過幕僚。當差閒暇之餘，王乃謄足跡遍及蘇杭各地，尋訪和收藏金石字畫，成為他的最大嗜好。這種閱歷很快讓他成為一個隱居民間的金石學家、書畫鑑賞家，詩文的造詣也頗為深厚。王乃謄40歲的時候，回到家鄉，直到60歲去世，20年間，只出過兩次遠門：一次去金陵，遊覽他心儀許久的六朝古都，金石名城；一次是憑弔他一直景仰的嚴子陵釣魚臺。其餘時間，他就隱沒於鄉間民宅，儼然一個超脫紅塵的世外高人，終日以埋頭於藝術和學問之間為樂趣。
王乃謄安貧樂道的治學行為對日後的王國維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王國維一生“惟以書冊為伴”，正是繼承了家風，這導致他隨後形成了在中國建立純淨的學術社會的思想主張。王國維在許多文字中反覆談到這一點。譬如在《談近幾年之學術界》一文中說：“ 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 又說：“ 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可有發達之日矣。”
如果社會不是動盪得如此劇烈，王國維也會像他的父親一樣，在傳統文化的浸淫裡度過一生。但是生逢新舊世紀之交，變革圖新，已經成為潮流。1894年，甲午戰爭一役，精心打造了16年之久的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次年，聞聽《馬關條約》簽署之後，國人激奮，康有為等聯合在京城會試的千餘名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遠在海寧的王國維也有一種被驚醒的感覺。王國維後來在《三十自序》裡寫道：“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並在《人間詞甲稿·賀新郎》裡感嘆道：“七尺微軀百年裡，那能消古今間哀樂？與蝴蝶，遽然覺。”
幾年以後，到上海尋求新生活的王國維在《時務報》報館裡第一次接觸了新學人士。當時的報館經理汪康年，是戊戌變法時期有名的維新人物。但是他對初來乍到卻性情孤傲的王國維並不賞識，甚至將他的薪水和前任相比削減近半。而另外一名維新領袖、《時務報》的前主筆梁啟超因為和汪康年不合，已經去了長沙，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約，主講時務學堂。梁啟超和王國維的相識，要等到20多年以後，在清華園裡才能實現。不過，在《時務報》報館的生涯仍然給王國維帶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機遇。因為正是在這裡，他得到了此後影響了他一生命運的知音——羅振玉的賞識。
羅振玉（1866—1940），中國近代著名的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羅振玉比王國維大11歲，16歲考取秀才，卻在20歲左右斷絕了科舉的念頭，專心於金石碑刻的收集和註釋，並且在1884年刊印了他的第一部考據著作《讀碑小識》。不過，甲午戰爭的失敗同樣刺激了羅振玉的愛國熱情。他轉而開始學習時務，閱讀西書，瞭解世界信息。1896年，羅振玉抵達上海，隨即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本農業雜誌《農學報》；兩年後，又創立了第一所日語專門學校東文學社。
據羅振玉的外孫劉蕙孫（晚清著名小說家劉鶚之孫）的回憶，他的外祖父雪堂先生有一次去《時務報》報館辦事，聽見有人在朗讀《莊子》，音節蒼涼，大為驚駭，隨即上前攀談，並勸他去東文學社學習日文。這個讀書人就是王國維。
根據羅振玉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欣賞王國維，則是因為一日偶見王國維題於扇面的詠史絕句：“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感覺卓然不凡，“遂拔之儔類之中，為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憂”。羅振玉看到的是王國維的《詠史詩二十首》中的第12首。《詠史詩二十首》王國維生前未刊，初載於1928年11月的《學衡》雜誌第66期。其篇末有編者附記雲：“按右詩二十首，分詠中國全史，議論新奇而正大，為靜安先生壯歲所作。”
在《學衡》的編者看來，與寄託失意文人的零散感受或者即興之作的諸多詠史詩不同，王國維的《詠史詩二十首》在形式上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宏大敘事（即所謂“分詠中國全史”）特徵。作者似乎有意在敘述一種整體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它以中國民族種族淵源為起點，從傳說中的伏羲到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中國古代的諸歷史大事與重要人物，皆於其中歷歷可見，其結尾則明確表達了中國文化復興的理想。
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代社會，以“文化尋根”的方式闡釋、發掘歷史中的民族認同和力量，以之作為振興民族國家之工具，王國維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例如康有為就曾經寫過“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愛國短歌行》）而王國維早年寫作《詠史詩二十首》的目的，也就是“為尋甘石問，失紀自何年”。這裡的甘、石即戰國時代的天文學家齊人甘公與魏人石申，他們的天文著作在史乘上被合稱為《甘石星經》。而“失紀”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正常的天象被擾亂，實際上卻是對人倫綱紀之崩壞、淪喪的隱喻。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中，這種發問所具有的危機意識是不言而喻的。
《詠史》裡文化尋根和修復傳統人倫綱紀的思想，貫穿了王國維的一生，甚至它也可以看作是王國維在辛亥革命後學術轉向，進行古史研究的一個理由：即由中國文化的“變遷之跡”尋求其歷史興廢的因果規律。王國維後期之“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都是由此而引發出來的，其中心則是文物制度及其歷史延續性。正如羅振玉在《觀堂集林·序》中所指出的：“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音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
在王國維看來，對於文物制度的重視，不僅是中國史學一個最重要的傳統，同時還是判斷一種文化是否存在的標準，即所謂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而一個民族的滅亡，最終也是文化的滅亡。文化的滅亡，首先表現為文物制度的崩潰，其次表現為歷史延續性的斷裂。王國維晚年的所有研究，目的都在於要說明中國文物制度的真實性和統一性，從而為風雨飄搖的中國傳統文化確立一個歷史根基。在這種研究動機的背後，是一種對中國文化滅亡的極端恐懼。
《詠史》成為王國維和羅振玉結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機，也預示了他們最終迴歸傳統的方向。不過，在20世紀降臨中國的前後，羅振玉仍然念念不忘維新的事業，而王國維也在其影響之下，加劇了對西學的嚮往。
1899年，王國維在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學日文，當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人都是研究哲學出身。王國維由此萌生學習英語和哲學以便閱讀康德、叔本華的願望。在哲學領域，王國維儘管也寫過研究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長文《汗德之知識論》，但他最心愛的學說還是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學。在接觸叔本華之前，王國維已深深體驗到人生的辛勞與失望，茫昧於生命意義的晦暗不彰。叔本華關於生活、欲與痛苦三者合一的悲觀主義再次強化了他原已擁有的悲觀情懷。這種悲世憫生的情懷甚至延續到了王國維此後寫作的大量詩詞上。諸如“欲覓吾心已自難，更從何處把心安。”（《欲覓》）“側身天地苦拘孿，姑射神人未可攀。……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雜感》），“百年頓盡追懷裡，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風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出門》）都反映了王國維的悲觀主義傾向。這就難怪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認為其“筆弱辭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質羸’之譏”。
1903年起，在羅振玉的推薦下，王國維到張謇創立的南通、蘇州師範學校教課，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開始其“獨學”階段。到1906年，王國維在哲學研究領域收穫甚豐。撰有《哲學辨惑》、《康德之哲學說》、《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叔本華與尼采》等論文。而王國維的一些文學名篇，如《紅樓夢評論》、《文學小言》、乃至《人間詞話》，都是在用西方哲學的觀點闡述自己對文學的看法。
但是，一年以後，王國維卻宣佈放棄自己的哲學研究。為此，他在1907年發牢騷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日以何者終吾身？”
這段牢騷日後成為一段著名的治學總結。它揭示了王國維矛盾的性格，也呈現了他在學術上的煩惱。那麼，為什麼叔本華可以終生堅信哲學思想，而王國維卻不能呢？這是因為叔本華從來沒有想在生活中實踐他的禁慾解脫論，而王國維卻信奉言行一致的理念，他理所當然地要求哲學具有可信性。這一點又顯示出王國維對自己的生活實踐也有強烈的知識論要求。
不過，王國維此後轉向文學，卻是因為他深知文學在一個民族文化中的意義。王國維認為，中國的美術即文學藝術不發達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獨立的價值，歷代詩人多在文學藝術上託於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卻往往受世人之迫害。
因此，王國維提出“純粹知識”的概念，來泛指任何非功利性的知識學術，其背後則是知識獨立、學術獨立的治學立場：“故學術欲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這就是後來陳寅恪讚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國維由此大力提倡學術和文學藝術的獨立性，反對中國傳統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他在《紅樓夢評論》中說：中國文學的特點是世間的、樂天的，具有厭世解脫精神的只有《桃花扇》和《紅樓夢》；但前者是假解脫，後者是真解脫。因此，“《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
從文學觀上看，王國維似乎比同時代的大多數文人更超然、更追求藝術的獨立性、更接近於文學的本質。但是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上，結果卻不盡如意。他做詩詞最多的一年是1906年，共61首，此後便每況愈下。相對而言，王國維在進行文學轉向後的代表性著述不是寄託性的文學作品，而是學術性研究成果。1908年編輯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詞錄》、《曲錄》等書；1909年成《戲曲考源》、《優語錄》、《唐宋大麴考》、《曲調源流表》、《錄曲餘談》、《觀堂校詞記》；1910年開始寫《人間詞話》，並有《清真先生遺事》、《錄鬼簿校注》；1911年成《古劇角色考》；1912年寫完《宋元戲曲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
然而，學術獨立的理想，卻影響了王國維的一生。它不僅符合康德哲學的審美無功利思想，也和中國傳統的修身養性說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所謂“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就是強調要把治學和德性的培養聯繫起來。然而，王國維卻悲哀地發現，在他的時代，大多數人“其學苟乎得利祿，苟略可以致用，遂器然自足，或以涔蹄視之”，而為了學術自身的價值而研究學術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他因此發出嘆息：“今之學者其治藝者多，而治學者少，即號稱治學者，其能知學與藝的區別，而不視學為藝者又幾人”。
和近代的維新人士不同的是，王國維一生是從精神修養的層面著手求建設中國之道。他沒有津津樂道於談富強、談政法，而是從教育、心理學、倫理學、哲學、藝術等時人認為不急，而他以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這在近代中國的確是一條獨特的道路，但它卻可能更加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子（士）的追求。
從表面上看，王國維的思想，似乎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美好想象，或者說是像柏拉圖建造理想國那樣的烏托邦。但是他分明從自己父親的身上，看到了它實現的可能性。王乃謄在亂世之間安貧樂道的治學行為，主要源於一種內在的品性、品德。這種品性、品德是修心養性的結果，是非功利的。它不僅完全符合儒家道德倫理的標準，甚至也暗合西哲康德的道德主張。
而我們通過本節的歷史回顧，可以發現：王國維一生都在證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興廢，作為文化精神象徵的道始終沒有改變，因此他才在《論政學疏》中提出“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但是，“嗚呼。時至辛亥，人倫之道盡矣。” “國變”之後的局勢，徹底打破了他的信念，這也加劇了他對理想和人生的幻滅感。
對於王國維來說，清朝的滅亡，只不過是一個朝代的滅亡，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並不新鮮；最重要的是保持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因為，只有傳統文化的衰亡，才是一個民族最終的衰亡。正因為此，王國維在1912年的鉅變後又固守了16年。
但是，辛亥革命後的長期亂局表明，新的文化精神，並沒有隨著新的社會一起建立起來，而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卻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這，不能不讓一生以文化復興和文化傳承為使命的王國維感到絕望。
他最終選擇以死抗爭。
三、東渡後的轉向
為了更好地走進這位學術大師的內心世界，讓我們把目光轉向辛亥革命后王國維的生命歷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羅振玉驚呼“國變”。隨後，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形勢空前高漲。11月1日，剛出臺不到半年、主要由滿族王公、親貴組成的“親貴內閣”宣佈辭職。在空前壓力之下，迫不得已的攝政王載灃鋌而走險，任命在河南彰德城北門外洹上村“隱居”的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和統制全部兵權的欽差大臣。
消息傳來，羅振玉的老朋友汪康年當晚就在餐桌上中風不起，隨即去世。此刻的王國維仍然堅持去學部圖書局按時簽到，但是面臨空前鉅變，朝廷內人心惶惶，所謂簽到，也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心懷焦慮的羅振玉找到了王國維，兩人相約要“掛冠神武”，效法古人在王莽篡位時辭官避世，並商量各自為自己的家人備足糧食等用品，約好一旦京城有變，則閉門不出，效死清室。但是，當時的羅振玉雖然官居四品，是學部參事官和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也仍然屬於一個閒職；而王國維更只是學部圖書局的一個編譯人員。在滿朝權貴都還沒有人做出過激行為的時候，單由他們兩人去“效死”，未免有些過於驚世駭俗。羅振玉很快又改變了主意，同時也做出了新的決定：出走日本，並連夜找到王國維，商量出發的日程。
於是，辛亥革命後不久，一個寒冷的秋日，王國維、羅振玉和他的女婿劉季英（劉鶚之子）攜帶各自家眷，三家老少共計二十多人，搭乘一隻名叫“溫州丸”的日本商船從天津大沽口啟程，於11月27日抵達神戶。在碼頭上迎接他們的，是羅振玉的老朋友藤田劍峰。隨後，王國維等人來到了京都郊區田中村安居下來，從此以清遺民處世，僑居日本達5年之久。1912年羅振玉把藏書全部運到日本，存於京都大學，為王國維研究古史創造了條件。在日期間，王國維開始了他學術上的第三次轉向，研究方向轉為對中國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學、音韻學的考訂，尤致力於甲骨文、金文和漢晉簡牘的考釋。
王國維和羅振玉東走日本的時候，京城雖然風聲漸緊，卻尚未“有變”，兩個人卻如此倉促出走，讓人疑惑。就連當時在京城的朋友也趕來勸他們再等一等，大可不必如此匆忙。但是，王、羅二人仍然堅持己見，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了遠在日本的朋友藤田劍峰等人的勸告和邀請。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人心惶惶，人們急於離開京城這個是非的中心之地，天津碼頭因此人滿為患，船票更被黃牛黨炒得居高不下，從天津南下上海的船票甚至高過去日本的數倍。這樣，與其前往上海，不如出走日本。不過，即使如此，這些也都是外因，促使王、羅遠走異鄉的內在動機卻是出於對學術上的考慮。王國維曾經說道：“學術存亡之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又評論羅振玉道：“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為性命所寄之軀體，……辛亥以後，流寓海外，……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雖然說的是羅振玉，卻更接近他自己的真實寫照。
王國維一行抵達日本後三天（1911年11月30日），國內的各地代表聚集武昌，商議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定都南京。再一週後（12月6日），宣統帝的父親、攝政王載灃被迫辭去攝政王的職位。
國內，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外，王國維背井離鄉，悲憤傷感。1912年，王國維寫下了他東渡後最早的二首詩作《讀史兩絕句》。其一曰：“楚漢龍爭元自可，師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廣武原頭淚，應比回車痛哭多！”其二曰：“當塗典午長兒孫，新室成家且自尊；只怪常山趙延壽，赭袍龍鳳向中原！”
顯然，王國維並不是愚忠之人，他對正常的改朝換代沒有異議，反對的是不擇手段、玩弄陰謀的竊國者。隨後，王國維又寫了《詠史》五首和《頤和園詞》，抨擊了揚雄、陳琳等失節文人，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於是，在1912年，羅振玉為了表示自己的氣節，在日本京都焚燬了邀請他擔任清史編修的聘書。而根據羅振玉的回憶，王國維也將自己隨身攜帶的《靜庵文集》百餘冊全部燒燬。
燒燬《靜庵文集》意味著王國維“盡棄前學”，也標誌著他在學術上的又一次轉向。
那麼，王國維為什麼要在1912年以後“專研國學”呢？根據羅振玉的回憶，這首先是因為他的建議：“至是（指寓居日本京都），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從此，王國維“盡棄前學，專治經史。”
看到王國維欣然 “盡棄前學”之後，羅振玉“乃寢饋於往歲予所贈諸家書”，給王國維提供了大量自己收藏的古書、古器物，讓王任意地閱讀，盡情地研究。
在羅振玉的收藏中，最珍貴的莫過於龜甲骨片。1894年，羅振玉在《老殘遊記》的作者，同時也是大收藏家的劉鶚家中當家庭教師，後來又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的第四個兒子劉季英為妻，與劉成了兒女親家。不過，羅振玉與劉鶚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兒女親家，而且在甲骨學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劉鶚在龜甲骨片的發現者王懿榮去世後，從王懿榮的兒子手裡買下1000餘片甲骨，羅振玉就催促他將其摹拓並印刷出來供士林研討。劉鶚的《鐵雲藏龜》於1903年出版時，羅振玉為之作序，在序中，他對作者沒有一句奉承話，滿篇都是考據文字。劉鶚客死新疆之後，在甲骨學研究領域，羅振玉就成了主帥。羅振玉在1906年到清廷學部作官後開始留意搜求甲骨，並於1909年委託琉璃廠古董商人祝繼先、秋良臣、範子衡以及弟弟羅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根據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的估計，羅振玉自丙午（1906）至辛亥（1911）所得的龜甲骨片，大約有二三萬片。這些甲骨後來在羅振玉避居京都時，也都被帶到了日本。另外，羅振玉還收藏有大量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明器、清宮檔案等等。正是藉助於這些珍貴的資料，王國維致力於中國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學、音韻學的考訂和研究，順利地完成了“專研國學”的轉向，寫出了《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宋代金文著錄表》、《兩週金石文韻讀》、《兩漢金石文韻讀》等學術名篇。
可以說，在王國維“盡棄前學，專治經史”的學術轉向上，羅振玉功不可沒。不過，考究王國維一生所堅持的學術思想，我們會發現，這只不過是外在的原因，而真正促使他轉向的，是出於對傳統文化瓦解的擔憂。進一步說，王國維希望通過自己“專研國學”的努力，挽救中國的文化精神。這才是他追求學術轉向的內在動力。
清末民初，舊派人物“尚古”和新派人物“疑古”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潮在史學界都很盛行。對此，王國維既反對盲目迷（尚）古，又反對完全蔑（疑）古，批評“蔑古者出於科學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後來，“尚古”受到現代性思潮的衝擊，而為求新求變的國人不屑，而從康有為到顧頡剛的疑古論成為學術時尚。在“疑古”的背後，有一套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支持，那就是對西方強勢文化思想的盲目信賴，同時也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高度不信任，而其實質則是對於本土文化精神的消解和民族自信心的匱乏所致。正是因為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文化危機，王國維才把研究古史的可信性問題看成必須面對的學術問題。
早在東走日本之前，王國維在為《國學叢刊》寫的創刊序中，就旗幟鮮明地提出：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 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從字面上看，反對新舊之爭，似乎是一位新學人士的感言，但實際上，在當時全國一片崇西疑古的思想面前，強調“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其實更多的卻是為傳統學術的地位考慮。而認為學“無有用無用也”，“凡立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也貫徹了王國維一直堅持的“純粹知識”和學術獨立思想，同時也是對當時把學術當作政治工具的反對。王國維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就曾經指出，當時的許多雜誌，“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的目的。雖時有學術上的議論，但剽竊滅裂而已。”
不過，這看似無用的學術，其盛衰卻關係國家的興亡。對此，王國維提出學術具有“無用之用”的觀點。認為“餘謂凡學皆無用，皆有用也”，假如“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於是，通過學問無中西，無新舊，無有用無用之爭論，王國維成功地把學術興衰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他也因此對於自己所從事的“純粹知識”研究保持了一種心理平衡。也正因為此，學者葉嘉瑩作過如下評論，王國維“既關心世變，又不能真正涉身世務，以求為世用，於是乃退而為學術研究，以求己之安慰，及人生困惑之解答；而在一己之學術研究中，卻不能果然忘情於世事，於是乃對於學術之研究寄以有裨於世亂的理想。”
《國學叢刊》創刊於1911年春天，是羅振玉因為感到“舊學日荒”的危機而籌辦的，但實際上的負責人卻是王國維。《國學叢刊》的創刊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和鄧實、章太炎等人控制的《國粹學報》相抗衡。1905年2月23日，鄧實等人在上海創辦《國粹學報》，聲稱“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王國維、羅振玉等人也曾經在上面發表文章。不過，後來的《國粹學報》主要由反清名士章太炎把持，其宗旨也變成通過對國學和國粹的宣傳，來實現排滿的革命思想。這個思路顯然和王國維、羅振玉的主張截然相反。
《國學叢刊》創刊不久，就因為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停刊，隨即王國維、羅振玉出走日本。兩年後，王、羅兩人產生了重新創辦《國學叢刊》的念頭。不過，鉅變之際，雖然只是過去了兩年，國內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王、羅兩人更加感到在亂世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1914年夏，《學術叢刊》在日本京都創刊。王國維以“代羅叔言參事”的名義寫了復刊序。在序言中，王國維議論辛亥革命後的學術趨勢，感嘆道：“自頃孟陬失紀，海水橫流，大道多歧，小雅盡廢。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胄子，翻從城闕。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馬肝。”
顯然，由主張學問“無中西，無新舊，無有用無用”的中立態度，到宣揚中學為“熊掌”，西學為“馬肝”，在辛亥革命後的短短兩年時間裡，王國維的學術立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在王國維沉醉在古史考證中的背後，其實也隱約地寄託了一份社會政治理想。那就是“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的儒家文化精神。王國維之所以強調學術獨立，是認為學術的興亡關係到國家的興亡，中國要復興，首先必須振興學術。
十多年後，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王國維再次強調同樣的思想，沈乙庵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寐叟，別號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嘉興人。光緒進士，後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外調任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安徽布政使，並護理巡撫。1910年，沈曾植以病歸，僑寓上海。辛亥革命爆發後，沈曾植與鄭孝胥、姚文藻等時相往還；在上海等地與康有為等一批清朝遺老關係密切，積極參與溥儀復辟活動。1917年7月，張勳復辟，沈曾植赴北京參加，任“學部尚書”。張勳復辟失敗後，沈曾植閒居上海，從事學術研究，其寓所海日樓中常有中外學者名流前往質疑問學，被尊為“中國大儒”。
1916年春，王國維自在上海結識沈曾植後，經常與其切磋學問，在學術研究上得到很大幫助。王國維不僅欣賞沈曾植的學問，也欣賞沈曾植學術中的憂世精神，認為沈氏“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段”。從這些可見王國維通過振興學術來複興國家之思想一斑。
多年以後，比王國維小近二十歲的傅斯年，在北大編《新潮》時，也有類似的覺悟。傅斯年認為“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消沉而已，墮落民德尤為巨”，故主張《新潮》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鼓動群眾對學術之興趣。
在王國維和傅斯年看來，激發群眾對於學術的愛好心，在中國建立獨立的學術社會，不僅可以挽救學術的消沉，而且可以提升本民族的道德和文化精神，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地強大。
這並不是文人的閉門造車和痴人說夢。相反，他們的遠見卓識，因為過於前衛，直到今天人們才逐漸認識。這就是起源於尼采的文化政治思想。在尼采生活的時代，德國正在從一個分裂的、落後的國家上升為一個統一和日漸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或者說，它正在經歷一場從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變。而在尼采看來，這種轉變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應該是文化上的。在他那裡，民族國家的概念更多地被看成是一個單純的文化概念。
尼采認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必須是一個在文化上足夠成熟的民族國家，他同時堅持，這種文化必須是原創的。正如同法國文化相對於德國文化的巨大優勢在於其民族與文化融為一體，尼采認為，如果德國人僅僅一味地模仿法國文化，就永遠無法法國的文化主導下解放出來，也就不配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德國文化。
正如今天的學者張旭東所分析的：“文化政治之所以在現代性問題中佔有一個突出的位置，是因為它關係到每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張。它敦促屬於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異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戰、為捍衛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鬥爭。”同樣的，無論是門戶開放還是西學東漸，“鄉土中國”自“遭遇”現代文明的那一刻起，就在一種他者的視野中重新審視自己。這種審視不僅意味著對於西方啟蒙精神的“拿來”以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估”，也同時包含著一種對於“國族”從文化政治上的重新認同，它導致先行的知識分子們必須思考這樣的問題：什麼是“自我”與“非我”，什麼是“民族的”，什麼是“世界的”？或者說，我們怎樣才能成為我們自己？
毫無疑問，在王國維強調“必視學術為目的”的時期，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變。這種轉變和尼采時期的德國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而遠在東方的王國維對於尼采的思想承接，不僅有以個人為本位的存在主義思想——這導致了王國維思想深處偏執的懷疑與虛無，也包括對於文化政治的認同。
不過，王國維雖然看到了問題的症候所在，卻並沒有就此進行大張旗鼓地闡釋。顯然，當眾高呼不是他的性格，相反，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他，更願意選擇一種孑然獨行的文化守望，這在當時汲汲求富求強的思路之中是相當獨特的。多年以後，馬敘倫在談到王國維的個性時讚歎道：“靜安確是學者”，其“畢生態度可以‘靜’字該之”。
辛亥革命前後，王國維注意到追求西化的迷失及中國傳統斷絕的危險。在他看來，中國學術之所以幾千年來“綿延不替，施於今日，保世滋大，責在後人”。於是，古史考證成為他保留中國傳統的一種主要途徑。他後來曾經在《殷周制度論》一文中評論了“周改商制”在文化傳承與重建上的重要性，他寫道：“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光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興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由則古聖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於後世之帝王；而自其裡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模，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也。”王國維期望通過對“周改商制”的考證來呼籲20世紀的國人能夠重新合成一“道德之團體”，唯有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王國維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
只有瞭解王國維從史學求道的學術價值取向，才可以理解王國維在辛亥以後突兀性的學術轉向。對此，陳寅恪曾感喟道：“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學者葉嘉瑩分析說，對於王國維之從事古史研究，“一般人往往都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卻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的用心”， “其實靜安先生之拋棄了他前所熱愛的西方哲學與文學而轉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為他有鑑於當時中國一意模仿西方之害，不欲更為推波助瀾之說，因而乃轉為古史之研究，欲從中為危機之國別得一可依賴之途徑，以矯正時弊的原故”。這種心態，恐怕是王國維從事古史研究的一個極大動因。
因此，在王國維的思想中，變化最大的當推對中西學術思想截然不同的評價。就西學言，前期他主張積極輸入，並身體力行，從1898年到1911年，共翻譯了哲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邏輯學、法學等各類西學著作26種。不過，王國維同時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指出，所謂的“西洋思想”，並非明末傳教士帶來的數學、歷學，並非嚴復介紹的經濟學、社會學等“科學”，更非康有為、譚嗣同等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的“幼稚的形而上學”，而是哲學、文學等“純粹知識”。這既源自其鄙薄功利的理想主義性格，也說明他認識到對知識的功利性追求不足以提升國民的精神追求，於國家民族無益。
中國歷史發生鉅變之際，也是王國維的思想發生鉅變之時。辛亥革命前後，王國維無法接受劇烈的政體改革，對種種新興的政治運動非常不滿，對由此而來的“萬里玄黃戰於野，一車寇媾鬼張孤”的社會慘象更是極為悲觀，常有“世界人心，如飲狂藥，……大劫將至，佛亦救不得”之類的沉痛之語。
此後，王國維對中西文化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開始認為，中國近世的動亂與衰敗在於輸入西方的學說，像康德、叔本華這樣第一流的哲學家大都是可愛而不可信的學問。於是，在排除掉國內的維新思想和國外的西方學術之後，就只剩下傳統的中國學術成為他最後的精神歸宿。王國維認為，中國的學說 “知民之不能自治而立君，君不能獨治而設官，又恐君與官吏之病民，立法以防制”，這樣的治民策略是可取的。由此王國維的結論是“蓋與民休息之術，莫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在我國為經驗之良方，在彼土尤為對症之藥”。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赴日本與羅振玉共同生活。據羅振玉回憶，當時他們共論學術得失：“至歐西哲學，其立論多似先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岐，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欲拯此橫流，舍返經信古莫由也。”王國維從此皈依周孔之道，以延續中國學術文化傳統自期，絕口不提曾經熱情研究過的西方哲學。
顯然，王國維將中國學術的振興和民族的興亡聯繫在一起，而學術的振興最終是要由具體個人來承擔的。或許正是王國維具有這種文化使命的意識，使其在日後的研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認同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文化託命之人。
四、辮子
1916年，距離中國最後一個朝代的滅亡已經過去了四年。
在這短暫或者漫長的四年裡，走進新時代的中國社會卻並不太平。但正如本書的前面部分所提到的，無論是刀光劍影之風雲再起，或是各路人物的起起落落，統統都可以被看作是那場歷史鉅變的延續，並且在從不同的方面述說著鉅變的得與失。
而在這四年裡，王國維始終選擇了在一衣帶水的島國裡對自己的故國家園隔海相望。
不過，在1916年的2月5日，作為看客的王國維終於下定決心，攜長子潛明從日本神戶港乘坐輪船筑前丸，奔向闊別四年之久的祖國。一路風雨大作，天氣惡劣。9日，筑前丸到達上海，時值陰曆正月初七，按照中國傳統的風俗，春節還沒有過完。
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也像早春的天氣一樣瞬息萬變。從1916年的元旦開始，袁世凱改年號“洪憲”，一本正經地做起了自己孜孜以求的皇帝夢。而當王國維入住上海“愛儷名園”以後不久，袁世凱的美夢也走到了盡頭。雖然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然不能平息全國的憤怒。6月5日，這個已經成為“落水狗”的亂世梟雄在膽戰心驚中死去。對此，舉國上下大快人心，而王國維卻在給羅振玉的信中寫道：“元兇既斃，雖快人心，然後來之事，仍如長夜。”表達了對此後時局的擔憂。
果然，在風平浪靜的表象下面暗流湧動。全國各地的遺老，都想趁“元兇既斃”的機會，把已經退位的小皇帝溥儀重新推出來。於是，在1917年，國人又驚訝地看見了第二次“稱帝”的鬧劇。這年的7月1日，張勳帶領自己的辮子軍進入京城，民國6年搖身一變成為“宣統九年”。不過，這一次的復辟更加短命，7月12日，張勳兵敗，逃入荷蘭使館，所謂的復辟僅僅只維持了12天就宣告結束。
關於這次曇花一現的復辟，遠在上海的王國維並沒有參與。由於復辟的參與者行動詭秘，王國維甚至連自己的好朋友沈曾植秘密地潛往北京，接受“學部尚書”的守職一事，事先也一無所知。7月7日，當他偶然從報紙上讀到段琪瑞組織討逆軍，攻打北京的消息後，才驚呼“今日情勢大變”，並寫信給羅振玉，擔心沈曾植等“北行諸老，恐只有一死謝國”。
當然，情況並沒有按照他設想的發展，無論是復辟的策劃者，還是沈曾植等接受官職的參與者，並沒有人去實踐“一死謝國恩”的氣節，反而“大難臨頭各自飛”，早已經作“鳥獸散”了。不過，事情過後，王國維仍然對敢於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張勳表示了最大的讚歎，稱他為“真男子”，認為清朝“三百年來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歷史。”
然而，“處今之世，煩惱由外，慰籍不能不求於心”。復辟的鬧劇雖然已經結束，作為局外人的王國維卻不能就此心安理得，繼續進行他悠閒的治學生涯。這場“由外”生來的鬧劇給王國維不經意間帶來了新的“煩惱”，那就是關於他腦袋後面一直拖的那條長辮子。
王國維東渡日本後，隨著在學術上轉向國學，政治上也趨於保守。作為忠於清朝的一個標誌，就是他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在辛亥革命的前後，剪掉辮子已經成為判別新與舊，擁護革命與保守頑固的一個基本標準。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即明令各地軍民人等，一律在規定的期限內剪掉辮子。甚至連竊國大盜袁世凱也在獲悉任總統的消息後興奮地剪掉了辮子。但是，在民國初期，留戀辮子而我行我素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一個是拖著那條長辮仍然作了北京大學教授的辜鴻銘，另外一個就是在1916年春節期間回國，先在上海“愛儷名園”治學，後來北上，和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一起，做了清華園四大導師的王國維。
1917年，辮帥張勳復辟的鬧劇結束後，辮子成了國人眼裡擁護復辟的標誌，腦後留辮子者也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形勢動盪，就連遠居上海的王國維也不禁暗自擔心，決定以後要深居簡出，以免遭到意外的侮辱。
之後，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繼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形勢的日新月異讓遠在東方閉門不出的王國維也感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愛國學生圍攻併火燒趙家樓2號曹汝霖的住宅，痛打賣國賊章宗祥，更是讓王國維有了觸目驚心的感覺，擔心出現激烈的社會運動。
在這樣的擔心下，王國維度日如年。直到溥儀1923年4月下“詔旨”，招王國維進京充任南書房行走，賞 “紫禁城騎馬”，王國維的生活才被塗上一些明亮的顏色。不過，時代變遷，就連紫禁城中的“皇帝”、“皇后”都開始學習騎自行車，“皇帝”本人則在掛懷表，裝電話之外，坐上了汽車。在“紫禁城騎馬”早已經失去了昔日的榮耀，變成一個無人關注的虛名。不久，馮玉祥就派兵將溥儀趕出故宮。
據說，在馮玉祥逼迫溥儀出宮的時候，王國維曾經抱著“君辱臣死”的念頭，與羅振玉等人相約在神武門前投河，結果被自家人阻攔未成。羅振玉當時是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之一，當他看到象徵王權的玉璽被封查時，也曾經想投河自殺，然而當他要打算這麼做時，又感到自己“不可徒死”，最終只是生了一場病。不過，王國維的情緒卻從此一落千丈，嘆息“艱難困苦，僅而不死”。
離開故宮後的王國維搬進了清華園。在這裡，他度過了一生中最後幾年的安靜時光。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9月，長子潛明英年早逝，年僅27歲。隨後，因為料理後事中的意見分歧，王國維和兒女親家羅振玉的關係也出現了危機。由於雙方各執己見，最終導致了羅、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的破裂。後來，也有人認為王國維的自殺，和這場絕交風波有很大的關係。甚至連羅振玉也對此追悔不已。晚年，追憶往事，他曾經痛悔地對自己的後輩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鬱悶和痛苦中迎來了他的五十大壽。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盪時期。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悍然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
山雨欲來風滿樓。面對如此混亂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裡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和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啟超也悲嘆：“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那麼，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的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
大亂將至。清華園決定，研究院第二屆學生提前放假。而梁啟超等名教授們也為了避禍，籌劃四處逃亡。已經和王國維絕交的羅振玉也聞風躲進了外國使館。在溥儀被逼出宮時經歷屈辱的王國維，此時也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艱難決斷。而他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以及曾經充任南書房行走的特殊身份，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裡，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據說，當時王國維在北京大學的老朋友馬衡，曾經專程趕到清華園，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但是，王國維的回答卻是：“諸君皆速餘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餘則何能自剪之者。”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是什麼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居然肯置個人身家的安危於不顧呢？
從表面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為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在維護的卻是他作為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這一點，就連當時計劃要逃亡日本避禍的梁啟超也看的一清二楚。他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說：
“孔子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寧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以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會、亦不能屈服於社會，所以終究要自殺。伯夷、叔齊的志氣，就是王靜安先生的志氣！違心苟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所以王先生的遺囑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時光彷彿又回到了1912年。這一年，東渡日本的王國維放棄了西學，轉而研究國學，希望“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於天下”，期待以此能夠維持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然而，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卻陷入了一種不斷迷失和混亂的狀態。舊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來，局勢異常險惡，道德普遍淪喪。
對於王國維而言，此後15年的“艱難困苦，僅而不死”，以及眼前的黑雲壓城，風雲鉅變，讓他逐漸失去了最後的信心。而他所能夠維持的，也僅僅只剩下了腦後那條辮子而已。
“士可殺不可辱也。”對於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著忠貞。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和當年梁濟的“殉清”，其實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結語
1919年，被看作五四運動“直接挑動者”的梁啟超在巴黎和會結束後，並沒有回國擴大自己在思想界的影響，卻選擇繼續留在歐洲漫遊。而在啟程出國的前夕，他和張謇等人徹夜長談，並“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隨後，在巴黎近郊的別墅裡，梁啟超又抒寫了他對推崇科學的西方文化的失望。他將其形容為在沙漠迷路者發現的一個“大黑影”，讓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拼命追趕，以為可以找到理想的黃金世界，但是“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
梁啟超的感嘆，表達了他對西學救國的失望，也預示著他對東方文化的迴歸。在這一點上，他與他未來的清華園同事王國維並無二致。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王國維的自沉，只不過是他自願選擇的結果。從知識分子群體來看，王國維短暫而豐富、坎坷卻多變的一生，卻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歷程的一個代表。他們早期從振興國家的理想出發，因為對傳統的失望，轉向對西學的信奉；後期又從同樣的目的出發，因為看到西學的問題，開始了對傳統的迴歸。但是，如果從文化發展來看，王國維的個案，無疑被賦予了更為複雜和深遠的文化內涵。那就是，在近代中國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特定時期，面對東西不同文化的衝撞，揹負文化承載使命的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上的矛盾、困惑、思考和選擇。讓他們感到無奈和沮喪的是，面對中國在1912年以後的動盪與複雜，無論外來的西方文化，還是本土的傳統文化，似乎都同時失去了效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國維在1927年的自沉，成為一個文化悲劇。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漂泊日本。在此後5年的異鄉生活中，他並沒有片刻停止對祖國命運的思考，或許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的緣故，王國維沒有選擇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實踐，而是選擇了文化這一方面作為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在他看來，一個成熟、穩定和強大的國家，不僅要有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後盾，更要有一個同樣成熟、穩定和強大的文化作支撐。儘管被他賦予厚望的國學，和曾經被梁啟超賦予厚望的西學一樣，也許只是一個“影子”。
在這個層面上，王國維和本書所選擇的其他人物相區別。但也因此，我們獲得了觀察辛亥革命時期的另外一個角度。從這個角度，我們不僅可以更全面地思考袁世凱、溥儀、章太炎、張謇和秋瑾，也可以更好地看到，在這樣一個空前巨大的社會轉型期裡，中國的問題所在。
回頭看來，1912年的鉅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的轉折點，它至少是兩個歷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結果。在外部，來自西方的政治侵略、經濟掠奪和文化輸入，從不同方面促進了中國穩定的解體；在內部，清廷的固步自封和嚴峻的社會危機，導致了排滿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興起。
但是，這個轉折同時是匆忙和不成熟的，這不僅是因為當時在政治準備上的不充分，更體現在國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而在這前後，無論是章太炎的“排滿”與“光復”思想，張謇的實業救國和憲政思想，秋瑾的鐵血主義和遊俠心態，還是王國維的於亂世延續傳統文化命脈的抱負，都從不同的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這也預示著，這個轉折並非像之前革命者想象得那麼徹底，而轉折之後的道路也並非如他們曾經想象得那麼美妙。因此，此後無論是袁世凱的逆潮流而動，還是在遜帝溥儀心目中日益滋生的復辟理想，都不能看作偶然的個人現象，而應該被視為複雜的群體力量推動的產物。這也說明了，推翻一箇舊有的社會體制固然不易，建設一個新的成熟社會卻更加艱難和漫長。這種艱難不僅體現在，如何完成新舊政治體制的轉換，更體現在，如何處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創新與繼承。
而我們在本書中的考察就此結束。簡言之，1912年的鉅變，是此前很多歷史因素的結果，隨著民國的建立，一些因素消失了，另外一些因素卻仍然存在著，並且將影響此後的中國很多年。
（資料來源：張晨怡《1912：帝國的終結》，中華書局2010年版）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