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起，我受《學術志》的委託去拜訪一些大學老師，然後，寫寫他們的故事。
文章並無幾篇發表，因為在這個“流量為王”的自媒體時代，除了負面和焦慮，似乎沒人去關心一個大學老師的平凡故事。
更何況那是些充滿正能量的小故事。
徹夜翻看訪談筆記，我很擔心，如果再不記錄，這些閃耀著人性光芒的小故事將會被時間淹沒了……
- 01 -
盛春華是一名《大學寫作》課的老師，教兩個大班，共有389名學生。
我去拜訪時，她正趴在電腦前給學生批改平時的作業。
作業都是電子版，盛老師說，之所以這樣要求，一是省紙，二是符合以後的寫作和溝通趨勢。
只是“現在的孩子，排個版都懶得做，橫七豎八地就交了上來”，盛老師笑著搖了搖頭。
她先把排版錯誤的地方一一加上批註，然後逐句修改了錯別字和語法，最後寫上評價和觀點。遇到文風前後不搭的句子，她也會複製下來去百度一下，儘管佈置的題目是《我的大學》，但還是有很多同學“從網上扒一段別人的大學”放到了自己的文章裡。
雖然沒有要求字數，但是學生還都寫了兩三千字，一篇文章改完，已用去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而“最可氣的”，是將一篇文筆還不錯的文章改完後，才發現“網上有相似的文章”，盛老師談到抄襲，有點氣憤，但她說不會去給學生查重，一是出於對學生基本的尊重和信任，二是因為查重需要花錢。
只是“一些大學生寫文章還像應付考試，沒思想，沒感情，看完了味同嚼蠟”，這讓盛老師感到格外焦慮。
當然也有寫的很好的學生，“去年水利班的一名同學寫學校的湖，翻閱了很多文獻，採訪了很多老師，把學校人工湖的決策、興建以及水脈走向寫的清清楚楚，文筆還輕鬆幽默”。盛老師說。
我提出想看看盛老師改過的其它作業，盛老師說，“我去給你倒杯水，你打開左邊那個已修改的文件夾就是了”。我隨意打開幾篇作業，都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批註和評語，有的文章的評語竟然寫到800多字。
“我也知道接受新鮮事物”，盛老師倒水回來對我說：“但是看到有些孩子‘三觀不正’，總想和他們論辯一下”。
我問盛老師：“電子版的作業怎麼存檔呢？是不是需要把批註都打印出來？”
盛老師說：“我們平時作業不存檔”。
我有點驚訝，因為批改一篇作業至少需要半個小時，389份作業批改完，至少需要190多個小時，即便一天工作16個小時的話，改完這遍作業也需要十多天，更何況一輪大學寫作上完，需要佈置三輪這樣的作業。
而盛老師做的這些工作都是目前的評價體系所看不到的。
想到這裡，我有些不知所措，原定採訪關於職稱的問題，現在說出口時竟然那麼彆扭。
盛老師笑著拒絕了我的其它採訪，她說，應該給年輕的老師減減負，讓他們好好做科研。只是對她來說，“這學期帶兩門課，指導8篇本科畢業論文，光當好老師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 02 -
季老師是一位剛工作一年半的“青椒”。
我在辦公室見到他時，他剛給五名學生開完會，這五名學生都是上學期考試不及格的學生。
季老師很矛盾，他說開這個會一方面是瞭解一下學生不及格的原因，囑咐他們別忘記補考的時間和地點，另一方面也為和學生溝通一下情感，畢竟一位老教師曾經告訴過他，給大一的學生不及格有點“忌諱”，因為大二大三還會教這些學生，不及格的多了，自己的評教成績也就沒了著落。
季老師一邊搓著手，一邊不好意思地笑著，讓我很難想象這是一位能“背下來每一堂課”的青年教師。在來訪之前，我問過季老師的學生，她說季老師的課件很簡單，只起到一個提示作用，每一節課他都能熟練地講下來，同學們也聽的很帶勁，上課時基本上沒有睡覺和玩手機的學生。
我問季老師秘訣，季老師說，也沒啥秘訣，就是把要講的寫一寫，背下來。說著拿來一摞講稿，我仔細翻了翻，光《緒論》就寫了7頁紙。
“原始的文件都在電腦上，有的句子寫出來看著還行，但是念出來就感覺詞很硬，我改了改，抄在了筆記本上”。
季老師說的筆記本，其實是用A4紙自己釘起來的本子。
“那您多長時間才能備好一次課呢”？我問。
“天天備課的話，一個假期能備好兩到三次課，開起課來必須一週弄好一次，最後餘糧吃完了，只能兩三天備一次課了”，季老師說，“我的課一般都是虎頭蛇尾，越到最後越不行”。
工作一年半的時間，季老師一共開了五門新課。
“第二次講效果就很好，有的學生就鼓掌了”，季老師很高興，“不過這也沒啥可報道的，把課講明白是一個老師最本職的事情”。
季老師所在的學校工作兩年就可以評副高職稱，他一篇論文也沒發表。但是他發現一名學生一學期三門課不及格時，連著找了那名學生五次。
我沒告訴他我其實想來訪談一下青年教師發論文和評職稱的事情，但是打開電腦，看到他課程《緒論》的原稿字數為21350時，我沒再說話。
- 03 -
一位老師提醒我去看看大學老師填的那些表格。
我去找了汪老師，因為在一次青年教師聚餐時，他手寫實習指導記錄的事情成了大家酒桌上的笑話，在一些老師看來“本該一個小時就應該搞完的事情”，他弄了整整兩天。
我去見汪老師時，他正在接學生電話，學生想考研究生，不知道怎樣選擇學校，汪老師就逐一耐心解答，一番電話講完，半小時也過去了。
“真對不起”，汪老師說，“現在大三的學生正準備考研，電話也多一點”。
剛說完，他的電話又響了，是大四的一名學生感覺考研分數不太理想，想提前問問調劑的事情，汪老師簡單囑咐了學生需要查找的網站，然後約定中午再談。
汪老師是學生口中的老好人，他說話很溫和，學生總喜歡找他問問題，但是在一些同事眼裡，他是隻顧低頭拉車，從不抬頭看路的人。
“不懂拒絕，不知道該做什麼，缺少格局，迂腐”，有“成功者”這樣指出汪老師四十好幾了還評不上副教授的原因。
我曾想“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是見了汪老師以後，我不這樣想了，因為汪老師既不可憐，也不可恨。
他很快樂。
汪老師帶我去了資料室，我最終見到了那些表格，字跡工整，什麼時間地點聊了什麼事情都寫的清清楚楚。
資料室裡，上一年的文件已經有了塵土，我不知道汪老師手寫的這些指導記錄是否還會有人翻看，也不知道那些“一小時就搞完”的實習記錄裡究竟寫了什麼。
臨走，我說我想寫寫您的故事，汪老師搖搖手說，“算啦算啦，填表本身就是引起過爭議的，咱也別出那風頭啦。”
尾聲
我訪問了一些大學老師。
他們大多都很平凡，沒有太多故事。
只是當我懷抱著職稱、論文與生存壓力的選題走進這些平凡的大學老師時候，我總感覺到自己的陰暗和渺小。
通過走進這些老師的日常，我終於知道了他們的時間都花在了哪裡。
我也終於知道，他們沒發很多論文，沒評上很高的職稱，但是他們依然忙碌且快樂。
他們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無法“考核”的，唯一的評價尺度是：良心。
只是有那麼一瞬，我的脊背陣陣發涼，因為我想到那些每學期帶著兩三門新課卻又發了很多篇論文的“勞模青椒”背後，或許有很多細思極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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