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8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县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中。家有祖母、父母、2个妹妹、1个弟弟，全家七口人就靠父亲养活。我父亲没有念过书，但他勤奋好学，做得一手好裁缝。他很关心我们的成长，送我去上学。我小时读书很认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上完小学后我又考取了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因家里穷，读别的学校交不起学费，而师范学校是免交学费的。我学习很刻苦，总保持着好成绩，因学校每年毕业生的前3名可以留在本校附属小学任教，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当一名教员，挣钱帮助父亲养家。而在省立学校当教员的工资比其他学校的工资要高。
我的家乡虽然紧挨着鄂豫皖苏区，但在我所居住的信阳城里却是国民党统治的。在我们学校里也有地下党员，同学中间私底下流传着一些进步书刊，大家也都知道延安有个“抗大”、“陕公”（即陕北公学）。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我们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也活跃起来，我们上街游行，抗日示威，办剧社，歌咏队，下乡宣传。大家认为，要抗日必须到延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不抗日的。
抗战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学生开始陆续奔赴延安。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渴望去延安参加抗日，但走了两次也没有走成。第一批学生去延安，我也同行，可是我的父亲不让走。第二批学生去延安，我都登上了火车，可我的父亲追到了车站，同学们又把我的行李从车上拿下来了父亲要我读完高三，取得毕业文凭，以后好找职业，我怜惜他养家之苦，终于同意了。
1938年1月，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率领开封战时教育工作团来到信阳，住在我们学校里。我见到了初师时的同学刘东，她关切地问我学校有多少学生去了延安，并问我怎么没去，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后，她说战教团现在要下乡，你先好好读书，到时我来找你，我负责介绍你去延安。
同年6月，学校考完了试，我们要毕业了，学校也提出要我留校。放暑假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抗日巡回宣传团，由信阳县县长任团长，我们学校一个教师任副团长，下乡去宣传抗日，我也参加了。在乡下演出时，碰到了刘东，她给了我一个地下党的联络地点，让我去找他们帮助我去延安。我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好后，就着手准备去延安。我为了去延安，已经积攒了12元钱作为路费。但这时我妹妹考上了信阳师范初中，因无钱交学费，不准备上了。我对她说，父亲培养我们不容易，考上了就要上，学费我来想办法。于是，我从积攒的路费中拿出10元交给她作了学费。
没有了路费，怎么去延安呢？这时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对我说，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驻在确山县竹沟镇，四支队在那里办了一个教导大队，目前正在招人，也是为了抗日，你去那儿吧。于是在38年7月，我就到确山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的司令员是彭雪枫，参谋长是张震。教导大队组织我们学习马克思、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知识。我在这里进步很快，仅来一个多月，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导大队学了三个月后，学员们开始分配工作。第一次分配我到危拱之领导的一个孩子剧团，我说我也不会演戏，没有去。第二次要我到国民党一个部队的战地服务团，我也不愿去。我坚持要跟随已经开始东征的四支队到前方。当时我正患疟疾，我找到彭雪枫司令员说，我一定要跟着部队走，保证不掉队。司令员看我态度坚决，就说部队已经走了，你就坐一段火车去赶部队吧。但当我坐火车赶到漯河下车又赶到西华县时，部队已到了淮阳。我只好留在西华县国民抗敌自卫团民运科工作。同年11月底，我的疟疾病发展成了伤寒，病情加重，起不了床。西华县是黄泛区，缺医少药，组织上要我回家养病，但信阳已经被日军占领我怎么能去呢？这时我遇见了四支队教导大队的一位领导同志郑平，他一见到我就说，小胖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他问清情况后赶忙安慰我说，我想办法送你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治病。我一听马上就高兴了，西安离延安那么近，我又可以去延安了。
郑平同志帮我办好了有关手续，又安排我跟随一位叫柏青的同志去西安。当时正是12月份，天下着大雪，冰天雪地，路滑泥泞，我不能走路。柏青就雇了一辆独轮车，由老乡推着我从西华县到许昌，再到洛阳才坐上了火车。但火车到了潼关后就不能走了。因日本鬼子占了风陵渡，在那架起了大炮，专门炮轰从东往西的火车。乘客只有在潼关下火车，沿新挖的战壕走一段路，过了潼关站后，再上火车西去。
到了西安我的伤寒病加重，八路军办事处马上安排为我治病。医生要求我卧床治疗。但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西安空袭，一响警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向防空洞。因我不能行动，无法去躲空袭，我就对医生说，警报来了你们就去躲吧，不要管我。也算我命大，几次空袭我都安然无恙。经过医生们的精心治疗，39年1月我的伤寒病终于好了。我非常高兴，看着办事处每天介绍大批的青年到延安，我恨不得插上翅膀和他们一块飞向延安。但是，办事处的同志却要我返回河南。我一听就急了，我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延安。他说，你是新四军送来治病的，现在病好了，应该回到新四军去，即使去延安也必须征得那里领导的同意。这时，新四军四支队的副官雷震来西安办事处公干，我请他帮我请示上级，不久，他通知我可以去延安，我欣喜若狂。伍云甫主任给了我2块大洋作路费，他说你的病刚好，是走不到延安的，你就坐办事处往延安送汽油的卡车去吧！和我同行的还有3个人，有一对年轻的华侨夫妻，还有一个抗大的工作人员，叫王少庸。办事处的同志托王少庸路上照顾我。因我体弱爬不上高高的汽油桶，司机就让我坐进了驾驶舱。经过两天的时间，我终于来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
王少庸同志送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我就在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下来。二月中旬，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是培训新党员的学校，这一期有一百多人，下设两个队，按顺序称为八队、九队。每队又分七、八个组。训练班里设总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队设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每组设组长。
我们这一期培训班是从3月到6月。3月份，我们这个班参加了上个班的毕业典礼，听毛泽东同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时事报告。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第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讲话，我激动得手都拍红了。
我在九队八组。我们组有10个人，4个大学生，4个中学生，一个工人干部，一个长征红军干部。我们组长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性格非常活泼，带领我们又唱歌又跳舞，大家心情非常愉快。
培训班主要是学习党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员大都是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中组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也亲自讲课。到了6月份，培训班结束了，我和另外7个女同学被送到新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继续学习。
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式成立。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叶剑英、邓小平、董必武、蔡畅、邓颖超等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热情莅会祝贺，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国妇女运动的重视、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其次，还需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种障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下设政治处、教导处、秘书处、校务处。正副处长有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有的是留苏大学生，有的是长征干部。除一名校务处长（管行政事务）外都是女同志。全校学员有一千余人，平均年龄21岁，按文化程度和学员类型共分13个班：
普通班：有9个班。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知识青年，占全校学员百分之八十。
特别班：学员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
陕干班：学员为陕北土地革命中的基层女干部。
高级研究班：分为高级一班和高级二班，着重培养革命理论人才。
学校设总支委员会，各班设党支部和党小组，由全校党员选举产生，定期改选。
全校还设有学生会，由全校学员选举产生，负责全校文体活动，宣传出刊、对外联络等。
为了加强学员的学习，除特别班和陕干班系统地讲党的建设，抗日斗争形势和文化学习外，其他班由学校聘请校外政策水平高，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兼任各班的政治指导员，我们称他们为“大指导员”，以区别各班的脱产指导员，全面指导学员的学习，传授革命斗争经验，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加强学员革命人生观的树立和党性锻炼。
女大的课程主要有：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理论等。
女大的教员来源：一是外请，二是专家辅导，三是中央领导作报告。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讲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都给我们作过报告。
此外，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选课。选修课有：会计、新闻、戏剧、音乐、卫生、缝纫、外交等，请专家授课。我选学的是日文。除学习外，我们还要参加开荒种粮，织毛衣、帮厨等劳动；参加政府的征粮团，选举工作团、妇女工作团等活动。
我先在普通班五班学习，被选为班里的支部书记和校总支委员，还是中央社会部设在学校“保卫网”的“网员”。经过一年半的普通班的学习后，我又考上高级二班，继续进行深造。仍担任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校总支委员和“网员”。高级班学习以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一直学习到41年8月女大结束前一个月，我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
在竹沟、延安的三次学习，为我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奠定了基础。
摘自《我要去延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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