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導師馬克思早年曾從事新聞工作，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他驚人相似，也是從新聞事業開始步入革命征程的。毛澤東從小與新聞結緣，早年的新聞活動閃爍著紅色基因的光芒，值得我們永遠傳承和發揚。
“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於湖南湘潭韶山沖(今屬韶山市)。韶山沖位於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邊陲，消息閉塞，少年毛澤東渴求知識，在韶山沖裡凡是能借到的新書報，都如飢似渴地閱讀，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此立下救國救民的志向。1911年春天，他第一次來到湖南省會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湖南第一師範學習，當時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積極開展反清活動，毛澤東通過認真看報，對形勢瞭如指掌，深有見地，同學們稱他是“時事通”。
1915年，日本政府以解決中日間的懸案為名，向中國提出侵犯我國主權和利益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企圖把中國變為它獨佔的殖民地。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答覆，5月9日，袁世凱政府接受“二十一條”，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抗，第一師範學生集資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名叫《明恥篇》，毛澤東讀後在封面上寫下四句誓言，表示報仇雪恥的決心：“5月7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接著在這年9月，他以“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字的筆畫共28畫)的署名發出“徵友啟事”，意欲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驅的青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體育之研究》，提倡武勇世風和充滿朝氣的奮鬥向上的人生觀。
1918年8月，毛澤東為了組織湖南進步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10月，經原湖南一師教師楊昌濟介紹，當了最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治家李大釗為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員，後來參加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這是毛澤東早期重要新聞活動之一。毛澤東“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思想越來越激進”，同時對新聞的興趣越來越大，他經常在節假日去黎錦熙教授家談論時局和事業，黎錦熙在1918年12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潤之至，交談報事及世界問題。”後來毛澤東回到湖南，便主編了《湘江評論》，這一天所談的“報事”指的就是這件事。
主編《湘江評論》 提出“六不怕”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標誌著我國無產階級從此登上了政治舞臺，革命形勢不斷高漲，各地的革命報刊隨之迅速發展。這時，毛澤東不僅拿起筆來，積極為革命報刊寫稿，而且先後主編《湘江評論》《新湖南》，赴京創辦了平民通訊社，宣傳最新思想，喚起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湘江評論》於1919年7月14日創刊，毛澤東當時是湖南學生聯合會文牘股幹事，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這個週刊“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設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一共出版了4期和一號“臨時增刊”，毛澤東為它撰寫了《創刊宣言》及其他文章20多篇。
在眾多的報刊中，《湘江評論》以深刻的思想內容和新穎的政論筆調吸引了大批讀者。它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和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動員和組織群眾向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作鬥爭，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在《創刊宣言》裡，毛澤東寫道：“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在2、3、4期上連載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號召全國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等人民群眾從小聯合入手，進而組成大聯合，聯合起來打倒強權政治，謀得自身解放。文章闡述了民眾大聯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具體途徑，滿懷信心地說：“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呼籲大家“總要拼命的向前”。李大釗看到創刊號，倍加稱讚，認為它是全國最有份量、見解最深的刊物之一。除湖南外，刊物還發行到上海、北京、四川、廣東、武漢等地，創刊號印2000份，即日銷盡，又重印2000份滿足讀者需要。
《湘江評論》在8月中旬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后，毛澤東接著在9月上旬從第七期起主編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會的刊物《新湖南》。這個週刊原來“純以改良社會思想，灌輸醫學知識為職，言論絕對不涉及政事”，毛澤東接編後提出：“本報第七號以後的宗旨是：一、批評社會；二、改造思想；三、介紹學術；四、討論問題……我們的信條是：什麼都可以犧牲，惟宗旨絕對不能犧牲。”遵循這個宗旨辦刊，刊物面貌起了很大變化，被認為是“《湘江評論》的化身”。由於它抨擊了軍閥統治，不久也被張敬堯查封。
1919年11月15日《大公報》刊登的
《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
為婚姻自由呼喊
《湘江評論》《新湖南》雖然先後被張敬堯查封，但毛澤東並沒有因此停止運用新聞這個武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他以長沙《大公報》《女界鍾》等報刊為陣地，繼續宣傳最新思潮，抨擊舊的封建社會制度。
長沙《大公報》在當時是一張進步的報紙。1919年11月聘請毛澤東擔任它的館外撰述員。這時，他注意抓住典型，用具體事實教育群眾，啟發群眾的覺悟，1919年11月關於長沙趙女士自殺問題的一組報道，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趙女士，名五貞，由媒婆撮合，父母包辦，許配給富商品古齋少老闆、年大貌醜的吳風林為繼室，五貞不答應，11月14日迎親時用剃刀自殺於花轎裡。這就是發生在長沙的趙女士自殺事件，集中反映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毛澤東在15日《大公報》“地方新聞欄內”披露這一慘聞後，當即趕寫了一篇題為《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的文章，在16日《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不要把這件事小看了，“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境所決定的”。最後得出結論：“這件事的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
在這個事件的報道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觀點，就是傍著活事件討論學理問題和社會問題。他說：“吾們討論各種學理，應該傍著活事件來討論。”“希望有討論熱心的人，對於這一個殉自由殉戀愛的女青年，從各種論點出發，替他呼一聲‘冤枉’。”他的建議很快得到《大公報》編輯部的支持和讀者的響應，派出訪員，對趙女士自殺的真相、前因後果作了連續報道，並開展討論，從11月15日到12月1日的16天時間內，共發表消息、討論文章40篇，集中地批判封建禮教，呼籲婦女解放，毛澤東在這場討論中共發表9篇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批評錯誤思想，把討論步步引向深入。
除了趙女士自殺問題的報道，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新聞視野很寬，涉及社會政治問題的各個方面。1920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進一步高漲，這時，毛澤東積極從事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準備工作，籌組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為了喚起民眾的覺悟，他聯合長沙教育界、工商界和新聞界進步人士，共同發起創辦了一個文化書社，並親自寫了《發起文化書社》一文。文化書社於8月2日成立，9月9日在長沙潮宗街56號(租賃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房屋)正式開業，它既是毛澤東、易禮容、彭璜等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創辦的進步書店，也是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成立前後對內對外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和開會的場所。到1921年3月底，平江、瀏西(瀏陽西區)、武岡、寶慶(今邵陽)、寧鄉、漵浦等七縣設有分社。
第一篇馬克思主義政論文章
黨的一大後，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8月份就與何叔衡在長沙利用船山學社社址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幹部，這所大學實際上是當時湖南的黨校。為了加強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毛澤東同李達等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1923年4月10日正式出版。《新時代》圍繞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政策、策略、政權等重大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了剖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在建黨初期有著重大的意義。創刊號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澤東寫的《外力、軍閥與革命》，專家認為這是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寫的第一篇報刊政論文章。
黨的二大召開後，我黨已開始醞釀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毛澤東在文章中對當時的政治形勢作了科學的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各派軍閥不能形成統一的聯合的局面，“政治癒反動愈混亂的結果，必然要激起全國人民的革命觀念，人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他分析說：當時的中國已分裂為三種勢力、兩大營壘的局面。三種勢力是：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由此中國就出現了兩大營壘的對立局面：一方是強大的民主派，另一方是反動的軍閥派。毛澤東斷言：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共產黨國民黨合作為核心的革命民主統一戰線，必然日益發展壯大為歷史的趨勢。中國政治的“結果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這樣，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造成的黑暗和混亂，便成了“革命的生母，民主獨立的聖藥”。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這些觀點是正確的。
這期間，毛澤東在湖南還發起組織了“俄羅斯研究會”，創辦《俄羅斯叢刊》，宣傳十月革命，擴大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並將上海出版的《共產黨人》月刊的文章介紹給長沙《大公報》轉載，在《前鋒》上發表文章，毛澤東的新聞實踐與貫徹黨的路線、方針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向反革命宣傳反攻
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積極幫助和推動下，1924年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建立，革命形勢日益高漲，1925年12月5日在廣州創刊的《政治週報》，前期由毛澤東主編(後期由共產黨員沈雁冰、張秋人接編)，併為它寫了《〈政治週刊〉發刊理由》。
這是毛澤東的一篇重要的論述新聞工作的論文。他在文章裡闡述了報刊的一些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報刊的性質和任務問題。文章一開頭，他用十分精闢的語言說：“為什麼出版《政治週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他還指出，“向反革命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是《政治週報》的責任，這是毛澤東根據當時具體情況確定的報刊任務。
《政治週報》開闢了“反攻”專欄，大量刊登反擊國民黨右派的短文。毛澤東充分發揮這個陣地的作用，他在第一期上以“潤”為筆名，寫作了7篇筆鋒犀利的文章，針鋒相對地揭露了國民黨右派勾結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罪惡活動及反革命實質，還駁斥了上海《民國日報》為西山會議派進行辯護的言論。在第二、四期上，毛澤東以“子任”為筆名，發表了兩篇重要綜合報道《革命派黨員群起反對北京右派會議》《反對右派會議者遍於全國》，摘要編髮了全國各地和在海外的國民黨左派、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聲討右派西山會議派的文電49條，反映了進步力量反對右派勢力的強大聲勢。
重要政論《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論述了國民黨右派的分離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必然現象”，阻撓不了中國的國民革命向前發展，而“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個更大的團結”，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右派。
農民運動“好得很”
1926年，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發展，以湖南、湖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像暴風驟雨一樣發展起來。圍繞農民運動的興起，革命與反革命，黨內馬克思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展開了極其尖銳的鬥爭。為了答覆黨內黨外對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時任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於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他用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向幹部、農民甚至獄吏作調查，開調查會時恭謹勤勞，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的人開展討論，這樣佔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對情況作出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開始在黨中央主辦的《嚮導》(191期)上刊出前部分，由於受到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等人的反對而中途停止刊登。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週報從1927年3月5日起開始刊登這篇調查報告。4月11日，瞿秋白以《湖南農民革命》為書名出版這篇調查報告，並寫序言熱情推薦這本書。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充分肯定了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指出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貧農和僱農是農村革命的主要力量，必須堅決依靠他們打倒土豪劣紳。它熱情歌頌了偉大的農民運動，嚴厲駁斥了對農民運動的各種誣衊，如所謂“糟得很”“過分”問題、“痞子運動”等論調，列舉了幾個月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熱情歌頌農民運動“好得很”，指出：“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接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總之，毛澤東這篇光輝著作，在當時革命的嚴重關頭，對中國革命最主要的問題——農民革命問題，代表黨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大量的活生生的材料，駁斥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表現了無產階級應有的鬥爭精神。
從1925年至1927年夏，毛澤東在做了大量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還先後撰寫了包括《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關於農民問題的論文、講稿、報告、宣言、議案、訓令共10餘篇，有力地指導了中國的農民運動，為開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革命形勢的發展把他推上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前列，即使這樣，他矢志不渝，堅持不懈地把新聞工作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革命的一生。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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