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華要辦中國最好的國學研究院，第一件事是請人、挖人，來當導師。時任國學研究院籌委會主任的
吳宓，很快落實，請來了王國維、梁啟超和趙元任，每一個都是當時學界的超一流大師。第四個導師，吳宓向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隆重推薦了他在哈佛的同學：陳寅恪。
清華教務長張彭春表示強烈反對，理由是，陳寅恪學問雖好，但一無學位，二無著作，不符合聘任條件。
吳宓當即與張彭春辯論說：陳寅恪前後留學18年，真正是為學問而學問，其他人只是為學位而已，學了四五年就跑回國來了。又說，陳寅恪雖然沒有正式著作發表，但他發表過的一封《與妹書》節錄，其中透露的學問之深廣、見識之高遠，已然秒殺國內一堆教授。
然而，縱使吳宓如何力捧陳寅恪，清華教務處就是不肯聘請一個“雙無”導師。
吳宓急了，直接找到曹雲祥，當場甩下一句話：如果清華不願聘請陳寅恪，那我吳某的籌委會主任不當也罷。
在吳宓的辭職要挾之下，清華終於同意，聘請陳寅恪為“四大導師”之一。
陳丹青畫作，從左往右：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關於清華聘任陳寅恪，學界還流傳另一種說法。
吳宓推薦了陳寅恪之後，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何許人也，便問梁啟超：他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他不是學土，也不是博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
梁答：也沒有著作。
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曹雲祥這才決定發聘書。在“四大導師”的加持下，清華國學院一創辦，就迎來了巔峰。
那麼，陳寅恪究竟是何許人，竟能引得身為主事人的吳宓為他辭職，向來驕傲的梁啟超為他自汙？
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從江西義寧（今修水）的陳氏家族講起。
陳寶箴與子孫合影
雍正末年，陳寅恪的祖上，是從福建上杭遷居江西義寧的客家移民，被稱為“棚民”。
史學家黃仁宇曾說：“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並且獲得社會聲望，惟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路漫漫修遠，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約，積銖累寸，逐步上升到地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後的慘淡經營則歷時已久。”
宋代科舉平民化以後，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大家族的崛起，無不經由這條路徑。義寧陳氏家族也不例外，經棚民之家、耕讀之家到官宦之家，總共用了四代人的時間，隨後進入這個家族最輝煌的階段，走出了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陳封懷等傑出人物，被後世譽為
“陳門五傑”。義寧陳氏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文化大族。
陳門五傑
吳宓不僅十分推崇陳寅恪，對整個義寧陳氏家族亦推崇備至。他說過，義寧陳氏“一家三世，為
中國近世模範人家，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所謂文化貴族。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機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託命者也”。他把義寧陳氏視作中國文化的一根頂樑柱，評價之高，可見一斑。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1831—1900），是義寧陳氏走出來的第一位風雲人物。1852年，年僅21歲的陳寶箴考中舉人，陳家人欣喜欲狂，張燈結綵。兩年後，其父陳偉琳過世，留下12字遺訓：成德起自困窘，敗身多因得志。
意思是，一個人也好，一個家族也好，在困境中容易磨練德行，在順境中卻容易走向衰敗。從此，陳家再未因科舉功名而瘋狂。
陳寶箴
1860年，正在北京考進士的陳寶箴，在一家茶樓目睹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沖天大火，滾滾濃煙，當場失聲痛哭。他隨即做出了一個決定：放棄科舉，投身軍旅。
陳寶箴先後投入曾國藩、席寶田幕中，當時就被稱讚為“海內奇士”。湘軍攻入天京（南京）後，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逃出天京，並一路逃到江西，陳寶箴出計將其一網打盡。
無論在何處任職，出任何職，陳寶箴都力推善政，勤勉圖強，造福百姓。到了光緒年間，封疆大吏紛紛舉薦陳寶箴，張之洞說他“才長幹濟，學識深通”，卞寶第說他“饒有才識，而淡於榮利”，王文韶說他“才大而性剛，往往愛惜羽毛，有不輕寄人籬下之概，所如稍不合，輒置榮辱於度外”。
雖是帝國晚期，陳寶箴的能力和品性還是人所周知，有識見的封疆大吏們都想重用這位幹才。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陳寶箴悲憤交加，長嘆：“無以為國矣！”當時，陳寶箴任直隸布政使，簽約的李鴻章從日本回來後，也住在天津。帝國官場傳言，李鴻章將復任直隸總督，陳寶箴則不僅不去拜見他，還放言說：“李公朝抵任，吾夕掛冠去矣。”
他來，我就走，辭官不做。
有人替李鴻章辯解，陳寶箴說，我之所以憤恨李鴻章，是因為他作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深知中國不堪一戰，卻不能諫阻最高統治者草率做出應戰的決策，導致中國落下戰敗割地賠款的結局。
同一年，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成為封疆大吏中的一員。這期間，他以富國強民為己任，推行新政，文化上，他變士習，開民智，開創南學會、時務學堂；政治上，他肅清吏治，知人善任，起用譚嗣同、唐才常等維新人物；實業上，他設礦務局、鑄幣局等；軍事上，他裁汰舊式軍營，引進西方軍事化管理，設武備學堂。原本保守的湖南，在陳寶箴手上，一舉成為
全國最有生氣的省份，也是維新變法在全國的標杆。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後，作為維新變法的地方實力派，陳寶箴遭到革職，永不敘用。一個走在時代前沿的人，仕途戛然而止。
陳寶箴一生淡泊，兩袖清風，被貶回籍時，一家人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最後在百姓的資助下才得以成行。
他為官的時候，經常吩咐下人：少買葷菜，多買蔬菜。下人不理解，背後說他故作清廉。他聽到後，當即寫了一首詩送給廚工：
嚼來確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
淡泊生涯吾習慣，並非有意釣清廉。
1900年，陳寶箴去世。有學者考證，他是在義和團運動最瘋狂的時候，被慈禧賜死的。死前，留下遺囑：“陳氏後代當做到六字：不治產，不問政。”
在此之後，陳家再未涉足宦海。
一個政治家族消失了，但一個文化世家從此崛起。而為陳氏家族轉型挑大樑的，正是陳寶箴的長子陳三立（1852—1937）。
陳三立
1889年，陳三立考中進士，在吏部為官。但後來，他辭去官職，追隨父親到湖南辦理新政。梁啟超說，湖南變法運動的幕後主持，實際上是陳三立。陳三立則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稱為“維新四公子”，名動一時。
當年，黃遵憲向陳寶箴建議，請康有為擔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陳三立則主張請梁啟超，他說自己讀過樑的文章，“其論說似勝於其師，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後請了梁。事實證明，梁啟超到時務學堂講學，對湖南影響很深。
陳三立晚年曾與梁啟超重逢，說到長沙時務學堂最得意的學生蔡鍔，他告訴梁，當年蔡鍔報考時務學堂，文章不通，是他看蔡鍔年少，破格錄取的，後來果然成為大才。
可以看出，無論請先生還是選學生，陳三立的眼光，都非常獨到。
戊戌政變後，跟陳寶箴一樣，陳三立亦獲嚴譴，從此落魄江湖。他給梁啟超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句：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
但事實上，陳三立雖遠離政治，卻從未，對國家之難、人民之苦袖手旁觀。
1903年，陳三立為了創辦一所小學堂，果斷決定：“將我的住宅讓出辦學。”他還聘請了外國教師，成為創建新式學校的先例。
1906年，清廷曾要委派陳三立職務，但被他拒絕。一年後，袁世凱要他出任參政議員，他仍然不為所動。
他博學多才，寫詩寫成了近代詩壇的絕對領袖。汪闢疆仿水滸108將寫《光宣詩壇點將錄》，點陳三立為“天魁星及時雨宋江”。在文學史上，陳三立被譽為“最後一位古典詩人”。
陳三立
曾有學生問陳三立：怎樣才能寫好詩？
陳三立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你們青年人，目前的任務是怎樣做人。”
1932年，陳三立的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陳三立痛罵鄭“背叛中華，圖功利”，當即與之斷交。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逃難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日常。這位倔強的老人卻說：“我決不逃難！”
聽到有人鼓吹中國必敗，陳三立怒不可遏：“中國人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
日本人一度想招攬陳三立，陳三立讓傭人拿掃帚逐客。
之後，為表抗議，他連續絕食五日，最後憂憤而死。
陳三立對歷史的貢獻，不僅是中國古典詩人的最後一座高峰，也不僅是抗戰年代中國不屈的一根脊樑，還有其膝下五個兒子，個個是人傑：
長子陳衡恪，著名書畫家，吳昌碩之後、齊白石之前，中國畫壇最重要的人物，沒有之一；
次子陳隆恪，著名詩人；
三子陳寅恪，蜚聲國際的史學大師；
四子陳方恪，著名詩人，風流倜儻，被稱為“金陵最後一個貴族”；
幼子陳登恪，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中文系“五老”之一。
陳衡恪（1876—1923）有一個更為人所知的名字，叫陳師曾。他是天才橫溢的畫家，但秉承其父陳三立之風，認為畫畫與做人，不可分割。他曾說，文人畫有四大要素：
“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陳師曾
他曾贊助過魯迅辦雜誌，和李叔同是知交，與齊白石是莫逆之交。齊白石說，他與陳師曾二人的關係是，“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
可惜，陳師曾英年早逝。1923年，他得知繼母病危，趕回南京親奉湯藥，不久繼母病逝，他也因連日勞累染病不起。
梁啟超在陳師曾的追悼會上說：“師曾之死，其影響於中國藝術界者，殆甚於日本之大地震。大地震之損失不過物質，吾人之損失乃為精神。”
陳師曾有個兒子，叫陳封懷（1900—1993）。陳封懷日後成為中國近代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是義寧陳氏家族，自陳寶箴之後第四代的代表人物。
陳封懷
陳封懷不愧出身陳氏家族，像他的父祖輩一樣，熱愛祖國，鐵骨錚錚，從不對權貴低頭。
他曾留學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學院，專攻園藝學和報春花分類學。學成後，毅然謝絕了留在英國工作研究的邀請，他對自己的導師說：“報春花的故鄉在中國，我的根也在中國。”
1948年，蔣介石想裝飾他的廬山別墅，手下官員迎合上意，派人到廬山植物園挖掘紅楓樹。時任植物園主任的陳封懷堅決不同意，說：“紅楓不能挖，樹木是植物園的，我有責任保護！”
來人看他的架勢，只好撤退。
上級知道後，向陳封懷施壓，陳封懷仍然不為所動，管你是天王老子，不能挖就是不能挖。
如今，說起義寧陳氏家族，大家最熟悉的人物，當屬陳寅恪（1890—1969）。
吳宓毫不掩飾他對陳寅恪的膜拜：“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一身傲氣的傅斯年，認識陳寅恪之後，同樣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寅恪之學問，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當代史學大師余英時說過，“在中國學術界中，王國維以後，便很少有人像陳先生那樣受到人們普遍的崇敬與仰慕”。
陳寅恪
陳寅恪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又在歐美整整遊學16年。期間，他上過全世界最牛的大學，卻從未拿過一張文憑，一個學位。他自己說過，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所以，文憑在別人眼裡是個人才學的證明，在他眼裡，則是廢紙一張。
正如文章開頭所說，陳寅恪獲聘清華國學院導師時，雖因無文憑、無著作而受到爭議，但很快，這名學問貫絕中西、深不可測的大師，便深深折服了整個中國學界。
他在清華講課，不僅本校學生來聽，北大的學生也來聽。不僅本校的教授來聽，北大的教授也來聽。
清華國學院主任吳宓，每課必到，風雨無阻。朱自清、馮友蘭……這些大咖，都曾是陳寅恪課堂上的常客，以至於北平的大學生都稱陳寅恪為“太老師”。出身名門的陳寅恪，因此被譽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陳寅恪有一套著名的講課規定：“四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我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他對古籍的熟稔程度，連資深教授都頗為詫異，經常有人向他求問一句話的出處，他閉目說出在哪本書哪一頁，一查，準沒錯。
陳寅恪嗜書如命，用他自己的話說，“因齠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導致高度近視，視網膜脫落，40多歲時，先是右眼失明。
1939年，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據說這是300年來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陳寅恪接受應聘，想順便到倫敦治眼睛。誰知道人輾轉到了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陳寅恪一家被困香港。
陳寅恪全家福
這期間，日本人又拼命做陳寅恪的工作，但就像他絕食而死的父親一樣，陳寅恪的國恨家仇理念非常強烈，哪怕一家人揭不開鍋，整日惴惴不安，他就是不肯屈從日本人的擺佈。
好不容易逃回內地，抗戰還未勝利，陳寅恪卻雙目皆已失明。
若是常人，至此學術生涯基本已廢，但陳寅恪決非常人。那些經典早已刻在他心裡，他憑藉一雙耳朵，通過口述，完成了一部部後人難以超越的著作，包括晚年最負盛名的《柳如是別傳》。
1927年，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自沉，陳寅恪為他寫下了傳誦至今的紀念碑銘：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這八個字，恰是陳寅恪的心聲，與畢生追求。無論身處什麼時代，他都恪守一個國家的史學傳統，只要文化不曾斷絕，這個國家就還在。
陳寅恪的晚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度過，當時主政廣東的陶鑄，給予了他最好的照顧。誰知引起一些人的不滿，時任中大黨委副書記馬肖雲說，給陳寅恪配三個半護士的照顧，太特殊了。
陶鑄聽後，回答說：“你若像陳寅老這個樣子，眼睛看不見，腿又斷了，又在著書立說，又有這樣的水平，亦一定給你三個護士。”
陳寅恪在中大
1962年，康生南下廣州，提出要見見陳寅恪，可無論中大校方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
不但不見，還賦詩自娛：
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再後來，陳寅恪難逃被批鬥。他的護士和助手被撤走了，一個坐輪椅的盲人教授，只能依賴同樣年邁、一身傷病的妻子唐篔照顧。
這個時候，唯一的溫情是，每當學生要批鬥陳寅恪，中大歷史系主任劉節就會及時趕到：
“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
學生於是毆打劉節，問他有何感受。劉節回答：
“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與世長辭。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他最大的遺恨，是未能寫成《中國通史》和《中國歷史的教訓》。
陳寅恪
當年，遷居江西的陳氏先祖陳騰遠，雖以低微的身份，為後代篳路藍縷，卻從一開始就教育子孫謹記十個字：
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節。
而這，成了陳氏家規的核心。從陳寶箴，到陳三立，到陳衡恪、陳寅恪，再到陳封懷，每一個人，都足以突破家族的界限，上升為中國人的精神榜樣。
清風亮節，錚錚鐵骨，一個國家，任何時代都需要這樣的人。
致敬，義寧陳氏家族！
閱讀更多 最愛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