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中國南海，鐵流澎湃，檣櫓如林，中國海軍舉行了規模空前的海上大閱兵。
這是在南海不平靜之際，中國從未有過的海上力量展示，此刻，中國又站在了歷史的關口，而這一次，中國不能輸，也輸不起。
實則講中國海軍，“甲午”是個永遠無法繞開的話題，它既是沉重的歷史，也是昭明的鏡鑑，值得一讀再讀。
此文寫於2012年中日因釣魚島關係驟然緊張之時，雖時過境遷，但今天讀來，自己仍覺“應時”。戰略擘畫、信仰構建、細節籌謀，因關乎“國運”，更當慎之又慎。
以高邕（多傳為光緒帝）為鄧世昌所書輓聯開篇：
“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
釣魚島的漩渦似乎瞬間就吞噬了國人的剋制與冷靜，拍案而起的憤恨與決然在野田佳彥眼中成為“政治誤判”，但於中國人而言，卻實屬必然。除卻現實的利益考慮，實則，糾纏著歷史恩怨的敏感神經也許在中國人的憤怒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面對洶洶的遊行示威乃至一度失控的暴力，諸多社會精英們在疾呼“切忌輿論與民意綁架決策”，言下之意，頗為擔心政府“衝冠一怒為輿情”。其實，此種焦慮全為杞人之憂，在中國，“民意”何曾有過左右政府意志的乾坤之能，恰恰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民意”的屈伸隱顯倒全然是以權力階層的意願為轉移的。因此，精英們大可不必擔心“多數人的暴政”。
決策層自有其考量局勢的標尺，首重當下利害大局自是應有之義，但歷史塵積、民族情感也是無法迴避的重要因素，惟其如此，作為中日“結怨”緣起的甲午戰爭，才被我們無數次地提及，並一再地放在顯微鏡下剖析，成為百餘年後觸及仍難掩瘡疤的“痛史”。
關於甲午，我們已經說得太多了，大到慈禧六十大壽的鋪排、海軍經費的挪用、歐美列強的折衝，小到黃海海戰的隊形、兩軍裝備的比對、“濟遠”艦方伯謙的黑白，乃至“定遠”艦主炮晾衣服的傳聞，政治、經濟、軍事，幾無遺漏，都在史家的筆下復活，成為今天我們反思那場失敗的一個個稜面。不過時至今日，中日因釣魚島似乎又進入一“局點”，這倒使甲午風雲有了新的發掘價值，也許歷史細節的再詮釋可以讓過去更加感性豐滿，讓未來更加警醒理性。
轉型期的抉擇
一百多年的時間，固然拉開了今天與甲午的距離，使得我們能以更加客觀平靜的視角去全方位地觀察那段猶如博物館陳列品的歷史，但也使得我們與時人的直覺、感情、思維疏離，以至於苛求前人，時發隔靴搔癢之論。
晚清的一片漆黑，幾乎成為今人不假思索的觀感，甲午前夕，中國大地上只是一個搖搖欲墜的腐朽帝國，現在我們看得異常明澈。但細翻史料，卻不難發現，當時的大清子民乃至外邦人士，還多為“同光中興”的昇平氣象所動，絕不會想到僅僅十幾年後，帝國便灰飛煙滅。
那時的帝國，太平軍、捻軍早已相繼覆滅，洋務運動轟轟烈烈搞了三十年，軍隊裝備跨入近代化行列，北洋海軍已是亞洲第一，“檣櫓如雲，旌旗蔽空”，聲勢赫人。1885年爆發的中法戰爭，不僅沒有激發朝野的危機感，相反，由於臺灣基隆、廣西鎮南關兩役打得可圈可點，甚至強化了時人的安全感。
就旁觀者而言，法國人在中法戰爭之後，曾如此宣示過：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而我們就是第四個。中國被視為“亞洲四強”之一，可見國際地位並不是我們今天想象的那般不堪。此外，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廣土眾民，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視野和期待中，當時的精英們會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會如何看待東邊的那個“蕞爾小國”。
但他們看不到的是，那時的中國，很可能正處於“轉型期”的關鍵時刻。儘管洋務運動不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數，重技術引進輕制度創新，但三十年追尋“船堅炮利”的動能不可避免地將“西學東漸”推上了又一個高峰。“西學之體”在中國的精英階層也已產生了巨大的回聲。假以時日，以技術、軍事、經濟變革為先導，進而對中國的政治架構進行“倒逼”式的推動，從而全面改變國家面貌，成為了一種具有現實性的可能。現在論者多引用當時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的說法，說當時的中國雖然在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得大風地震之災，以證明這種進步的虛妄和不切實際。但這種論述是建立在甲午戰敗後的由果及因邏輯順序中的，如果沒有甲午一戰，也許宗方的“慧眼”根本不會被人注意到。
時至今日，我們的改革依舊是從技術與經濟層面找到切入點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三十年後依舊滯後，但國家面貌已然發生了鉅變。因此，甲午前夕的大清帝國，確是站在了時人不易覺察的轉型期“節點”上。無獨有偶，當時的日本顯然也處在了類似的“節點”上。“明治維新”已進行了二十多年，經過“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種種舉措，國家漸入近代化軌道，國力已然凝聚。但以狹窄島國的地脊民窮，只通過內生式的積聚，顯然侷限多多，前途可憂。而日本在維新前後，卻已將此課題揣摩透徹，並逐步付諸實施。從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肇始，日本對於突破發展“瓶頸”的規劃越來越具體。1893年，在先後通過八次海軍擴張案後，時任日本樞密院議長的山縣有朋大將，在《軍備意見書》出指出：歐洲目前正保持著勢力均衡，不會立即發生戰亂，但列強正在計劃對東方進行侵略。當十年後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時，這種侵略便會提上議事日程。如果不出十年將對俄國進行一場戰爭的話，事先確保戰略要地朝鮮，並儘快尋找機會對華作戰，奪取東亞盟主的地位，這是絕對必要的前提。山縣有朋不僅預見了1904年的日俄戰爭，也預言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其對於世界形勢的寬闊視野和透徹觀察，對於國家戰略思考的主動周密，令人歎為觀止。
顯而易見，甲午前夕，中日經過幾十年的近代化，均已面臨著突破現有程式的臨界面，而相對於清廷的懵懂、被動，日本作為小國，則更具有危機感和迫切性，也就更為自覺主動。甲午戰後，日本一躍成為亞洲首強，不僅朝鮮、臺灣盡入囊中，拓殖空間大增，更由於從中國掠取的鉅額賠款，建立起金本位制，擠進了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行列。可以說，日本經甲午一役，實現了一步登天的“跨越式”發展，獲取了日後進入世界強國的本錢。相反，大清帝國因甲午戰敗，“紙老虎”的面目被戳穿，國際地位暴跌，環伺的列強蜂擁而上，幾至亡國滅種。由此，可能存在的理性演進過程戛然而止，改革之聲趨弱，革命烈焰方興，“轉型”向著之前不曾預想的道路急速滑進。
甲午戰爭，對於正處轉型期的中日兩國而言，轉折點的意義都倍加突出甚至持續放大，其餘波至今未平。
信仰體系與精神構建
甲午留在國人心中的痕跡，歷經一個多世紀的沉積塑造，已完全固化為一場山河易色、草木含腥的獰戾戰爭，有了最為簡單的價值評判，因此也讓今天的我們在描述和思考上少了諸多困惑，多了幾許輕鬆。
但如果平復心緒，再讀歷史的細節，相信今天的絕大多數人難以輕鬆起來。
根據日本官方《日清戰爭實記》所載，當日軍攻入中國東北九連城時，“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以致日軍隨軍記者為之感慨：“‘東西旦夕相望，庶民子來’，古人之言，不欺我也。”日本陸軍大臣、第一軍司令長官山縣有朋，隨即下令發出安民告示，免除當地百姓本年稅款，“告示貼出以後，效果頗佳，逃避戰亂的人陸續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請求為日本軍隊效力。”
日本第一軍還約請了我們上文提到過的宗方小太郎，擬製了一篇《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的文告，將日軍塑造成為拯救中國人民於滿清異族統治下的解放者形象。文告宣稱：日本“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號召廣大漢族人民“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這一論說的套路，與當年朱元璋北伐蒙元的檄文，幾乎如出一轍。北伐檄文曰：“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揹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等其體之。”雖時隔四百餘年，但其以民族文化作為動員旗幟，以達政治目標的理路則一般無二。
1895年3月，中日戰事已近尾聲，日軍乘勝攻擊臺灣。根據宗方小太郎的隨軍日記記錄，漁翁島當地百姓派代表“前來哀求保護，因言語不通，故書‘仁義之師’與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來，“哀求寬大施恩，垂憐拯救窮民流離之苦，稱我為大明國大元帥雲。”雖百年之後，今天讀起這些記載，依舊令人觸目驚心。生活在如此荒遠小島上的百姓，竟還將日軍作為“反清復明”的光復大軍，可見當時中國是以什麼樣的狀態來應對這場關乎國運的戰爭的。
在甲午戰爭正酣之際，中國就這樣被置於了看似極端荒謬的民族定位之中：我們到底是誰？誰是我們的同胞？誰又是我們的敵人？
也許有人會不以為然，以為敵我難辨不過是愚鈍小民所為，不足為訓。但我們再看看當時大清帝國當權者的認識。
1891年夏，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6艦訪問日本。期間，在日本海軍大臣樺山資紀的招待宴會上，丁汝昌說：東洋兄弟之間如不團結，勢必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中日海軍應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西方列強。他說，何況我們擁有堅不可摧的船隻，它使我們擁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外來的威脅。
在甲午戰局已明，馬關和談開啟之後，李鴻章在與日本的交涉中一再提出，中日近鄰，同文同種，且同受歐美欺侮，應從長期友好來考慮雙方關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日本）有益也”，“應力維亞洲大局，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
由上可見，對於何者為敵何者為友，即使是當政的精英們，依舊有飄忽不明之處，何況市井小民。儘管你可以說丁、李的說辭有從策略上考慮的成分，但就甲午戰爭的前後來看，清廷上下未將日本視為最具威脅性的大敵，是顯而易見的。
除了這種民族定位、敵我定位的尷尬，當時中國支離破碎的精神信仰還可以從更多的細節上找到註腳。
北洋海軍的軍官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福建人，而提督丁汝昌卻是安徽人，當時便有人稱丁為“浮游於諸閩之上”，意即閩人結幫，丁難操令行禁止之權。一支國家艦隊中，“省籍情結”氾濫，其合力可想而知。
“區域主義”至上還有更為極端的例子。
甲午戰前，廣東水師的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因參加海軍會操，因而滯留北洋參加了海戰。威海衛一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餘艦為日軍所擄，“廣丙”也在其中。在之後的談判中，廣東水師竟致信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要求歸還“廣丙”艦，理由是“廣東軍艦不關今日之事”！此事成為當時的笑談。今天看來，“省”竟在“國”之上，簡直不可思議，但當時中國恰恰便是如此。甲午戰後，李鴻章曾哀嘆，日本是以舉國之力與中國戰，而他卻只能調動直隸一省的財力。無怪乎當時西方報紙曾如此說過：“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百年後，唐德剛先生在論及甲午戰爭時，曾說：“畛域觀念是中世紀中國享有專利的壞傳統。它的幽靈至今不滅，以後還有大禍好闖呢。”國人能無戒乎？
再讀這些歷史的細節，我們可以看出，以中國當時各行其是的“碎片化”社會結構，加之信仰體系的崩塌，精神構建的凌亂，根本無法凝聚國心、人心、戰心，與“同質一體”的日本較量，甲午之敗，實屬必然。
憤怒間的理智
因釣魚島爭端而引發的示威遊行，聲勢浩大，範圍廣闊。此類言行當然不可能令日本為之斂跡，但對於動員民意，統一思想卻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這類近乎宗教儀式般的公眾行為，將“中國說‘不’！”、“中國憤怒了！”此類的話語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形成了幾乎難以抵擋的群體情感訴求，其灼熱熾烈令人為之動容。
但此時，我還是想起了古羅馬詩人尤維利斯提過的那個千古命題：“憤怒出詩人”。詩人者，情感奔湧而理性稍遜，長於神馳而短於謀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憤怒只能是情感宣洩，卻替代不了實際的手段和路徑。網絡上盛傳著普京名言：“沒有實力的憤怒毫無意義。”同樣，沒有理性的憤怒也只能是不著邊際的氣喘吁吁。
再讀甲午，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也許可以有助於我們一窺當時的日本是怎樣去準備“武器的批判”的。
戰前，日本的小學裡流行一種遊戲，將孩子分為兩組，一組代表中國艦隊，另一組代表日本艦隊，遊戲的要旨便是捕捉北洋海軍的主力艦“定遠”和“鎮遠”。
這個細節在很多討論甲午戰爭的著作中被提及，但解讀不外是日本的軍國民教育之深入，以及日本民眾對於擴張侵略的狂熱。這固然是問題的一方面，但從中，我卻讀出了日本人在狂熱中的某種務實和理智。
1885年，清廷購買了“定遠”、“鎮遠”兩鐵甲艦，第二年8月，便編隊駛往日本長崎大修。實則，此行以鉅艦震懾日本的意圖相當明顯，但效果卻與李鴻章的初衷背道而馳。當日本人在長崎碼頭看到龍旗飄揚、威風凜凜的大清艦隊時，圍觀的民眾間，豔羨、驚歎、憤懣五味雜陳。隨即，清軍水兵因嫖妓而與日方發生衝突，成為轟動一時的“長崎事件”。
事件平復後，日本人被刺激的民族心理，很快由單純的自卑憤怒，轉為目標明確的備戰行動。“一定要打勝‘定遠’，”成為此後日本海軍軍人的流行語。
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日本先後設計製造了“嚴島”、“松島”、“橋立”三艦，各配有320毫米口徑巨炮一門，以對付“定”、“鎮”的305毫米口徑主炮，航速也高出“定”、“鎮”1.5節。為從炮火和速度上壓倒中國海軍，1892年，日本向英國購買了當時世界上最快的“吉野”號巡洋艦。
就在日本針對中國海軍進行富有針對性建設的同時，上述的兒童遊戲，便也風靡起來。日本的朝野情緒，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超越單純的情感宣洩，走上較為理性的軌道，確是值得深思。
甲午戰敗後，曾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寫下這樣的話：“翁同龢問我是否還有時間去做我曾經建議加強中國國力的措施（改革、陸軍、海軍、財政、吏治）……我告訴他們，一切取決於他們將來能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決心明天開始就正經地著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若是根本無意推動改革，今天的損失就毫無意義，只是向狼群投擲一片片的肉，使它們暫時不追上來，直到把馬累死為止。”從大清帝國此後的歷程來看，這個英國人不幸言中了，隨之而來的“戊戌變法”只是一場激情大於理智的小圈子運動，帝國終是無可救藥地沉淪了。
今天，面對這些歷史的側面，我們在最初的憤怒之後，又該思考些什麼呢？
今日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帝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思想的發酵成熟，使得中國早已擺脫了民族定位的尷尬與混沌，也讓我們獲取了一個可靠穩固的精神基點；而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獲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也前所未有地將整合社會的觸角延伸到了中國的最基層，從而擁有了動員整個國家潛能的巨大力量；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釋放了人本身對於物質、精神追求的動能，推動中國的國力有了舉世瞠目的增長。這一切，使得我們今天的憤怒有了切實的根基和依靠，從而不再虛妄飄渺。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我們正處於一個轉型期的關鍵時刻，任何國家層面的戰略決策所導致的後果，都可能引發連鎖效應，殊難預料，須慎之又慎。再者，百餘年所積累的“受害者”意識，也使得我們的民族情感處於有火便著的易燃狀態，這令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此外，毋庸諱言，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固化，利益訴求的分歧和對立，價值觀念的多元和混亂，使得國人的精神構建產生了極大的變數與不穩定性，國家的合力也蘊藏著深深的隱憂。
美國著名學者漢斯·庫恩（Hans Kohn）曾指出：“沒有人民主權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象的”。——此刻，面對外界的挑戰，捫心自問：我們單一的民族主義旗幟夠嘛？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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