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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事實上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詞，其概念也沒有一個公認的定論。在我的理解當中，“國學”大體是以儒學作為主體的一種傳統文化的集合，在此當中還要考慮諸子和儒學之間的關係，這樣國學才可能有它更高的價值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原文 ：《探索國學教育和傳播的路徑》
作者 | 上海市儒學研究會秘書長 李耐儒
圖片 |網絡
當前國學推廣過程中的幾種傾向
一般而言，人們所講的國學大致有三個不同的維度：第一個維度是作為政治倫理制度的國學；第二個維度是作為思想文化的國學；第三個維度是作為社會生活、心靈生活的國學。這三種國學要求以求真、向善和崇美作為內在旨趣。近代一百多年來，幾代人都在思考著救亡和啟蒙這兩個任務。在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當中有這樣一句話：“原先，西方化和現代化密切相連，非西方社會吸收了西方文化相當多的因素，並在走向現代化中取得了緩慢的進展。然而，當現代化進度加快時，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獲得了復興。”近十幾年傳統文化的復興，正展現了這樣一種必然的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方向。從文化復興的角度來闡述、傳揚中華人文精神，對塑造中國現代文明秩序、凝固民族情感、匯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以及為人類文明的進步注入中國智慧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建設強國需要文化的認同，如果沒有一種共同或者包容各種文化的價值觀作為基礎，我們是很難形成民族共識的。那麼，也只有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共同地面對挑戰，才能有道德力量去應對這個世界的變化。由此，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到今天，國學在逐漸升溫，出現了國學熱。在國學的教育、傳播和推廣過程當中，有幾種傾向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和警惕。
第一種傾向是民粹性的民族主義的傾向。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鉅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並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在面對民粹民族主義傾向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文化自覺。
第二種傾向是極端商業化的傾向，也就是說把國學乃至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可以消費的資源，作為一種資本的手段和武器。第三種傾向是儒學意識形態化。第四種傾向是復古主義傾向。反思國學普及的不足
針對以上幾種需要警惕的傾向，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樣的努力呢？
清末民初，制度化的儒學正式告別歷史的舞臺，但這種告別並不是說儒家已經消亡了，它只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著。儒學被去中心化，失去了獨尊的地位以後，並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有可能會產生一個新的生命。儒家一方面在學術上成為知識性的儒學，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當中沉澱為一種社會性的儒學價值規範。而社會性儒學的價值規範對於今天來講，意義更為重要。孔子發展了一套人文主義的倫理學，且始終指向現實的社會，如何建立一個世俗的和諧制度，這是儒者過去、現在也是將來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和實踐問題。
知識性儒學和社會性儒學是儒學在不同領域的分工，不存在層級、等級和架構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兩個通路，但這兩個通路背後的邏輯、原始的動力應該是一致的，發展到後面應該是互相影響的，社會性的儒學發展得好，土壤根基就好，知識性的儒學就可以走得更長遠。同時知識性儒學更多的思考最後可以被社會性儒學加以借鑑、吸收和昇華，最後思想的種子落到社會性儒學還可以繼續沉澱下來。
怎麼樣把真正的儒家精神傳播開來？一方面，很多大眾迫切想聽到真正的儒家精神，另一方面傳播力量不足，這中間就存在一個巨大的矛盾。儒者和學者應該主動承擔起這樣的使命。為什麼民間力量蜂擁而起，佔有那麼大的市場？正是因為之前有著極大的真空地帶。因此，我們應該反思國學普及的不足。
值得探索的路徑
具體而言，國學的傳播和教育值得探索的路徑，第一是應該從社區、家庭入手。為什麼把家庭作為主要的對象呢？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形成制度，併發生巨大的深遠影響的最終載體還是家庭。儒家的傳統家庭倫理具有社會政治功能，由家到國再到天下，社會和諧要從家庭發端。
第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做的，就是融入到現代的教育體系當中去。 教育部在2014年3月發佈《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這個綱要指出，以推進大中小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一體化為重點，整體規劃，分層設計，有機銜接，系統推進，促進青少年學生全面發展，由此奠定中國人的文化基礎。在落實的過程中需要有效的機制、機構、方法作支撐。而在實際的學校中來看，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國學的教學目標設定得比較模糊，國學教育的路徑隨機性比較多，沒有專職的教師，沒有系統的規劃，更沒有專門的教材，沒有相應的評價體系。從教學內容來看，現在的國學教育中經學、諸子這些教育比較少，儒學教育比較多。從教育實施方法來看，誦讀的多，品讀的少。國學教育的方法是留給我們研究的課題。
第三是國學教育要潛移默化影響都市青年，因為青年人是未來的主體。怎樣把都市儒學和影響青年結合在一起，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課題。在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如果說沒有把握住青年，我們就無法在日常工作和精神生活當中發揮影響力，未來的中堅力量就會失去。
第四是應該有批具有獻身精神的儒家“修道士”。從孟子開始到文天祥、顧炎武、黃宗羲，等等，一大批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血脈的士人，他們的精神力量值得我們去分析、去繼承。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儒學的復興，確實需要這樣一批知行合一、具有獻身精神的儒家“修道士”。
第五是可以利用新媒體的資源和平臺來作一些有意義的探索。因為互聯網時代的傳播與傳統的傳播有著天然之別。比如，一個微信公眾號有幾十萬幾百萬人閱讀，如果有很好的內容，通過這樣的方式起到的傳播效果是不可估量的。
第六是一些非營利的運營方式和經驗值得學習。有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每年會做傳統文化傳播的項目，篩選具有增長性的組織，無條件地連續扶持他們的文化傳播框架。他們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值得我們研究、探索。
金耀基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指出，中國現代化誠然是中國民族現代世界挺立並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的運動，但中國民族之挺立，也不能脫離於中國文化，實則中國民族無中國文化則不只不可思議，也將是無意義的存在。中國文化當然是中國人生生創造之精神與物質的資產，以是，中國文化必然不是靜態的、不變的，而是動態的、發展的、與時俱進的。但中國民族欲使中國文化發光，而對世界文化有特殊之貢獻，則中國文化之繼續發展，必須自歷史傳統中汲取，以充實其創造之潛力。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一個環節，亦是中國文化傳統更新與創造。以是，中國現代化既是忠於中國的過去，也是忠於中國的將來；更可以說，它不只是忠於中國的，也是忠於世界的。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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