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_心語
宋代儒學的復興是在爭辯、借鑑、交流中產生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道教、儒教等國學在佛學的影響下有了新的發展。隋唐出現了三教合一的趨勢。到了宋代，由於寬鬆的政治環境，為學術爭鳴提供了舞臺。儒學在抨擊佛道的同時也吸收了佛道的營養，把佛道思想融入儒學。宋代儒學學子積極投身社會實踐。如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等，尤其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雖然沒有成功，但是為宋代理學形成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宋代理學提出的＂格物致知＂，即承認社會實踐是獲得知識的有效方法，就是從他們的實踐中總結的經驗。
理學家討論的內容為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理學融合了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周敦頤為宋代儒家理學派的開山鼻祖，他將道家無為思想、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闡述了理學的基本概念，形成了基本的思想體系。程頤、程灝是儒家理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朱熹是宋代儒家理學派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程頤、程灝的思想。認為理是存在的基礎，認為氣、理相生相長，理的最高境界是太極！
從南宋中期開始理學地位不斷攀升、影響不斷擴大，最終佔據思想學術的主導地位，並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社會長達數百年。其實程朱理學也是導致中國走向衰敗的根源！
宋代理學家們，對孔孟思想的研究非常透徹。他們深知孔孟學說之所以被歷朝歷代統治者所推崇，就是因為孔孟學說能夠幫助統治者維護其統治地位。所以他們在儒學的繼承和發展上，就從如何更好的維護皇權、父權、夫權上很下功夫。他們的《三綱五常》既滿足了大家統治者的需要，又滿足了小家統治者的需要。程朱理學把孔孟儒學推向極致。
明、清的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讓學子們只學四書五經。八股取士，對四書五經的解釋，以朱熹的註解為標準，考生行文命意，必須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髮，獨作新論，極大的束縛了學子的思想。考生們只能按照題目敷衍成文，扼殺作者創意，結果造成文章空洞，形式主義，成為文字遊戲。考試只考四書五經，導致明清兩朝科技停滯不前，造成中國落後的局面！
朱熹儒學迎合了統治階級需要，扼殺了學子的創造力，最終導致國家的衰敗，被列強凌辱百年之久，中華民族幾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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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前承五代亂局，雖稱天下一統，但開國氣象不能和漢唐相比。言外患，北有遼，西有夏。言內憂，則積貧積弱，兵制財制皆待改革。宋代開國六、七十年，儒運方起。漢唐諸儒，多懷昇平世之心境，而宋儒似乎擺脫不了撥亂世的心態，不像漢唐儒那樣安和。而其學術門徑，則轉為開闊，能向多方面發展，不如漢唐儒之單純。
宋儒多能議政，又能從大處著眼。其中范仲淹、王安石為最著者。範於慶曆三年（1043年）上疏條陳十事，建議改革吏治、裁汰冗濫、選賢任能，並論減徭役、厚農桑、修武備等事。這些建議大多被仁宗採納，陸續施行，史稱慶曆新政。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三年（1070年）開始大力推行改革，史稱熙寧新政。在漢唐諸儒中，惟有賈誼之陳政事疏以及董仲舒之天人對策，可與范仲淹、王安石差堪媲美。宋代其他諸儒，大體言之，也多能議論朝政，能從大處著眼闡申儒家義理。
北宋儒學大體可分三部分，一為經學，二為史學，三為文學。
宋儒的經學，與漢儒亦有不同之處。漢儒治經多尚專經講習，重在書本文字。所謂通經致用，僅因於政事，而牽引經義。宋儒經學多能於每一經之大義上發揮。經義即用以治事，治事必本於經義，較之漢儒通經致用，意義更確切，氣魄更宏大。
北宋諸儒治經，如胡瑗之於《易》《洪範》，孫復之於《春秋》，李覯之於《周官》，皆元氣磅礴，務大體，發新義，不囿於訓詁章句。其他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皆研窮經術，尚兼通，且喜闢新徑，創新解，立新義，與漢儒治經大相徑庭。就此而言，北宋諸儒近似於先秦儒。
宋儒擅長於史學，如歐陽修以私人之力獨撰兩部斷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此前己有了薛居正的《五代史》所寫的《五代史》和劉昫所寫的《唐書》。歐史一出，分別變成了兩部：薛著稱《舊五代史》，歐著曰《新五代史》；劉著稱《舊唐書》，歐著叫《新唐書》。
又如宋代另一部史學名著《資治通鑑》，全書二百九十四卷，是宋儒司馬光奉詔編寫的一部最成功最像樣的編年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曆史。此書直到清代乃至今日，仍是學歷史的人必讀的一部書。清代已有不少人下功夫，然至今還拿不出一部上接這部書的續通鑑來。
其他宋儒，如著有《古史》的蘇轍，專治漢史的劉攽，精於魏晉以後史事的劉恕，著有《唐鑑》的範祖禹，皆堪稱史學大家。一般而論，宋儒史學顯較漢唐儒為盛。
宋儒的史學著述“好創立議論，不專於纂輯敘述考訂而止。於著史考史外，特長論史，此亦宋代學術一新風氣之特徵。”（錢穆《朱子學提綱》）
宋儒前承唐代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自歐陽修以下，古文大行其道。王安石、蘇軾、曾鞏尤為一代巨匠。宋詩風格亦與唐詩相異。
唐韓愈始提倡孟子，到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廟。自宋以下，始以孔孟並稱，與漢唐儒周公孔子並稱，大異其趣。此乃中國儒學傳統之絕大轉變，此風雖始於韓愈，實成於宋儒。
北宋諸儒，如蘇洵及其子軾，父子為文，皆法孟子，兼參之《戰國策》，有縱橫家氣息。軾尤喜莊子，其弟轍則喜老子，視野開闊，興趣橫溢。若謂漢儒為經學之儒，則宋儒可謂子學之儒。宋儒不僅疑“子”，而且疑“經”。如歐陽修之疑《十翼》，劉恕、蘇軾之疑《周禮》。
漢、唐儒之學，主要在經學，亦可謂其時儒學即經學。宋儒之學不專在經，文史百家之業與經學並盛，故可謂宋儒之學業已成為一種新儒學，經學僅佔其一部分。漢唐儒經學之成就，主要在章句註疏，而宋儒經學重在創新義，發新論，亦可謂一種新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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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之說最初來自宋儒。說到宋儒，後人極易聯想到理學，並稱其為新儒學。其實，理學家在宋儒中屬後起之秀。理學興起之前，已湧現了一大批宋儒，大多可稱新儒。從這個意義上說，理學興起之前的宋儒，已與漢儒有所不同。（參見錢穆《朱子學提綱》）
在宋代理學家的心目中，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學即是經學，而四書的地位，較其他諸經更重要。首先提出四書並賦以崇高地位的是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史稱“二程”。《論語》列四書之首。此書記載孔子言行，乃儒家最有價值的名著。問世二千多年來，深入世人推崇。
宋相趙“普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宋史·趙普傳》）
這部書何以名《論語》？《漢書·藝文志》謂《論語》為論纂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之語也。論者，討論也。語者，聖人之遺言也。該書系經編者討論後編定之聖人遺言，故名《論語》。
全書凡二十篇。前十篇，從《學而》至《鄉黨》，是第一次編纂而成的。“文理精純，章節簡短，文字簡約”。所記大部分為孔子本人的言論，對孔子稱“子”。後十篇，自《先進》到《堯曰》，系第二次續編而成。義理較駁雜，不少篇章與史實相違，章節、文字“長而多”。前十篇約成書於子思，後十篇約成書於子思弟子。
《論語》共計五百零八章，其中關於人格修養與社會倫理的論述約佔全書一半。讀《論語》似見孔子其人，亦見其為人；舍《論語》則孔子人格特質無從領略。《論語》的價值就是孔子偉大人格之價值，也是孔子思想行為對後世影響的價值。
《論語》是五經之關鍵。欲通五經之精義，必先明白聖人的微言大義；欲明白聖人的微言大義，必先讀《論語》。孔門最重《詩》《禮》之教。“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言《詩經》者有十多章。“不學《禮》無以立。”言《禮經》者多達四十幾章。
又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語涉《書經》之精義。“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乃《易經》之精義。
《孟子》在“四書”中的地位僅次於《論語》。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朱熹將《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並列，匯為“四子書”，簡稱“四書”。宋代以前，《孟子》地位非甚顯要，宋代之後備受重視。
全書凡七篇，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分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
《大學》、《中庸》均為《禮記》之一篇。今本《禮記》九萬餘字，分四十九篇。而《禮記》系“三禮”之一。《周禮》記載國家制度，屬於禮之數，即具體事項；《儀禮》記載世俗儀文，亦屬禮之數。而《禮記》記載抽象道理，屬於禮之義。為孔門弟子及其後學者論述禮的文字記錄，經後人纂輯成書。戴德輯八十五篇，為《大戴禮記》，今存三十九篇。戴聖輯四十九篇，叫《小戴禮記》，即今通行之《禮記》。
《周禮》、《儀禮》為經文，《禮記》為傳文。但經文與傳文並無綱目之分，傳文的價值遠在經文之上。具體的制度、儀文隨著時空條件的改變而改變，而抽象的道理往往垂諸百代而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
孔門本以禮為人格教育之手段，到荀子更是以禮為唯一手段，由“禮”可知儒學之盛衰。
“禮”又是“法”的前身，故“法”起而“禮”廢。“禮”與“法”都有維護社會秩序之功能，但“禮”行之未然之先，“法”則施之既然之後。前者積極，後者消極。
《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唐代之前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唐韓愈等引用《大學》，方才為人注目。宋代二程兄弟對《大學》極為重梘，稱之為“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經朱熹重新編排的《大學》分為“經”一章和“傳”十章。“經”是孔子的話，由曾子記錄；“傳”是曾子解釋“經”的話，由曾子門人記錄。
“經”一章為全書之總論，以“明明德”、“新民”、“止於善”三者為綱，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為目。
三者為儒學教育的宗旨與目標，八條則是實現目標的步驟與手段。只有按照這樣的步驟與手段去做，才能達到“賢人”、“聖人”的境界，實現“至善”的目標。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就是發揚人先天固有的德性；“新民”即革其舊、做新民的意思；“止於至善”就是力求達到最完善的境界。這三者乃《大學》三綱領。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修身”是人格教育的基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為“修身”的目的。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就是說，從天子到平民，無一例外都要把修養自身道德品格作為做人的根本。
傳文十章，前四章（釋“明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釋“本末”）“統率綱領旨趣”，後六章（釋“格物致知”、釋“誠意”、釋“正心修身”、釋“修身齊家”、釋“齊家治國”、釋“治國平天下”）“細論條目工夫”。就是說，前四章論述總綱之宗旨，後六章討論細目與著力之所在。
對初學者來說，第五章闡述的“至善”要領，以及第六章所述“修身誠意”之根本，“尤為當務之急”，切莫以為淺近而忽視之。
《中庸》原為《禮記》第三十一篇。該篇為孔門傳授的心法，即儒家學說的核心。全書凡三十三章。第一章是此書的綱要。以下十章乃子思引述孔子的話，以講清這一章的含意。朱熹認為，子思述孔子所傳之意創作《中庸》：首先說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道”之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其次說明“存養深察”之要；最後說到“聖神功化”之極。
子思，系孔子之孫，相傳受業於曾子。《中庸》原是孔門傳授心得的方法，子思恐怕年代久了傳授會有差錯，“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該書開始只講一個道理，中間擴散為各種事體，最終又歸結為一個道理。這個道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都是實實在在的學問。善於學習的人若反覆領會探求，必然有所獲益，一輩子也受用不完！
《中庸》一開篇引用程頤的話：“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開宗明義，也可謂解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所賦予的叫“性”，遵循人性的叫“道”，使人遵循人道的叫“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片刻不可離身，可片刻離身的就不是“道”了。“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賭，恐懼乎其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獨也。”君子對於做人的道理，即使沒有人看見也要遵奉恪守，即使暗得看不見也要去發現它，即使物事細微到看不清也要努力表現它。所以，君子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處的時候，尤其要小心謹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怒、哀、樂，都是“情”，其未發，則為“性”。每個人都有喜怒哀樂，但其發難免過或不及。只有未發之時，才能無過或無不及，這就叫“中”；喜怒哀樂都發了出來，還能無過或無不及，即“中節”。發而皆中節，就叫“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思是說，“中”是天下萬事萬物之本源，“和”乃天下皆可通行的道路。達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就其位而運行不息，萬物就各得其所而生長繁衍了。
第三十三章為《中庸》最後一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本”即《詩經》。這一章分七段，每段都引證《詩經》一句詩，據以論證君子之道及其與小人之道的區別。
（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二）“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三）“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五）“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六）“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用疾聲厲色來教化人只抓住支枝末節。
（七）用德來教化人輕易如舉鴻毛。“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生育萬物，其道無聲無味，這才是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最推崇的治國之道。
總之，四書乃孔門自著之書，實與“六經本先王之舊典”有別。但在宋代理學家的心目中，四書學就是經學。
北宋理學家與其他宋儒學術不同。後者學術三途，一為政事治道，一為經史博古，一為文章子集，皆在外，皆可外向求之。而前者當時自稱其學為道學，又稱理學，亦可稱性道之學或性理之學，也可稱心性義理之學。
“而心性義理之學，則一本之於內，惟當向內求，不當向外求。”（錢穆《朱子學提綱》）
“北宋諸儒乃外於釋老而求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理學諸儒則在針對釋老而求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同上）
南宋朱熹集理學之大成，“綰經學與理學而一之。使經學益臻於邃密，理學益臻於深沉。”（同上）
朱熹學術生涯於四書用功最勤最密。四書結集於二程與朱熹。自朱熹創四書學以來，四書成為中國文人學士之必讀書，其地位實已超越五經之上。讀四書，則必讀朱熹《論語》《孟子》集註與《大學》《中庸》章句。自元代開始，直到清末科舉制廢止，六百年間四書和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始終為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和評卷標準。朱熹四書學對後世的影響由此可以想見。
傳統教育制度的廢墟之上，仍矗立著兩座豐碑，一座屬該制度的奠基人孔丘，另一座當歸朱熹。中國歷史上還找不到第三人堪與孔朱二子比肩並立。
孔子一生大部分時間用在傳授文化知識，從政生涯較為短促。孔子首創私人講學，廣泛招收學生，培養從政人才，成為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第一位教育家。
與孔子相似，朱子生前在政治上並未取得較高的權位，但在民間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卻影響廣泛而深遠。
朱子不僅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而且集孔子以來學術思想之大成。
朱子“會諸途而並進，同異趣於一歸”，使孔子以下之儒學重獲新生機，從而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參見錢穆《朱子學提綱》）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朱子生於1130年，二子相差1680歲，卻不乏相似之處。
孔朱二子生前均不顯達，死後其學說和著述始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推崇，被尊為聖賢。
孔朱二子皆以主要精力與心血投注教育事業，其教育思想對傳統教育制度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孔朱二子都是身教重於言教的大教育家。對自已，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對學生，亦師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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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達人VIP
宋代和日本一樣，是個以仁立國的國家。
宋代從太祖開始立下不殺文官的傳統，行仁政，國家為救濟貧苦百姓，設立廣大的慈善機構，包括常平倉，廣濟倉，廣惠倉，豐儲倉，以倉，社倉，福田院，裕民局等等。其中收養老弱病殘的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慈幼局等到處都是。對待政敵，對手，寬心納諫，絕不濫殺。
在國家層面，鼓勵仁政信仰，中國從唐代設計全國八十一座放生池以來，宋代放生制度盛行，每逢春節，初八，元宵，佛誕，中元，民間放生數不勝數，整個西湖都是官方劃定的放生池。後南湖也劃為放生池。中日交流進一步密切。皇帝接受”中天令節”(皇帝生日)為皇帝放生祈福，自宋代開始，立法禁止宰殺耕牛。後影響日本頒佈禁肉令，食素一千多年。
宋朝詩歌中很多關於仁的，(唐朝也是)，
如王炎民附於仁，天鑑厥誠，
後有仁人識此心(陸游)
此是天公最至仁(李石)
長善施
宋儒復興，皇帝被俘，國破家亡。明朝復儒，滿人入侵，國破民亡。滿清復儒，外強入侵，半殖民地，一窮二白，封建專制，徹底滅亡。千萬血肉，革命成功，重建中華，奮發圖強，艱苦奮鬥，國強民富!今有現儒，否定革命，復僻儒學，意欲何為?司馬昭心，路人皆知!
甬江人4145564256024
會焚書坑儒嗎，沒事和龍祖學一學嗎，
秦贏政商公
秦檜確實做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現在還替皇上跪在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