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殷商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建制國家，不同於傳統觀點上的“封建制國家”，“建制國家”指擁有成熟運轉的系統制度和意識形態，包括但不限於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政教合一或政教分離等國家形態。準確地說，殷商是一個“邦邑制”或“氏族封建制”國家，其後繼承殷商的西周從“氏族封建制”過渡到“宗族封建制”，是一個典型的宗法制封建制國家。西周的宗法制封建制打破了華夏部落聯盟的公共民主制（或如近代以降的歐洲“代議制民主”）及其首腦推選制（或禪讓制）傳統，將疆土和人民這兩個國家的主要元素按照血緣、血親關係的遠近納入純粹私有的“家天下”亦即“私天下”範疇；血統和出身、門第和宗閥先天決定了一個人、一個族群的前途和命運，公共服務精神被排除在公共權力之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明的倒退，華夏文明因由“氏族封建制”過渡到“宗族封建制”而走向披著“天下”外衣的公共權力私有化的道路。
西周的宗法制封建制對於中國人的深遠影響表現為所謂“精華”和“糟粕”並存的傳統文化及其“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維方式和集體潛意識，亦即經典馬克思主義批判的“形而上學”，而提出“經典馬克思主義”這一新概念也是為了區別於歷史上和現實中一度流行且有時候越廚代庖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和偽馬克思主義。當傳統文化被貼上“精華”或“糟粕”的標籤，即可視為沿襲西周的宗法制封建制觀念的昨日再現，如今社會上一些人不遺餘力宣揚的《弟子規》、《女德》、《了凡四訓》等。繼漢朝的董仲舒喊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口號之後，在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體系中能上能下、時上時下、先下後上、不上不下的儒家思想孜孜以求的“國教”名頭從未被以官方承認的形式授予任何一方，這是華夏文明源自上古時代的無神論精神內核對國家制度安排及其改朝換代的固本基因制約，構成後世的中國特色之一，而這種特色的彰顯尤推殷商朝為重。
年齡上小於比干幾百歲不等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一班諸子百家的學說在維護各個王朝的社會政治穩定、禮制教化、緩和階級和階層矛盾、促進族群和諧等諸方面有可取之處，然其後期發展傾向卻是與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總體趨勢相牴牾的。因由階層、集團、門閥等宗法制封建制的土壤和基因，這些學說出於維護自身純潔性的需要，本能地反對變革，反對民主平等，反對創新和發明，概無外乎地要求後人後學只能在各家學說創始人和權威解說者框定的思想架構內重複繼承、沿襲，即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有趣的是，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諸子百家學說都熱衷於反對其他學說，旨在抬自己上位，上位之後，繼而拋棄上位前的某些觀點；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他們的西方同行，只是後者從前者的神秘主義體驗中驚奇地發現了宇宙天體的有序運動，轉而選擇殷商的“天人合一”並將其應用於社會政治實驗與改造。
有激進學者認為，植根於西周宗法制封建制的傳統儒家思想對於西漢之後的中華文化總體負面影響表現為一種全民性的思維平庸化、庸常化、庸俗化，一切真理或原理的最終解釋權都存在於古往今來的聖人典籍之中，後人需要做的就是從不同角度和個人體驗去詮釋、解讀這些權威性的聖人聖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業餘時間則“各掃自家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獨立思考是不被允許的，懷疑、批判更是大逆不道，即便是繼承性的、建設性的、創造性的改良。長此以往，接受者的思維一代接一代地變得狹隘、淺薄、鄙陋，直到思維空心化、無腦化。瀰漫於每一次社會大變革時代的浮躁心態正是這種思維空心化和無腦化的表現，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等級觀念、“盡人力以就天命”的消極宿命論、“親親尊尊長長幼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效忠意識以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外主義等諸守舊思想的死灰復燃。此處的“排外主義”不僅指排斥“外國”、“外地”、“外人”，也包括各種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歷朝歷代都曾流行的“圈子文化”。
儒家的“愛民”、“護民”、“佑民”、“親民”、“救民於水火”等主張近於“民生”、“民本”思想，卻忽略了“民有”、“民享”的前提性、基礎性，可歸為某種居高臨下的封建等級思想的另類表述，與社會主義民主、“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等當代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不可同日而語。前者預設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等級門檻，就是官民有別，官民不平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與中國共產黨人團結、教育並帶領人民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理想信念顯然背道而馳。有些“拿來主義”者以封建社會的清官、廉官、好官作為人民公僕的榜樣，等於承認二者都是高居人民之上的統治者，這種潛意識的謬誤如同拿“女德”、“二十四孝”要求現在的年輕人，拿《弟子規》、《了凡四訓》要求現在的下屬，都是新時代下的宗法制封建制觀念美麗而又虛幻的迴光返照。故此，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要對植根於宗法制封建制的儒家思想進行辯證的批判，激濁揚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更不應將孔孟之道置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上，乃至於以孔子代替中華傳統文化，或代表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
殷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海納百川、五湖四海的文明大開放、大包容、大發展時期，也是各種地區勢力、階級勢力、集團勢力、社會勢力的大博弈、大沖突、大融合時期。站在新興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審視三千多年前盛極而衰、毀於一旦的殷商文明，對於人們深入觀察思考、理性對待和謹慎處理當今的國際關係、族際關係、人際關係，都不無裨益。
從殷商激昂奮進的“天人觀”到西周降格以求的“天命觀”，可謂一朝不如一朝。凝聚在格言警句中的煌煌中華民族精神諸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治大國如烹小鮮”、“雖千萬人吾往矣”，“志不強者智不達”，“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不患寡而患不均”，凡此種種，借用後人語，盡皆發軔於殷商一朝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歷經西周一朝宗法制封建制的壓迫和摧殘，蓬勃向上的華夏文明及其傳統文化如同彈簧，壓得越深，反彈越大，至於春秋戰國時期而得大解放，打響了開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第一槍，爆發了為今人津津樂道而時時引經據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可以說間接衍生出三千多年後的“合作共贏，公平正義、互利互惠”的人類共同價值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中國智慧”、“中國精神”、“中國方案”。
湯湯六百年文明史的殷商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天人觀”和“天命觀”的二合一兼容幷蓄了後西方信仰體系的宗教觀和神靈觀。“殷鑑不遠”，說的不僅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治亂之理、治亂之道、治亂之術，也是對未來的一種對沖式憧憬。有道是“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唯物辯證法如同科學研究實驗一樣致力於未知或已知世界的無限探索，對於歷史深處那些被掩埋的真相，徹底的辨證唯物主義者和歷史唯物主義者有必要打破教科書式的思維窠臼，將自身置於歷史大背景下的歷史人物角色之中，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去發現、去挖掘、去推斷、去深度體察那些波瀾壯闊的重大事件中的人物心理，從假說中提煉邏輯，從猜測中澄清綱目，從先驗中還原真相。故而，有學者認為“辯證法”本身即包含了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兩大陣營和形而上學的範疇，將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對立起來等於承認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對等或矛盾對立的地位，本身便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身為殷商帝國的實際負責人，比干的死後哀榮和生前偉績是被顛倒的，不成比例的。“實際負責人”有別於“實際領導人”，亦即負責任而無領導權，比干的這一身份角色借用西方政治學的一句術語就是“能夠讓別人當皇帝的人”。
哲學意義上，較之西方的耶穌、南方的佛陀、東方的安拉、北方的薩滿，兼具人格與神格雙重象徵和精神力量的比干更像一位慈祥溫厚的鄰家老伯，一位絮絮叨叨的集父系社會和母系社會、父性和母性、父愛和母愛於一身的退休老大爺，一位跨越歷史和現實、時間和空間的浪漫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文財神也罷，文曲星也罷，“亙古忠臣”也罷，這些聊勝於無的坊間稱謂不過是比干人本精神、世界精神和宇宙精神的點綴，“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這句話才是比干精神至上至高而貼切貼譜的寫照。
遷都成性的、“一個朝代，兩個名稱”的殷商就像一個對外界充滿好奇心且喜歡嘗試各種新遊戲的孩子，非但是中國歷史極具個性的統一王朝，也是世界歷史的特殊帝國；特殊性源於普遍性而又高於普遍性。遙遠而又神秘、混亂而又誘惑的殷商彷彿人類文明的太陽耀斑，集現代的民主憲政精神與古老的氏族封建理想、人本主義與犬儒主義、世俗權力和神權勢力、“家天下”和“私天下”於一體，不啻人類從嬰孩期到老年期的成長縮影，其“天人合一”、“天地合一”的意識形態一言以蔽之：不求地理上、空間上、實體上的大一統而唯求精神上、文化上、歷史上的秩序化。
殷商朝的經營管理模式之核心特徵在於“內外服制”，這種制度均衡地維持了影響力不斷擴散的統治疆域和勢力範圍，同時降低了行政後勤和人力資源運營成本，兼具“懷柔濟遠”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功效，可謂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的三位一體。至於是否存在“殷商帝國”這一歷史學意義上的國家形態，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待於後來者證實或證偽。
截止比干時期，開放守中的殷商國家制度及其運行規則發育成熟了，假以時日，這種權力運行的雙軌制有可能轉向古羅馬元老院式的精英共和制。而羅馬元老院是集體議決制和首腦獨裁製的結合，闢有專為底層人才而設的階層上升通道。有學者認為這種基於人性不確定性的制度設計適用於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
殷商末期的帝辛-比干改革聯盟正是這樣一種分權制，從帝辛和比干早期的內外分工到晚期的分道揚鑣，是淡泊權位名利的比干主動放棄了權力，原因在於比干的“扶上馬，送一程”和“不放心，回頭看”的矛盾心理。當時比干的威望、領導才能和受擁戴程度遠高於帝辛乃至姬昌、姬發和姜子牙，他本可以任由一些密謀者發動宮廷政變，黃袍加身，自己取帝辛而代之，或者像伊尹廢黜太甲將其流放到成湯陵寢閉門思過，給帝辛也來這麼一手。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也反對這麼做，為的是杜絕“九世之亂”那樣的歷史禍根；另有一層個人理由：他和帝辛互為這個世界上最親的親人，他寧願拿帝辛的錯誤懲罰自己，犧牲自己，也不願親眼看到帝辛的慘烈下場。比干的這一矛盾性格決定了他和帝辛兩個人的共同赴死命運，囿於這一性格的比干精神及其文化上的生物基因決定著“比干後裔”這一群體的真實性、無差別性，這是一種個人與國家、個人與歷史之間的千古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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