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 李秉鐸，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物理系，1980年再次畢業於四川大學物理系進修班（回爐班）。先後在貴州印江縣糧油加工廠、印江縣中學、貴陽地質一中工作。1990年調回重慶，先後在蜀都中學、重慶十八中學任教，中學高級教師。2006年在重慶十八中學退休。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回憶是一條感情的絲線，將隨風而去的往事一件件尋覓回來，串聯在一起，在退休的生活中慢慢緬懷。
一、走進縣中學
1975年10月我和愛人敖艾莉一起調到貴州印江縣中學任教，我教初三物理及電工學，艾莉教初二物理。
三十多年前的印江中學一角
印江中學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這裡就有了“龍津書院”。之後幾經更名，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演變史。
校園內，一塔一書院遠近聞名。
文昌閣
“一塔”指文昌閣，建於明嘉靖十年（1531年），寓文運昌盛之意。塔高38.72米，七層四方六稜八角攢尖頂。文昌閣屬省級重點保護文物，被看作印江文明的發祥地和印江中學的象徵。
依仁書院
“一書院”指清初由“龍津書院”更名而至今尚存的依仁書院。該書院是歷史上印江文人主要集聚地和傳道講學的主要場所。歷年來由此間走出的文人墨客不計其數。在依仁書院的辦學基礎上，於1940年建成新型的學校——印江縣中學。
縣中學是縣城裡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單位，當時外地分來的畢業生佔很大比例，有復旦、華東師大、上海外語學院、武漢大學、暨南大學等重點大學畢業生。可謂人才濟濟，藏龍臥虎。
我們住的宿舍叫“柳家院子”，有點象北京的四合院，進了院子的大門有一個青石板鋪的院壩，也就是天井。正對大門的高大的殿堂（以前的祠堂），現隔成若干小間作各家的廚房，還有一大間作學校教職工食堂。兩邊是兩層樓的木板房，住了十來家老師。我們住樓下，有兩間木板房，房屋空間不高，我伸手可以摸到天花板。
家剛一安定，年級組長就上門登記我是否有收音機，能收幾個波段，並告誡不要收聽境外敵臺。然後辦公室秘書給我們交待一項政治任務：監視隔壁鄰居“歷史反革命”嚴仔肩，有什麼情況要及時彙報。
這個嚴仔肩是原縣中學校長，省政協委員。其祖父嚴寅亮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1888年北京頤和園建成，慈禧太后下詔所有大臣為頤和園題額，但無一副書寫能令慈禧中意，徵選園額的詔書便一直高懸紫禁城。嚴寅亮赴京應考，名落孫山，落魄在京西一家客店，賣文餬口。店主人見嚴懷才不遇，十分惋惜。勸嚴寫下“頤和園”三個字，並代他去應詔投遞。這三個字遒勁有力，銀劃鐵鉤，令朝野震驚，被慈禧選中。並賜以龍紋飾邊的“宸賞”玉章一枚。嚴從此以後，逢山留翰，名噪海內。朝野人士求墨寶者，絡繹不絕，凡得其墨跡者，無不視若珍寶。（印江縣是書法之鄉，除嚴寅亮之外，還出過著名書法家王峙蒼、魏敦全、魏宇平等，魏宇平現居重慶，曾為重慶書法協會副主席，重慶詩詞學會會長）
後來我在學校的一次批鬥會上看到批鬥嚴仔肩，兩個高大的學生一人抓住嚴仔肩的一隻胳臂，像提一隻雞一樣，嚴仔肩腳不沾地就被揪到主席臺上。對一個已六十多歲的瘦小老頭還採取這種暴行，引起我的同情心，加上頭腦中階級鬥爭這根弦本來就繃得不緊，不願意去當一個告密者。所以和嚴仔肩住了兩年鄰居，一次也沒有去彙報他的情況。我和嚴仔肩的兒子都在集郵，有時還在一起交流一下，互換郵票，兩家相處得很好。
嚴仔肩平反後，對我還頗為感激，引為知已。我後來調到貴陽工作，嚴還寫信給省圖書館及博物館的熟人，囑咐他們在我去借閱圖書時給與方便。我慶幸自己在那個階級鬥爭重於一切的年代，沒有去充當一個“潛伏者”“告密者”，做出令人後悔之事。
初為人師，加上中學的東西已丟了多年，為了不誤人子弟，一方面，我和艾莉備課非常認真，常常看書，寫教案到深夜。另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很快發現多數學生根本不學，因為那時未恢復高考制度，學生缺乏學習動力，上課紀律很差，因而課堂上要花很大的精力來管紀律。有一位女老師上課，班上兩學生打架，在地上打滾，一直滾到講臺邊。這位女教師沒有辦法，只好從學生身上跨過，飛奔到校長辦公室“報警”。
一天正在上課，一個學生在下面和別人吵鬧，說怪話。我干涉了兩次都不起作用，終於忍不住冒起火來，要請這位學生出教室反省。哪知這位學生特別犟，緊緊抱住課桌耍賴。我勃然大怒，拿出我在打米廠扛200多斤重麻袋的功夫，“力拔山兮，氣蓋世”，一個旱地拔蔥，連人帶課桌一下子就扛上了肩。全班學生驚呆，頓時鴉雀無聲。這位頑皮學生懸在空中，掙扎了幾下，見沒有用，只好投降告饒：“老師放我下來，我自己出去。”以後幾天上課，這位學生都埋著頭不敢看我。這也使我反思：這樣對待學生太簡單粗暴，有點以強凌弱，會傷害學生的自尊心，以後要有耐心，注意方式方法。
多年後，這位學生也當了老師，見了我還很不好意思。我問他是否因當年的事記恨我，他說一點也不記恨，是自己太調皮了。不過那次確實把他嚇壞了。
這驚天一扛竟成了經典。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老同事見面，還拿這件事來笑話我。
二、開門辦學
那個時代的教育正時興開門辦學。學校專門在操場放映當時很有影響的兩部電影：《決裂》和《春苗》。《決裂》是描寫江西共大松山分校開門辦學，招收有實踐經驗的青年，甚至憑手上的幾個硬繭招收大學生。批判教授上課時脫離實際，講什麼馬尾巴功能。《春苗》是歌頌農村赤腳醫生的影片。
高一年級有六位同學聯名給學校黨支部寫了一封信，指出學校的開門辦學只是形式上的開門，仍然是黑板上開機器、種莊稼、認化肥，學了一學期電工，連電燈都不會安裝，有點象《決裂》所批判的那種脫離實際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學校組織各班討論這封信，並決定進一步開門辦學，開各種專業課，走出課堂，走出校門辦學。如物理教師開設電工課，農機課（教開拖拉機），生物教師開設紅醫課（學醫療衛生知識）。這給老師們很大的壓力，如我和艾莉就抽時間去學開拖拉機（學校有一臺手扶式拖拉機），不然自己都不會開，如何教學生。
我教的電工課要儘量開門。我採取的措施是：一是帶學生外出參觀。我帶學生到朗溪區犀牛洞水電站參觀，請電站的技術員作講解；到縣廣播站參觀；到機械廠參觀，請電工師傅講交流互感器，磁力啟動器的作用，如何接線。二是外出實習。我打聽到電廠準備給新建好的外貿站安裝電燈，就和電廠聯繫，帶學生去實習。電廠的幾位師傅很熱情，耐心講解，不僅讓學生親手去安裝電燈，還教學生安裝電度表。一連實習了兩天，學生們覺得還是有所收穫。但這一開門也也產生了問題：一是我帶一個班的學生去參觀和實習，其他班的課就上不到了，甚至有的班開學一個月才上一節物理課。二是為了學生學技術，影響安裝的進度和質量，使實習單位有可能產生意見。
那時理化生是一個教研組，組內有一個教生物的的老師吳興隆，他開設了一個“紅醫班”，帶著學生學醫，他自己也對學醫有濃厚的興趣。我有一段時間由於長期緊張工作，休息不好，患了神經性皮炎。吳老師用一個小竹塊上面插上幾顆大頭針做成“梅花針”，然後敲打我的患處，直到出血為止。經過一段時間我的 皮炎竟醫好了。我的女兒有一段時間便秘，三四天都不解大便，到縣醫院看病，也未解決問題，造成我和艾莉思想上極大的負擔。吳老師建議服用維生素B1，增加腸道蠕動。我們試了一下，藥到病除，馬上就好了。還有更神奇的事：一位老師的愛人中風癱瘓，吳老師居然用扎針灸的方法使她重新站立起來，並可以行走。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的“開門辦學”雖然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影響了各學科基礎知識的系統學習，把當時的老師們折騰得夠嗆。但老師們在其中還是取得一些成績，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敬業精神和聰明才智。 吳老師也住柳家院子，一來二往我們成了朋友。有時晚上我和他在宿舍裡喝一點小酒，炒一小盤花生米作下酒菜。1978年我回四川大學進修兩年，只有艾莉在家，這位老夫子遵循封建禮教，兩年內沒再進我家家門。後來他調回貴陽，臨走時我還給他寫了一首小詩作為紀念。現在我只記得其中兩句：“煮酒還有花生米，談笑風生多壯舉。”
三、籃球聯賽
在那個不重視讀書的年代，學校體育活動卻開展得很活躍。經常開展田徑賽，各類球賽，記憶最深的是籃球賽。
教師籃球賽以年級組進行，另外還有行政組。因高中部班級少（那時高中是兩年制），所以高中部組成高中組，各組以高中組和初三組最強。高中組是學校的老冠軍隊，而初三組是後起之秀。我所在的初三組有兩個主力，一是吳興隆老師，他身高1.78m，是個優秀的中鋒，另一個是雷富強老師，是滿場跑的控球后衛。
兩個組第一次相遇，結果我們大勝高中組，贏了十幾分。這一場球我發揮得很好，因對方注意力都集中在吳、雷二位身上，他們成了防範的主要對象。這使我得到了很多投籃的機會，而我的投籃一貫較準，特別是在籃圈兩側的擦板球，可以說十拿九穩。這一次我成了取勝的一匹黑馬。
最後這兩個組進入了決賽，雙方都鉚足了勁要戰勝對方。高中組開了多次準備會，商量打法。我們也開了幾次準備會，並由一位熱心的女老師給每位運動員趕製了白色運動短褲，上身則統一購買藍色背心。
決賽在五月初的一個晚上，在學校燈光球場進行。那天全校教職工，部分學生及學校附近的居民都前往觀看。球場四周人群簇捅，不時響起雙方啦啦隊的歌聲、口號聲，場面十分熱鬧。球賽一開始我們就處於下風，我被看死了，得不到投籃的機會。雷老師上半場就犯了四次規，產生了情緒，發揮得也不正常。最多時我們輸了6個球。下半場我們仍然一直落後，形勢不利。但我們一直不放棄，把球儘量傳給吳、雷兩人，讓他們進球，慢慢把分追上來，最後5分鐘時終於打平，接著反超，最後贏了三個球。
這場球賽我們主要贏在年輕體力好，輸球后仍能團結一致，堅持到底不放棄。高中組這場球在戰術的運用，技術的發揮上都比我們強，但他們普遍年齡比我們大幾歲，體力要差一些，所以最後被我們追上並反超。賽後我們準備了酒菜，把全組老師請來，在吳興隆的宿舍裡歡聚一堂，慶祝勝利。那場激烈精彩的球賽，及勝利後全組老師喜洋洋的表情，至今仍歷歷在目。
四、校辦農場之殤
縣中學張校長四十多歲，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精壯漢子。他迫切想在教育革命中有所作為，先後去參觀了全國教育革命典型江西共大和朝陽農學院。決心大幹一場，辦個頗具規模的校辦農場。
農場場址選在離校五六里的甲山鎮。印江河水在這裡拐了一個灣，形成一個河套，校長決定在河壩築堤，讓河水改道走直線，把整個河套都改造成良田。這個工程很宏偉，工作量也很大。
1975年底校辦農場上馬。先是造輿論，在工地上開展賽詩會。我記得寫了一首詩：
農場和北京緊相連
校辦農場有多寬？
塊塊田土望不到邊；
站在河灘放眼望，
金光大道通向前；
一頭通向北京城，
一頭連著井岡山；
毛主席指引光輝路，
教育革命邁大步。
那時候的我還是挺革命的，也挺有革命幹勁。
當時學校的一對年輕老師結婚，學校送的一套毛選，一把鋤頭，一個草帽，叫革命化的婚禮。
1976年寒假，從1月27日到2月15日，除春節放假一天外，全部用於政治學習，星期天都不休息，叫做過革命化的春節。縣中學則利用這段時間組織老師到校辦農場勞動。為了完成勞動任務，甚至還推遲第二學期開學時間。
校辦農場的勞動很艱鉅，我參加專業隊，在河邊的山坡上用鋼釺打炮眼，放炮，撬石頭。七八百斤重，一二千斤重的石頭轟隆隆地發出巨響從山上滾下，伴隨著一陣陣歡呼聲，熱鬧極了。勞動第二天我就受了傷，在用鋼釺撬一塊大石頭時，石頭未滾下山，反而回下來把我手中的鋼釺彈飛，鋼釺從我下頦下面飛過，劃了一條長長的口子，那兒正是柔軟的地方立即象又張開了一張嘴巴，鮮血順脖子流下。在工地上只有由校醫上了藥，包紮了一下，我在草地上休息了個把鐘頭，就又參加了勞動。那時也不知道去縫幾針，所以至今都留下一道疤痕。
第二步是抬石頭築堤。有四人抬的石頭，八人抬的石頭，最大的一礅石頭用了十個人才抬動。由於幾年體力勞動的鍛鍊，所以我總是爭著抬重的石頭，很快就被稱為“壓不垮的鐵肩膀”。連一些老教師都不再稱呼我為“小李”，而尊稱為“老李”了。但很快我就遭受了挫折。一次八人抬一礅大石頭，我走在最後，上坡時，大石頭突然後滑，我只感到腰一脹，有如泰山壓頂，一股巨大的力量壓下來，這是我從未承受過的重量，我的雙腳立即象釘在了地上，一步也挪不開了。我立即喊道：“快！我不行了！”有好幾個老師上來幫我支持住扛子，我才從重負下脫了身。我們教研組的組長運氣就沒有我這樣好了，他在抬石頭時不堪重負，一下子被扛子壓倒，嘴正啃在石頭上，門牙被磕掉兩顆。
勞動雖然艱苦，但大家仍比較愉快。一是校長身先士卒，處處帶頭乾重活，不搞特殊，令人信服。二是伙食開得好，每天開一元錢伙食，一日三餐，晚上有酒有肉。三是擔任班主任的老師用不著去管理幾十個學生，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感受到“無官一身輕”。
勞動休息時，老師們在一起天南海北地吹牛。我記得一個老師講流傳的故事“十二號房間”，幾天都未講完。男老師們常常避開女同胞單獨聚會，這樣可以放肆地講些只能供男人們聽的葷龍門陣。
艾莉因為生小孩未參加農場勞動。期末改完學生試卷後就請假生小孩。到第二學期開學，離滿月還差幾天，就應校長的要求提前上班了。前後沒因生小孩耽誤一天上課。那個時代的人真是太聽話了，太能吃苦了，因而也特別容易領導。
開學後學生也參加了勞動，各年級輪流上陣，星期天也不休息。河堤修好後，就大規模地挑土造田了。在河堤上人工填土造成幾十畝田土，並種上秧苗，洋芋苗。看著一片平整的土地，長滿綠油油的莊稼。大家想著秋後的豐收，充滿勞動的喜悅。
到了五月中旬，接連幾天大雨，河水暴漲，我們修的河堤不夠高，農場進了水，沖走了不少洋芋、秧苗。大家過不了河，只能在河邊觀看對岸農場的災情，心裡乾著急。又過了幾天，大家還未回過神來，又是一場傾盆大雨，天黑沉沉的，象要垮下來一樣，大雨從黎明開始，下了一整天。河水象脫疆的野馬沖垮了堤壩，農場成了一片汪洋。事後我們見到一片狼籍的農場，辛辛苦苦抬的大石頭被衝得七零八落。看到幾個月流血流汗換來的勞動成果毀於一旦，真是欲哭無淚。我看見校長呆呆地站在一墩大石頭上，他頎長的身材，圓圓的腦袋，象一個倒立的驚歎號。在大自然的強大力量面前，我們的努力顯得那麼渺小，不堪一擊。我們的農場夢也就此破滅了。
後記
記得在大學學《量子力學》，這是一門艱深難學的課程，授課的是一位女教師，每次上課都照著筆記本念，缺乏自己的發揮和見解。我們私下議論：哪次偷掉她的筆記本，看她怎麼上課。我們向她反映，這門課很難學，上完課我們還是懵懵懂懂的（言外之意是考試時高抬貴手，出題簡單一點）。這位女老師坦誠地告訴大家：她是1958年的大學生，那個年代大鍊鋼鐵，大躍進，教育革命，實在沒有學到多少專業知識，現在只有盡力而為，請大家諒解。
回憶教育部門幾十年的教育改革歷史，就是一部折騰史。總有一種力量讓你不能靜下來正常生活，正常工作。總要讓你捲入變化莫測的政治風浪之中，去跟天鬥，跟地鬥，跟人鬥，鬥到天怒人怨。正如一位科學家所說：那些年代我們做了許多令人可笑的事。
1977年，一聲春雷，高考恢復了。存在決定意識，課堂紀律變好了，老師也受到人們尊重了。那時師生關係還是一種“原生態”的樸實狀態。老師假期給學生補課，完全是盡義務，是不收費的。過年過節，家長爭著請老師到家作客，特別是有點名氣的老師若能赴宴，會使家長感到很有面子。我記得一個學生考取了大學，他是那個寨子裡出的第一個大學生。他的父親居然用洗臉盆裝了一盆米送給我，說沒有東西送，只有送點米表示感謝。
教育又回到了正常的軌道，在以後二十多年的教書生涯中我沒有再從事過繁重的體力勞動了。為了不斷提高升學率，又陷入一種繁忙的腦力勞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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