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日，國立師範學院開學典禮。(資料照片)
陳沐
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曾蜚聲海內外。其實當時還有一所同樣誕生於烽火中的大學，叫國立師範學院，至今已經整整80年了。這所隱藏在歷史煙塵中的大學群賢畢至，既有碩學大家，也有歸國才俊，錢基博、錢鍾書父子，教育心理學雙星孟憲承、高覺敷及皮名舉、徐燕謀、張舜徽、朱有瓛等耆儒均曾在此任教。
山河破碎時，他們幾經流徙，卻絃歌不輟，有著文章的妙手，更有擔道義的鐵肩。這所誕生在雪峰山臂彎裡的大學血脈跳動至今，湖南師範大學80年的校史就得從這裡說起。
國難警醒下不能不辦的大學
上世紀初，中國共有六所高等師範學校。1922年，當時的教育部一紙公文，將高等師範學院改為普通大學，掀起了一股“高師改大”之風，此後國內六所高師僅剩下北京師範大學。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東北三省，旋即將東北全境各級各類學校全部封鎖。次年，數千名教師被迫轉業，愛國師生被逮捕殺害。1935年4月1日，500餘名教育界人士遭到逮捕，被刑訊致死的就有40人。至此，東北的師範教育被日寇連根拔起。1937年平津陷落，北師大被視為“抗日思想之巢穴”，遭強行封閉解散，國內高等師範教育的“獨苗”也被掐斷。
與此同時，日寇為培植教育佞宦，奴化殖民地人民，在淪陷地區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師範學院。教育家李蒸曾在《教育通訊》中發文警示：“日寇深知欲貫徹侵略我國計劃，須從教育入手，欲改造教育，須從訓練師資入手，敵人重視師範教育之用心，殊足使國人警醒!”
如此危局之下，有了1938年國立師範學院的誕生。多番選擇後，院址設在湖南省安化藍田(今婁底漣源)，當地人以及在校師生都稱國立師範學院為國師。
小鎮裡住了一群大知識分子
國師的第一任校長廖世承是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他清華畢業後赴美國布朗大學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海歸在當時是極其稀缺的人力資源，雖然人們看不上教師這類於仕途經濟無益的工作，廖世承卻一直跟隨本心，傳道授業，在寧滬兩地桃李滿園。國師籌備時，他成了首任院長的不二人選。
在廖世承看來，一所大學成功的基石是 “教師得人”。他靠著多年執教中攢下的許多交情，延攬了許多好友、同事、故交。國師校園位於藍田光明山下，幽靜恬適，如亂世桃源。於是，廖世承口袋裡總揣著國師的風景照，出差、開會時掏給人看。
國家危亡之際，最缺的也是人才，為了搶人，難免同其他機關發生爭執。各系的迎新會上，平日裡溫潤謙讓的廖院長總會帶著勝利的微笑對大家說“某先生，我們好不容易才把他請來的”，爾後全場鼓掌，意味無限深長。
藍田是個湘中小鎮，從江浙滬一帶來赴任的教師們備嘗艱辛。錢鍾書在致友人信中道：“十月中旬去滬入湘，道路阻艱，行李繁重，萬苦千辛，非言可盡，行卅四日方抵師院。皮骨僅存，心神交瘁，因之臥病 。”由上海來的章慰高先生已經花甲，他在路上用了三個月，“先後遇空襲虛驚十九次”，他自陳到此任教是“為本身爭人格，拒非法組織之參加;為保民族自由，求後方生存之出路”。越來越多的學者風塵僕僕地趕來，一個讓其他學校豔羨不已的學人群體在國師慢慢成型。
擊蒙禦寇，崇文也尚武
但當時軍需耗費巨大，到1937年底，高等教育經費與戰前比縮水了60%。國師教師們的衣食住十分艱困，他們在教書，自己的子弟卻幾乎要失學。國學大家張舜徽在藍田與妻兒有一段短暫的團聚，結果“薪桂米珠，居大不易，又不得不早遣之歸”。當時張先生正值壯年，帶著滾燙的理想投身教育，卻只能借日記舔舐自己無法供養妻兒的失落。
即使生活清苦至此，教師中卻沒有以最低課時數來謀薪水的人。孟憲承先生為部聘教授，“可以只上四點鐘課，但他多開一門，每週上六小時”。錢基博先生上課“雖身體不適，從不曠廢。每課前一分鐘，即肅立教室外，上課鈴響完，即步入，直接講授，無多廢辭”。居高聲自遠，五六年的經營後，國師的招生情況令人吃驚——被錄取考生的比例不到兩成，教務處總結：“本院考生之多，實為全國之冠”。1943年國師附中第一屆高中畢業生參加湖南省會考，就拿了全省第一。
國師禮堂中央懸掛著一塊匾，寫著源自《易經》的“擊蒙禦寇”，意為“丟棄矇昧無知，就能更好地對付敵人”。教師們決定先從身邊的“擊蒙”開始，他們把院內二三十名工警組織起來，每天晚間講授兩小時的識字與計算，後又為當地失學兒童辦了上下午二部制的民眾學校，學生逐漸增加到二三百人，一切經費都由教師出。
廖世承說：“因健身為強國及延續民族生命之基礎，所以本院素來有‘體育第一’之口號”。1939年的《教育雜誌》曾記錄國師師生的生命力：“ 全體男女學生，除二人因病不能出席外，均雁行排列水中，由院長授帽發令，一時水花狂濺，聲若奔雷。表演節目，有騎馬競走，游泳比快，水底拾盆，拔河，水牛角力，水中排字，教職員亦有半數以上參加，表演跳水以及救生術……”
西遷漵水河旁，遲到的名教授
1944年5月27日，日寇以36萬餘兵力發動了長衡會戰，光明山下的琅琅書聲快要蓋不住百里外的炮聲了。6月19日，長沙淪陷，日寇深入湘西腹地，直抵藍田東南140裡開外的永豐鎮。20日，國師召開緊急院務會議，決議西遷，最終定址漵浦。
聞國師有意向遷入，以川軍將領陳遐齡為首的漵浦士紳及知識階層拍電報歡迎，所有公房及私人住屋，一律免費讓請選用。國師選擇了當地一些公私建築及祠堂廟宇稍加修繕，院址落在馬田坪鄉，與縣城隔著一條漵水河，教學場所與男生宿舍設上、下鍾家村，女生住馬家祠村，附中設在趙家村。陳遐齡將剛修好的新宅讓給教師住，自己仍居舊屋。1944年9月底，407名學生，100餘名教師抵達漵浦。10月，國師重新開壇授課，但國文系主任錢基博卻遲遲未到。
原來在國師西遷決議中，藍田風聲鶴唳，人心無依，則士氣低落。在錢基博心中，知識分子在這樣的時候更應該擔負撫定一方的責任，於是他“義憤填膺，自請留守，欲以身殉”。
1945年初，“雪峰山會戰”爆發，槍炮聲在藍田也能聽見，錢基博仍不肯走。他還在原民國時期的《湖南日報》《力行時報》發表多篇時評，在《不為奴即受訓》中他自稱扶杖而行的龍鍾一叟，“不能操兵與人戰，何差低首為人奴”，鼓勵青年人趁大好年華去受訓救國，又親赴前線演講。直到雪峰山大捷，情勢緩解，錢基博才去漵浦。
1945年4月17日，日寇進犯漵浦龍潭鎮，一場中國戰場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打響。這場殲滅戰打了28個晝夜，51師殲日軍3500餘人。51師軍官79人殉國，士兵1900人殉國。近2000戰士的血肉遏止了日寇在中國腹地的瘋狂攻勢，抗戰至此由守轉攻。抗戰勝利後漵浦各界請錢基博去龍潭為烈士陵園撰寫了紀念碑文：“彼狡者寇，墮我百城。百城可墮，眾志不傾!龍潭寸隘，屹莫我爭。非隘之嚴，而氣憤盈。成師以出，誓死無生。刈寇如草，曾不聞聲。寇血以瀝，我屍亦橫。斂骸巍冢，化魄長庚。千秋萬歲，仰莫與京!”氣勢飛揚，字字泣血。
故地遺蹟故人心
如今漵浦縣城南的人民村就是當年國師住過的趙家村，村裡還有幾位老人，今年82歲的趙興偉是其中唯一能與人流暢交談的。
在他的記憶裡，村民很大方，一聽說有學校要過來避難，只說“來就是”。當時趙家村有三間祠堂，當三間教室用。每天見亮學生就開始活動，寒冬臘月也在井裡洗臉，然後就三三兩兩坐下看書自習。師生們經常去縣城為抗戰募捐、發傳單、寫標語。農忙時，學生也會幫著搶收，有時候回來已經很晚了，教授把黑板往牆上一掛，還要上兩個小時課，吃飯總很晚了。如果學生沒得吃了，趙家大宅的家主就送上糧錢。
那時，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趙中和正在國師讀書，國師辦了幾個農民識字班每天晚上開課，他就在裡頭教書，正值學齡的趙興偉當過他的學生。“我是中國人，要用中國貨”，是趙興偉在識字班學的第一課。他一邊回憶一邊將筆者領到了當年的趙家老宅。
這座大宅已很破敗，青磚牆上用粉筆寫著“此處危險，嚴禁靠近”。當年家主趙道基的孫子趙幼德住在不遠處的兩層水泥小樓裡。趙幼德今年79歲，背彎成了一個直角，同他說話需要很大聲。明白筆者來意後，他起身便往裡屋走，不一會兒拿出一本家譜，從裡面翻出一張紙：“上次有人到這裡照相，我就知道還會有人再來問我，我就寫了幾句。”他把紙遞了過來。
這是滿滿的一篇“實說”。趙興偉剛回憶的那些往事在這篇實說中得到了印證。最後落款“實說人：趙幼德”，用的是工整的繁體字，紙的背面是他孫女拿了滿分的文言文小測試。“我家旁邊這個磚房當年也是我爺爺的，當時學生在那裡寫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下面有個‘抗宣’，應該還在那裡，你們可以去看看。”趙幼德指了指旁邊一所青磚房。
紅油漆已經很舊了，剝落了，又覆蓋上泥土和灰塵，但那個句子還能辨認出來。誰是寫字的人?他做過什麼?他還在不在?這些都已經不可考了。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他曾在這個小縣城感受過“劍外忽傳收薊北”的那種狂喜。
那天的漵浦縣城特別熱鬧，人們把炮仗一箱一箱往街上丟，邊拍手邊喊“日本投降了”，炸開的炮仗像人們炸開的快樂和希望，濃煙滾滾，難見來人。
1946年7月初，廖世承帶著最後一批師生與漵浦人民揮別，起身東遷南嶽，留下了縣政府因國師教授在民教館等處講課而送上的酬金532000法幣。
擦拭掉國立師範學院這幾個字上的灰塵，可以看到心丹顱雪、卷黃燈青。還有狼煙四起時，那些讀書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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