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社會被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部分，兩邊的孩子各自駛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
主筆/陳賽
羅伯特·帕特南
帕特南說，比起美國版的封面，他更喜歡《我們的孩子》中文版的封面。美國的星條旗被設計成了一個跑道，終點是“成功”二字，但在起點處，不同的賽道被分成不同的起點——富人家的孩子站在靠前的位置，窮人家的孩子則遠遠落後。
對美國人來說，好的教育，好的職業，快樂的生活，實現自己想要實現的人生價值，這些都是關於“成功”最樸素的定義。
“美國人大體上並不相信完美的平等。我們可以接受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成功，因為每個人的天賦和後天付出的努力不同。所謂‘美國夢’，就是我們相信，無論終點如何，至少每個人都公平地站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每個人都可以憑自己的才華和努力獲得成功。但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選擇正確的父母，站在正確的跑道上，成了一個人一生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選擇。”
200多年前，美國建國，《獨立宣言》上第一句話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如今的美國顯然背道而馳。但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曾任克林頓、小布什、奧馬巴三任總統的資深顧問，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獨自打保齡》，探討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關係網的不斷坍塌，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際疏離，個人淪為一個個原子式的存在，整個社會則漸漸如一盤散沙。此後，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不平等問題上。在美國，關於不平等問題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集中在成年人，而他希望把焦點放在孩子身上。因為他認為過去40年來，隨著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最為凸顯的就是教育公平問題。富裕和高知家庭能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環境、學校教育、人際網絡和社會視野，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在各個維度上都缺乏對等的機會。
“最近數十年來，整個社會被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兩邊的孩子各自駛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這是帕特南的研究團隊以好幾年的時間，用田野調查的方法，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不同地區的107位年輕人，並結合大量社會統計數據和報告得出的結論。
他們的田野調查是從帕特南的家鄉——俄亥俄州的克林頓港開始的。在帕特南的青少年時代，作為一個美國中西部小鎮，克林頓港雖然規模不大，種族構成也談不上多元，但除此之外，無論從人口、經濟到教育、社會、政治來看，都是一個可以代表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微觀縮影。
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獨自打保齡”之前的美國，社會經濟壁壘處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具體表現為：經濟與教育高速發展，收入平等水平較高，鄰里和學校內的階級隔離維持在低水平，種族間通婚與社會交往的階級壁壘也可以輕易被打破；公民參與度高，社會凝聚力強，出身社會下層的孩子們有著充足的機會去攀登社會經濟的上行階梯。
以他自己在克林頓港高中的同學為例，無論家庭背景如何，幾乎每個人都成長於完整的家庭，生活在自家擁有的房產裡，鄰里之間友愛團結。他們的人生能走多遠，主要取決於自己的才華和進取心，而非他們的階層。
《我們的孩子》
比如他的高中同學唐，出生於工人家庭，家境貧寒，但父母關係和睦。唐學業優秀，有運動天賦，父輩雖然沒什麼文化，但時刻督促他上大學。為他提供人生指引的還有社區的教會，唐最終憑藉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出色的牧師。
他的另一個同學弗蘭克，出生於大富大貴之家，但從小被教育不可炫富。他學習資質平平，大學畢業後參加了海軍，退役後在一家報紙做了25年的編輯，最後還因為人事變動被炒了魷魚。之後，他重回克林頓港，半退休地在家族企業裡做事。家族財富雖然保護他不至於因為生活的碰壁而傷痕累累，但也絕非可以助他一飛沖天。
“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帕特南說，“無論出身如何，每個人至少都有一個體面的人生機遇。”
所以，一直以來，這位中西部小鎮平民出身的哈佛教授都是“美國夢”的堅定信奉者。但是，半個世紀之後，當他的研究團隊重返他的家鄉時，卻發現“曾經的克林頓港早已不知去處，隨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經濟繁榮、社區中無所不在的凝聚力，以及惠及所有家庭的平等機會”。
由於工人階級的經濟境況惡化，他們的家庭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條件都快速衰退，很多孩子早早輟學，打架吸毒，前途一片黯淡。與之相對，中上階層的孩子則得到來自家庭、學校與社區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支持，他們從一入學父母就存好了教育基金，他們被送去學習樂器、繪畫等各種才藝，參加各種夏令營和旅遊項目，參與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以及各種出國留學的計劃。他們還得到來自學校、社區的長輩們的指導和支持。
“我的一生很順利，事業成功，養育了兩個孩子。兩個孩子也都很成功，學業有成，事業成功，經濟上豐裕，都結婚了，都有孩子。我有7個孫輩。7個孫子孫女，要麼已經，要麼即將，在美國最好的大學讀書，比如哈佛、普林斯頓。他們的假期經常在國外度過。去年夏天，他們各自分散在5個不同的大陸，一個在倫敦，一個在南非，一個在印度，一個在拉丁美洲，一個留在美國。他們非常的國際化，他們是好孩子，但他們是有特權的孩子。沒有了特權，他們的命運就會截然不同。這就是我說的‘機會鴻溝’。在今天，出身優越的孩子，就像我的孫輩，他們的人生前景非常美好，他們會當工程師，會成為物理學家，會去探索宇宙，或者成為詩人，寫出美好的詩句。但那些出身貧困的孩子，哪怕他們同樣聰明，同等勤奮，也幾乎不可能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帕特南告訴我。
“這不公平，”他說，“這與美國的核心價值直接相悖，不僅在道德上是錯誤的，經濟上也極度低效。更糟糕的是，這個現象並非只發生在克林頓港，而是遍及整個美國。”
除了數據、圖表之外，這本書用了大量的篇幅講故事，關於富孩子、窮孩子以及他們的父母的人生故事。“我希望藉助這些故事的情感力量，讓我的同齡人，或者比我更年輕的美國人意識到，他們關於美國的理解已經過時了。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美國。”
比如一個叫斯特芬妮的黑人單親母親，靠著微薄的工資將4個子女養大，不但要時刻想著如何為孩子提供一個安穩的家，還要保護他們免受危險。從自己的人生經驗出發，她形成了作風強硬的子女教育理念，她會毫不留情地抽打管教孩子，但至少將他們培養成了“為人正派、生活體面的人”。
俄勒岡本德鎮的凱拉，生在一個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家庭，全家依靠父親打零工勉強度日，凱拉有5個兄弟姐妹，要麼同父異母，要麼同母異父，屬於典型的“拼盤家庭”。父母離異後，各自再婚，凱拉跟著父親艱難度日。然而禍不單行，父親中途又患重病，凱拉不得不承擔起照顧父親的重任。當初父母離異給青春期的凱拉造成巨大的心靈創傷，她的性格變得孤僻自閉，抑鬱症狀表現日趨明顯……
最令帕特南震驚的是一個21歲的黑人男孩，名叫伊利亞，3歲時被父母拋棄，與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祖父是個酒鬼，喝醉了就對祖母拳腳相加。他們住在新奧爾良的貧民區，家徒四壁，周圍環境極度危險，各種綁架、強姦、謀殺都是家常便飯。他4歲時目睹一個小女孩騎著滑板車被一顆流彈擊中，“下一刻我就看到她血流滿面，子彈穿過她的前額、鼻子，這裡還有這裡（做手勢），血從她嘴裡湧出來，我嚇蒙了……”
伊利亞長到13歲時，從新奧爾良搬到了亞特蘭大，為的是照顧母親和她的新男友生下的孩子。後來一時意氣，因為故意縱火入獄，被父親保釋出來後又被一頓毒打，打到不省人事。但他言語之間仍然對自己的父親抱著溫暖的感情。19歲高中畢業，他開始了吸毒和醉酒的生活，被母親掃地出門。在嘗試了各種謀生手段之後，最終在超市做起了打包雜貨的生意。
“在經歷了21年充滿暴力、動盪不安的生活之後，伊利亞還能毫髮無損地活到現在，甚至做到勉強的自給自足，這樣的人，這樣的故事，對我們這些中上階層美國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我們無法想象它們是真實存在的。我之所以挑選這個故事，就是為了震驚我的讀者們，‘看，看，請好好看看！’”
作為讀者，我們儘可以懷疑作者選擇案例是否過於極端，是否偏離典型，但那些關於美國貧富分化、階級隔離的統計數據和圖表卻不會騙人。帕特南說，他的書中引用了成百上千個定量研究，“從克林頓港到費城，從本德鎮到亞特蘭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間的經濟懸殊是每一段故事的關鍵情節。每段故事各有不同，但不變的是令聞者傷心，甚至感覺到危機將至的伏線：下層階級家庭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但與此同時，上層階級的父母卻控制著越來越多的資源”。
在書末題為《我們的孩子的故事》一篇附文中，作者這樣寫道：“我們在本書中講述了許多窮孩子的令人悲傷的故事，但我們絕沒有在樣本上動手腳以擴大窮孩子的困境，如果說有的話，反而是我們實際上低估了生活在我們社會最底層的孩子們的悲劇人生，他們是美國社會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
“你知道我為什麼給這本書取名叫《我們的孩子》嗎？”他問。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克林頓港的居民們，無論身份和職業如何差別，都把社區裡的所有孩子視為‘我們的孩子’。當我的父母說，‘該給我們的孩子建個游泳池了’，他們指的不是我和我姐姐，而是整個鎮上的孩子。”
“我們曾經生活在一個非常‘我們’的美國。但今天，這種‘我們’的意識已經全面枯萎，為孩子提供機會成了一家一戶的私人責任。”
有沒有逆轉的可能？
“美國的早期歷史，也曾經是一個極度‘我’的時代。從1900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才逐漸從一個極度‘我’的社會轉變到一個非常‘我們’的社會。我正在寫的一本書，就是想要研究這個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需要對別人的孩子負責，不僅僅是出於利他主義。如果我們不幫助這些窮孩子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整個國家會更糟糕。如果不投資別人的孩子，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會更糟糕。GDP會更低，醫療成本會更高，刑事司法系統的成本會更高。我不是說我們應該變成瑞典那種民主國家，而是說讓我們回到最基本的美國價值：關心每個人的孩子。”
如何終結機會鴻溝？
——專訪羅伯特·帕特南
三聯生活週刊：《紐約時報》上有一篇評論指出，你的書就像為癌症患者開阿司匹林的藥方。你怎麼看待這種批評？
帕特南：我們姑且以他的隱喻為框架吧。現在癌症已經能夠治療，但不是通過某個神奇的藥方，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是由成千上萬種藥物和治療方法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一個很大的問題，不代表只能有一個很大的解決方案。不斷增長的機會鴻溝是一個大問題，但它有很多的源頭，比如我認為源頭之一是家庭結構的變化，穩定的家庭結構中長大的孩子與殘缺的家庭結構里長大的孩子，人生前景是很不一樣的。我們需要更好地幫助單親媽媽，以便更好地照顧她的孩子，她們並不是邪惡的母親，而是處境太過艱難。
第二個源頭我認為是父母教養方式的差異。比起半個世紀前，今天的中上階層父母會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不僅因為他們有能力和資源這麼做，也因為他們更加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以及潛能挖掘上。關於兒童的心智發育，科學界有兩個很重要的結論：第一是孩童在其成長初期所獲得的能力是基礎性的，這些能力越發達，他們今後的學習就越高效。這就是為什麼《晚安，月亮》式的親子閱讀時光如此重要，也是為什麼早期的惡性壓力會給一個孩子的一生造成毀滅式影響的原因。第二個結論是智商和情商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孩子的成功，除了學業成績之外，勇敢、敏銳、樂觀、自控力、責任心等非認知性的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事實上，在絕大多數的研究中，我們都能發現為人父母的規範已經表現出了一項普遍的階級差異：高知父母致力於培養自主、獨立、又具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讓子女自尊自強，有能力做出積極向上的選擇；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往往把目光投向紀律和服從，要求孩子嚴格遵守家長定下的各種規矩。我們可以批評父母養育孩子的方式，甚至譴責父母的錯誤決定，但我們怎麼能讓孩子為父母的過錯負責任？
第三個源頭是學校系統，現在的情況是富孩子上好學校，窮孩子上差學校。但這種學校教育的階級隔離之所以形成，並非學校本身的師資、預算或者政策有什麼不同，而是學生自身的社會經濟背景所致，富孩子給學校帶去資源，窮孩子則給學校帶去無盡的麻煩和挑戰。但是，學生、老師和資源的再分配要從何開始？
在第四、第五章裡，我談論的是鄰里和社區關係，富人和富人住在一起，窮人和窮人住在一起。種族與宗教隔離不再有，但階級之間的隔離卻越來越嚴重。不同階層之間的孩子一起上學，或者結婚的可能性越來越低。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最後，怎麼解決最根本的問題——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收入鴻溝？
三聯生活週刊：你覺得這些問題和對策有優先順序嗎？
帕特南：這取決於哪個領域的改革影響力最大，以及可行性如何。比如我們可以通過一條法律，要求所有的孩子離開父母，在一個經濟完全平等的環境裡統一撫養，這種政策雖然會很強大，但副作用太大，不可能施行。在我看來，我們可以採取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普及高質量的早期兒童教育，我指的是非常早期的，兩三歲之前的教育。不是日常託管，而是真正優質的幼兒教育。
第二個大變化是稅收政策，提高中上階層的稅收，用這些錢為貧困的孩子提供教育。這個政策會有很大的影響，但現在的特朗普政府恐怕不可能執行。
第三，重新開始職業教育。美國曾經有一支充滿活力的職業教育體系，設置在校園內外，包括職業培訓、學徒實習和員工訓練，但過去數十年間，我們卻不再把錢投到這些項目，原因之一就是“人人都要上大學”的準則成為新的信條。在今天的經濟狀況下，這種信條必須改變。
《我們的孩子》出版之後，我參加了一系列的研討會，邀請了50個美國最頂級的研究員，他們來自不同種族、不同性別、擁有不同的政治傾向，我們共同探討了到底能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併發布了一個報告叫《終結機會鴻溝》，這些就是我們得出的一些重要結論。
當然，要在全國層面推行這些政策會非常困難，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沒法合作。但我們可以在地區層面一個個展開，一個個解決問題，比如西雅圖、波士頓、加州……這是我們美國人一直以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通過某個宏大的國家政策，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嘗試不同的解決方案。美國是一個更去中心化的政治系統，我們的力量也在於此。
三聯生活週刊：這些年美國媒體上有很多關於中產階級育兒焦慮、過度養育的批判，但根據你在書中的描述，他們的焦慮和過度養育似乎都是有理由的？
帕特南：首先，這不是一本育兒書，而是關於如何幫助那些被落下的孩子。中上階層的美國父母如何撫養他們的孩子，他們的方法也許有益，也許無效，我並不關心。美國社會有很多關於過度養育的問題，但我認為對孩子的漠視才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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