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上山坡的城市
{安第斯側影}
基多，不僅僅是世界最高的首都，她還是一座不斷“長高”的城市：1955年的百科全書說基多城海拔2800米整，到1991年的工具書中，她“升”至2879米了。原因是過去的基多城位於盆地底部，後來城市越來越大，佔滿了整個盆地並逐漸“爬”上了周邊的山坡，全城的平均海拔因而也就不斷上升。我們所住的接待中心已在“盆邊”環城高速路外的皮欽查火山山坡上，海拔肯定超過2900。
城市迅速擴大，新移民——按我們這邊的叫法就是“進城農民”——也越來越多。
這些人是低收入者，買不起價格不菲的商品房，而拉美各國雖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制度，畢竟不能與歐洲的福利國家相比，即便在據說是愛護窮人的左派掌權的情況下，也無法以大建廉租公屋等手段為窮人提供住房福利。
而這些國家的政府，即便是像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權那樣既專制又據說是喜富厭貧的右派獨裁者，也沒有鐵腕到能把“不雅觀”的窮人都“清理”出去，或者設計一種制度把窮人都禁錮在鄉間不許其進城。
於是在這種“左派愛莫能助，右派厭莫能逐”的情況下，無論誰掌權都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對新移民各顯神通的“私搭亂建”開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樣便有了經常被作為“拉美化”標誌提起的拉美城市貧民窟（slum，西班牙語tugurios）問題。所謂貧民窟，其實就是“愛莫能助，厭莫能逐，私搭亂建，乃成其屋”而形成的社區。即便是委內瑞拉那樣的富裕石油國，其首都加拉加斯的貧民窟也很龐大。查韋斯號稱極左，卻特別支持窮人佔領“空地”和“空屋”，所以他執政這些年，加拉加斯的貧民窟更是大發展了。
而厄瓜多爾這樣相對更窮的拉美國家，基多的城市化速度又比加拉加斯還快，slum自然難免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在來基多之前，我就在資料上看到介紹說：“與其他拉美城市不同，基多的貧民窟位於城市中央。”可是來到基多後發現，這裡的貧民窟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無論南邊的基多老城還是北邊的基多新城，從盆地內的中心市區到擴展到半山腰的邊沿地帶，到處是“私搭亂建”式的街區。本來像這樣一個25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沒有詳細資料又非久住是不好以偏概全的。
群山環繞的基多市
但是基多地形特殊，市區位於盆地，西山坡上的“蘇克雷公路”與東山坡上的“玻利瓦爾公路”合成的環城高速道居高臨下，轉一圈可把環內一百多平方公里主要市區俯瞰個遍，給人的感覺是基多的確沒有什麼很大片的富人區與窮人區對照的情境。從古老的教堂和歷史建築，到現代化的市政設施、高層大廈、金融商業樓宇以及高檔住宅幾乎都與“私搭亂建”型街區混雜分佈。
基多市老城區
自1979年軍政府還政於民以來，厄瓜多爾在民主制下當選的不是主張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民主型政黨，就是主張“參與式民主”（近乎直接民主或群眾民主）的民粹式政黨，總之都是左派執政，只有一屆（1984－1988年間的基督教社會黨政府）是中派政府，而傳統的保守黨與自由黨根本沒有上臺機會。但耐人尋味的是：正是在這種長期偏“左”的政治氛圍下，20多年來基多的貧民窟明顯地加快了擴展。我們這次考察的五六個街區分佈在全城不同方位，但都是近十年才形成的。
其實這道理也很簡單：左派政府既然要表現出親近窮人的姿態，就不能不譴責右派或者“富人政府”“清理”窮人、驅趕進城農民的嘗試，不能不對窮人的“私搭亂建”給予更多的寬容，對“進城農民”的限制也只能更少。在財政條件使他們不可能普遍給窮人解決福利房、也不可能很快使他們獲得高收入以購買商品房的情況下，“私搭亂建”的擴展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上述的民粹型政黨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貧民窟群眾的支持。競選時要依靠他們的選票。而在像2000年“1·21運動”和2005年“4月革命”那樣的街頭政治中，更是要依靠他們的“參與民主”。無怪乎近十多年來厄瓜多爾政府對貧民窟的政策越來越寬鬆了。
厄瓜多爾前總統Rafael Correa
在拉美各國中，厄瓜多爾的貧民窟問題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與印第安人問題的聯繫特別密切。
在種族構成上，拉美諸國可以分成4種基本類型：
1，阿根廷、烏拉圭、巴西和古巴是白人為主的國家，其中後兩國有部分原為奴隸後裔的黑人及黑白混血人，但印第安住民極少。
2，中美洲各國及智利、巴拉圭是印歐混血種佔絕對優勢，純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黑白混血人都很少。
3，加勒比地區有若干以黑人為主的島國。
4，中央安第斯山區的幾個國家，包括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則是純印第安血統居民最多的國家，而因為歷史上並未大規模引進黑奴制，非洲裔居民極少。厄瓜多爾全國人口的36％是印第安人，印歐混血人佔41％，白人只有10％不到。
由於白人歷史上早已經城市化，印歐混血人也較集中於城市，所以近二十年來的城市化進程基本上就是印第安人進城的過程。基多城裡許多新移民街區都可以看到土著裝著的印第安市民熙攘往來。這是其他拉美城市很少見到的現象——那些地方哪怕也有印第安人，但衣著一般都已歐化了。
由於進城條件寬鬆，基多不少新移民多是招親攜友，把傳統村落組織因素也帶進了城，而進城後現代市民的組織形式，包括政黨、協會、NGO等，也在他們中迅速發展。因此基多新移民的組織資源之豐富和組織化程度之高，遠遠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這使新移民乃至其主要構成——印第安人的政治能量都相當大。一些研究者把這歸功於左派思想的傳播，乃至歸功於強調文化多元化和變“他者”為“我們”的“後殖民文化批判”浪潮，這當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這首先應當說是印第安人在遷徙自由和結社自由下形成現代公民意識的結果。在印第安人散居鄉下時，以及在當年厄瓜多爾“貝拉斯科主義”的“左派專制”時代，我們是根本看不到上述情況的。
身著民族服裝的印第安人
基多的印第安新移民今天的確表現出很強的自尊。例如，由於“印第安”這個詞來自最早的殖民者把土著看成“印度人”（Indian），因此他們拒絕這個稱呼。他們自稱“安第斯人（Andino）”，其文化則是“安第斯文化”而非“印第安文化”。
“安第斯人”這一新的認同既不同於殖民時代的稱呼，也是前殖民時代沒有的：那時除了作為印加王臣民的“印加人”外就只有克丘亞人、歐塔瓦羅人之類的部落稱謂。今天基多一個能量很大的組織在英文傳媒中被譯為“印第安人聯合會”，但在當地它的正式名稱是“帕查庫蒂克（Pachacutec）”，克丘亞語即“改變世界的人”之意，當年它也是一個古印加王的名字。這個聯合會的志向可謂不小。
Pachacutec塑像
美國學者亨廷頓在他那本有名的《變革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特別用拉美的例子來說明：貧民窟選民往往偏向於投保守政黨、而不是左派黨的票。據他的分析，這是因為這些“進城農民”雖然構成了城市中的底層社會，但他們常常與過去在農村原籍的生活、而不是以此刻城裡富人的生活來比較自己的生存狀態，因而並不是現狀的反對者。相反他們可能更趨向於確立穩定的未來預期，使其能在城市紮根。
亨廷頓的這種心理分析或許在一些國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至少在近十多年來的厄瓜多爾，城市貧民—“新移民”的這種心理使他們更支持左派，而且所支持的主要不是偏重以議會政治促進福利國家的社會黨式的傳統左派，而是繼承拉美政治的民粹主義傳統、近年來又帶有濃厚NGO色彩的“參與民主”派。
薩繆爾·亨廷頓
金雁/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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