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是一個會意字，左邊是一個示字，右邊是豊字。豊是古代祭祀所用的器具，示則表示有人在引領主持示範。可見，禮的本意是一種儀式。這種儀式，就是祭祀。
古文“豐”與“豊”是同一個字，後來慢慢有所演變，前一個，是其本字，上下兩部分，下面是一個豆字，但實際代表的意義，並不是豆，而是一種形狀像豆字的容器，叫觶，是一種酒器。談到鼎尊爵三個字時，我們說過，古代的酒器有很多不同的名字，那是因為每一種的用途不同。觶是一種專門用來祭祀的酒器。上半部分，也是一種器具，但不是一個專門的字，而是一種象形，玉器上擺放了豐盛的物品。
有酒有豐盛的物品，可見，這個禮，是何等的重要或者說高規格。再加上有人引領示範的儀式，就更顯得規格高了。所以，禮在古代部落，是最崇高的盛事。這種崇高的盛事，不是一般人任何時候就能行使的，必須在大豐收的時候。也就是說，禮，是一定有等級有規矩的，不是任意的。古代帝王，最高規格的祭禮是封禪，那是有德之王才能乾的事，很多帝王知道自己無那個德行，一生都不曾舉行封禪大禮。
據《禮記·王制》記載，古代禮共有六類，分別為冠、昏、喪、祭、鄉、相見，也就是說，古人所說的禮，有六個大部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祭禮，因為“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用今天的話理解，禮，就是天地人的規矩，不僅僅是人的規矩，還包括了天地，可見其重要性。
其中，冠禮，字意指穿衣戴帽，但實際上，並不僅僅指穿衣戴帽，應該說是衣食住行，全部包括。我們小時候，母親會教我們怎樣拿碗怎樣拿筷子，給客人遞茶應該如何如何，這就是衣食住行之禮。當然，冠禮遠不止這些，古人有一整套極其繁複的程序和規矩，細到了諸如束髮等成人儀式，只要看一個男性的頭髮，便可知道他在哪個年齡段。穿衣，不同等級的人，可穿什麼類型的衣服，可戴什麼樣的帽子。再比如我們此前講的鼎尊爵，不同的人，吃飯時用什麼樣的碗，什麼樣的筷子，什麼樣的酒器，甚至怎麼坐，怎麼站怎麼行，都有嚴格規定。
昏禮即婚禮，同樣極其繁複，昏也有六禮，在此不細說。 我們今天講移風易俗，將婚禮簡化到了不能再簡化的程度。一方面，移風易俗當然是應該的，古代那種繁複，不僅不宜且浪費。但另一方面，我們講移風易俗而完全不講形式，也會出現一個物及必反的後果，正因為簡易，離婚率也高。因為離一次再結一次，太容易了，古人不會離婚，原因是結一次婚太複雜了，成本太高。當然，今天離婚率高，不全是因為儀式的簡化，但儀式簡化，顯然是離婚率高的原因之一。可見世上事，有利就必定有弊。別人如果對你說，某事百分之百好，你幾乎不用判斷，就可以下結論，錯的。
所謂鄉禮，也就是鄉規民俗。相見，就是接人待物。比如今天吃飯的座次排位，仍然遵循當時的規矩。
總而言之，所謂禮，就是當時社會的一套嚴格的規則，事無鉅細，全在這套規則之中，既包括了我們今天的道德標準，也包括了今天的法律，還包括了禮儀規矩，是一套無所不包的行為準則。據說，最早以文字方式記載這套規則的，是《周禮》，之所以叫周禮，是因為周公所制定。當然，這套規矩太繁複，恐怕周公一個人，沒法定下這樣系統龐大的東西，應該是自古以來，慢慢形成，周公只是一個集大成者。這套《周禮》，後來遺失了，沒有傳下來。
孔子一生，都在追尋這個禮字。他說，悠悠萬事，唯此唯大，克己復禮。他要復的這個禮，就是周禮。但是，他窮其一生，別說復周禮，就是復一部分，都已經不可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套禮太包羅萬象太繁複，確實有些是完全不合時宜的，別說執行的難度太大，就是重新修訂成冊，恐怕都是一個比乾隆修四庫全書更為龐大的工程。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多少代人都沒有注意到的，那就是權力擁有者，也就是當時的統治者，根本不願復這個禮
禮的最重要部分是祭禮。祭禮有一整套規矩，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死後所能享受的祭禮規格，是絕然不同的，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祭祀儀式，比如祭天祭地，也是完全不同的。史書中常常提到諸如封禪、巡狩等，都屬於祭禮。今天將巡狩誤認為是皇帝打獵玩樂，那是大錯特錯了。北京有天壇，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還有地壇，那自然就是祭地的地方。還有先農壇，那是一種半祭禮半宣示的禮，開春禮。以此告示全國，春天到了，可以農耕了。
每一種祭禮，規格不同，參與的人，所用的器具，執行的儀式等等，全然不同。如此一來，祭禮的主持者，就一定是大知識分子，需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學這些禮，否則，根本不可能分清各種規制。春秋時，孔子屬於這樣的大知識分子，所以，有很多人求教於他，這件事或者這樣做，是否合禮。可見，掌握這種禮的人，少之又少。
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一點，掌握禮法的人，一定處於極端的高位。這個高位，不是王或者皇，也不是諸侯，但就王公諸侯，也怕他，他如果說一句不合禮，就等於今天法院宣判不合法，具有絕對的權威。當然，孔子不屬於這一類，那是因為孔子所處的時代，這些禮已經不復存在。正因為如此，孔子才要克己復禮
任由這一類人自由發展，並且形成一個大集團的話，這個集團，就會對王權形成巨大的制約，時間一長，甚至處於王權之上。比如印度的婆羅門，就屬於這一族，直到今天，婆羅門都是印度最高等級的種姓，形成世襲了。而在早期，婆羅門只是祭禮的主持者，由於婆羅門越來越強大，完全控制了世俗權力集團，婆羅門便置於世俗集團之上，成為一種宗教。世界上的其他宗教，基本也有這樣的經歷，如基督教，也曾一度和羅馬國王激烈鬥爭，甚至在整個歐洲史上，所謂黑暗的中世紀，其實就是教權處於政權之上的時代，經過幾百年的鬥爭，尤其出現文藝復興，科學幾乎將基督教證偽，世俗政權，才反敗為勝，又將政權置於教權之上。
在中國早期，也曾有種姓的出現，但沒有發展，與禮尤其是祭禮的極度強化不夠，大有關聯。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的世俗權力機構，很早形成了大一統，相反，禮官則被永遠地置於了世俗官員平等的地位，處於皇權之下。這也是中國始終沒有形成宗教的原因。此處所稱的宗教，指後來的一神教，實際上，一神教之前，世界普遍存在的是多神教。中國沒有完成多神教向一神教的過渡，既因為中國更早形成了大一統世俗政權，也因為春秋時，禮被破壞。
如果按照孔子的意願，能夠克己復禮，並且將這個禮一直髮展下去，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走向一神教。換個角度說，禮尤其是祭禮之不可復，恰恰因為祭禮的發展，會導致世俗權力的削弱。而當時世俗權力太過強大，神權或者說教權，根本無法與之抗爭。
那是不是說，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沒有合理性了？肯定不是。
世上事，不能走極端。禮如果走向一個極端，就可能演化成一神教，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禮崩樂壞，也就是今天的社會亂象，道德淪喪，法律意識淡薄，不講規矩不講原則，無所不用其極。簡單地說，也就是非禮。若從後一種意義上說，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預見了今天的非禮社會。
今天，我們講文化重建，或者說講傳統文化迴歸，其實，就是在重建這個禮。在重建我們的道德、重建我們的法律，重建我們的禮儀規矩。這也說明，後來社會的發展，將禮細分了。道德，成了社會的最高精神標準。法律，是社會的最低標準。禮儀規則，則是人們日常的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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