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最早的書局
清光緒桂垣書局，乃廣西巡撫馬丕瑤所創辦。
馬丕瑤坐像
馬丕瑤，字玉山，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出生於河南安陽，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進士，後在山西、貴州做官，歷任知縣、知州、知府和按察使。光緒十三年（1887年）八月調任廣西布政使，翌年八月擢為廣西巡撫，至光緒十八年（1892年）因丁憂去職，回老家安陽縣。馬丕瑤在廣西做官凡五年。
此期間，他勵精圖治，在整飭政治、清釐稅收、發展農桑生產、傳播文化、治理社會等方面，採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原來民生凋敝的廣西，各業略有轉機，社會較為穩定，士民頗受其益。其中，他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省城桂林創辦桂垣書局，納儲群籍、刊印圖書、廣佈流傳，就是為廣西培養人才，振興文化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馬丕瑤蒞桂之初，即看到“粵西素稱瘠苦”，“非教養兼施不能挽回敝習，蓋不譯以詩書之氣，則獷悍不馴”。急需“飭各州縣設立義學，頒給弟子規童蒙養正諸書”，還提倡士子研經讀史，“務使漸續涵濡，默消悍戾；可以清源化俗，育德興賢”。然而，其時廣西經過“兵燹後，人士流離，藏書悉毀，舊刊片板無存”。士子無書可讀，“每屆考試，不過零星書板，或舛錯模糊，或洋板縮本，難資誦讀；且多系時藝講章，無以為稽古培才之助”。因此，他任巡撫不久，即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九月上奏《府廳州縣擬設書局機坊折》：“擬在省城開一書局，刊六經讀本，續刊有關實學諸書。”還在折中請朝廷旨飭當時典籍豐富、文化發達的江南、浙江、廣東、湖北、湖南、四川各省書局“將局刊經史各本，及陳宏謀《五種遺規》等籍”刷寄廣西，然後“以一部存省局，以擇刊式樣”。
光緒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初二，清廷正式批准馬丕瑤的奏摺。翌年，馬丕瑤即擇址於省城桂林秀峰書院西齋，創辦桂垣書局（又稱桂林書局），是為廣西最早的官辦書局。
按馬丕瑤的設想，桂垣書局既是一個刻印經史子集和實學諸書，向廣西各府、廳、州發售書籍的處所，又是一個廣儲群籍，供士民借閱、研讀經書、圖籍的地方。它的結構佈局為五間三進，第一進即稱之桂垣書局；第二進設敞廳為閱讀之所，稱之讀書堂；第三進度藏書籍於樓上，稱之藏書樓。樓後緊接疊彩山，環境非常幽靜。
馬丕瑤派司道及書院山長主持書局，管徵調存發兼刊行善本。地方官趙藹臣、黃兆懷二觀察及秀峰書院山長曹馴曾先後掌其事，張璞完太守、黎彤蘊直牧及寓桂名士謝光綺則先後佐理之。
桂垣書局開設後，訂立了《存發書籍章程十二條》，並立即做兩件事，第一是向江南、浙江、廣東、湖北、湖南等省書局徵集群籍；第二是選擇一批經史子集善本，有計劃地分類分批繕刻利印。承擔刻刷的有書局募請的刻工，但主要的還是位於當時桂林學院大街上的有名的刻書坊——蔣存遠堂。由於書局的資金並不充盈，每月由道庫領回的銀子二十八兩，僅夠支付管理人員的薪水和書役的伙食，向江浙、湖廣等省徵集的群籍，卻是“書價無款可籌，請即由各省報銷”，就連各省贈送的書籍，也是“由請餉委員就便領回”或“請覓使搭解來桂”，從而省下一筆郵資。刻書之款，則是邊刊邊籌。刻書資金的短缺，既影響刻書的進度，又限制了刻書的品種，原打算續刻的有關“實學諸書”，後來只刻出兩三種。
光緒十六年（1890年）桂垣書局陸續收到兩江督臣、江蘇撫臣、浙江撫臣、廣東督撫、湖北撫臣、湖南撫臣諮送書籍凡三百八十三種。也是這一年，“至省局刊刻《六經》、《四書》 讀本，及《考經》、《小學集解》均以工竣”。從此，經史巨帙，名物象數專門撰述，在桂垣書局藏書樓裡燦然美備，蔚為大觀。至光緒末年已“藏經類一百二十九部，史類三百七十四部，子類二百八十五部，集類三百二十三部，叢書二十三部，為書一萬六千七百五十四冊”。
為了讓省城桂林以外的士民能就近閱讀，避免跋涉關山往來之苦，馬丕瑤還將各省刷寄之群籍，除留一部置於桂垣書局外，其餘則分發潯州、柳州、梧州、南寧、太平、泗城、百色、鬱林、歸順等府、廳、州，並諄飭以上藏書各屬，選擇“書院及公所地方，修建書樓，上藏書籍，下為士子看書之所”。一時間“各屬士子看書者，更番迭進，頗不乏人，實有鼓舞奮興之象”。對桂垣書局刊刻工竣的經史子集等書籍，馬丕瑤亦囑“印發各屬，分售散佈，俾讀書者鹹獲善本”，從而讓“士民極為歡欣”。
光緒十八年（1892年）馬丕瑤因繼母病逝，離桂奔喪，至服除也沒有再回廣西。但他開創的事業，得到了後繼各任巡撫的繼承。
↑ 此為近年於民間見清初牟允中《庸行編》八卷，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桂垣書局刻本。
《庸行編》八卷天頭闊大，刻印俱佳。書名題頁“光緒丙申重刊，善化向萬鑅署檢”。向萬鑅曾任廣西太平思順道、桂平梧鹽法道各職，知民風，重教化，王拯《龍璧山房文集》的五卷本也是因他而出版。《庸行編》是以康熙刻本為底本重刻，行格、文字一依舊本，得原刻本的風貌。
光緒三十年（1904年），桂垣書局“以剞劂乏砦，久難支柱”之時，廣西巡撫柯逢時來到書局，遍觀書樓藏書後，“謂當推廣，不宜裁汰”，特撥銀二萬兩給桂垣書局生息刻書，使之得以繼續開辦下去。
今據歷史文獻及廣西各大圖書館館藏書目統計，桂垣書局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刊出《詩經》四冊、《書經》六卷、《周易》四卷、《禮記》十卷、《廣西存書目錄》一卷及《孝經》、《小學集解》、《圖民錄》其中《圖民錄》一書，被馬丕瑤視為“敷陳治理，深切著明，為居官寶鑑”的典籍，曾給“任地方者人手一篇”。
此為桂垣書局的《詩經》為光緒十六年（1890年）刻本
該刻本為當時所刊五經之一，上有牌記“光緒庚寅孟夏刊於桂垣書局”。刻本宋字大書，大約是以浙江官書局提供的底本重刻的。
光緒十七年（1891年）則刊出《蠶桑實濟》四卷、《聖祖仁皇帝廷訓格言》一冊、《澹香齋詠史詩》一冊、《尚書因文》八卷、光緒《遷江縣誌》十卷，及補刊嘉慶《廣西通志》等。
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出《在官法戒錄》四卷。
光緒二十年（1894年）刊出《桂海文瀾集》四卷。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刊出《檀弓解》一卷、《桂海文瀾二集》六卷、《靈芝益壽草》一冊。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刊出《續富國策》四卷、《近思錄》十四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刊出《勸學篇》二卷。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刊出《陽明先生集要三編》十六卷等，約有30種左右。
這些書籍有的距今已百年，有的也時近百年，經過漫長曆史長河的淘洗，流傳下來的尚有21種。
馬丕瑤開辦桂垣書局，是他治桂卓有成效的政績之一。但他和他的一些繼任者，畢竟還是一批比較守舊的封建官僚，他們刻印的書籍不僅多是正統的儒學典籍，沒有一本“新學”的書，就是對機器印刷的書籍也存有偏見，認為“洋板縮本，難資誦讀”，遲遲未引進機器印刷設備和技術。一直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廣西巡撫張鳴歧在桂林老提塘街陳文恭公祠開辦機器印刷局——廣西官書局後，官辦的桂垣書局的雕版印書業才被取而代之，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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