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最早的书局
清光绪桂垣书局，乃广西巡抚马丕瑶所创办。
马丕瑶坐像
马丕瑶，字玉山，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出生于河南安阳，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进士，后在山西、贵州做官，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和按察使。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调任广西布政使，翌年八月擢为广西巡抚，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因丁忧去职，回老家安阳县。马丕瑶在广西做官凡五年。
此期间，他励精图治，在整饬政治、清厘税收、发展农桑生产、传播文化、治理社会等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原来民生凋敝的广西，各业略有转机，社会较为稳定，士民颇受其益。其中，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省城桂林创办桂垣书局，纳储群籍、刊印图书、广布流传，就是为广西培养人才，振兴文化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马丕瑶莅桂之初，即看到“粤西素称瘠苦”，“非教养兼施不能挽回敝习，盖不译以诗书之气，则犷悍不驯”。急需“饬各州县设立义学，颁给弟子规童蒙养正诸书”，还提倡士子研经读史，“务使渐续涵濡，默消悍戾；可以清源化俗，育德兴贤”。然而，其时广西经过“兵燹后，人士流离，藏书悉毁，旧刊片板无存”。士子无书可读，“每届考试，不过零星书板，或舛错模糊，或洋板缩本，难资诵读；且多系时艺讲章，无以为稽古培才之助”。因此，他任巡抚不久，即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上奏《府厅州县拟设书局机坊折》：“拟在省城开一书局，刊六经读本，续刊有关实学诸书。”还在折中请朝廷旨饬当时典籍丰富、文化发达的江南、浙江、广东、湖北、湖南、四川各省书局“将局刊经史各本，及陈宏谋《五种遗规》等籍”刷寄广西，然后“以一部存省局，以择刊式样”。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初二，清廷正式批准马丕瑶的奏折。翌年，马丕瑶即择址于省城桂林秀峰书院西斋，创办桂垣书局（又称桂林书局），是为广西最早的官办书局。
按马丕瑶的设想，桂垣书局既是一个刻印经史子集和实学诸书，向广西各府、厅、州发售书籍的处所，又是一个广储群籍，供士民借阅、研读经书、图籍的地方。它的结构布局为五间三进，第一进即称之桂垣书局；第二进设敞厅为阅读之所，称之读书堂；第三进度藏书籍于楼上，称之藏书楼。楼后紧接叠彩山，环境非常幽静。
马丕瑶派司道及书院山长主持书局，管征调存发兼刊行善本。地方官赵蔼臣、黄兆怀二观察及秀峰书院山长曹驯曾先后掌其事，张璞完太守、黎彤蕴直牧及寓桂名士谢光绮则先后佐理之。
桂垣书局开设后，订立了《存发书籍章程十二条》，并立即做两件事，第一是向江南、浙江、广东、湖北、湖南等省书局征集群籍；第二是选择一批经史子集善本，有计划地分类分批缮刻利印。承担刻刷的有书局募请的刻工，但主要的还是位于当时桂林学院大街上的有名的刻书坊——蒋存远堂。由于书局的资金并不充盈，每月由道库领回的银子二十八两，仅够支付管理人员的薪水和书役的伙食，向江浙、湖广等省征集的群籍，却是“书价无款可筹，请即由各省报销”，就连各省赠送的书籍，也是“由请饷委员就便领回”或“请觅使搭解来桂”，从而省下一笔邮资。刻书之款，则是边刊边筹。刻书资金的短缺，既影响刻书的进度，又限制了刻书的品种，原打算续刻的有关“实学诸书”，后来只刻出两三种。
光绪十六年（1890年）桂垣书局陆续收到两江督臣、江苏抚臣、浙江抚臣、广东督抚、湖北抚臣、湖南抚臣咨送书籍凡三百八十三种。也是这一年，“至省局刊刻《六经》、《四书》 读本，及《考经》、《小学集解》均以工竣”。从此，经史巨帙，名物象数专门撰述，在桂垣书局藏书楼里灿然美备，蔚为大观。至光绪末年已“藏经类一百二十九部，史类三百七十四部，子类二百八十五部，集类三百二十三部，丛书二十三部，为书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四册”。
为了让省城桂林以外的士民能就近阅读，避免跋涉关山往来之苦，马丕瑶还将各省刷寄之群籍，除留一部置于桂垣书局外，其余则分发浔州、柳州、梧州、南宁、太平、泗城、百色、郁林、归顺等府、厅、州，并谆饬以上藏书各属，选择“书院及公所地方，修建书楼，上藏书籍，下为士子看书之所”。一时间“各属士子看书者，更番迭进，颇不乏人，实有鼓舞奋兴之象”。对桂垣书局刊刻工竣的经史子集等书籍，马丕瑶亦嘱“印发各属，分售散布，俾读书者咸获善本”，从而让“士民极为欢欣”。
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丕瑶因继母病逝，离桂奔丧，至服除也没有再回广西。但他开创的事业，得到了后继各任巡抚的继承。
↑ 此为近年于民间见清初牟允中《庸行编》八卷，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桂垣书局刻本。
《庸行编》八卷天头阔大，刻印俱佳。书名题页“光绪丙申重刊，善化向万鑅署检”。向万鑅曾任广西太平思顺道、桂平梧盐法道各职，知民风，重教化，王拯《龙璧山房文集》的五卷本也是因他而出版。《庸行编》是以康熙刻本为底本重刻，行格、文字一依旧本，得原刻本的风貌。
光绪三十年（1904年），桂垣书局“以剞劂乏砦，久难支柱”之时，广西巡抚柯逢时来到书局，遍观书楼藏书后，“谓当推广，不宜裁汰”，特拨银二万两给桂垣书局生息刻书，使之得以继续开办下去。
今据历史文献及广西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统计，桂垣书局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出《诗经》四册、《书经》六卷、《周易》四卷、《礼记》十卷、《广西存书目录》一卷及《孝经》、《小学集解》、《图民录》其中《图民录》一书，被马丕瑶视为“敷陈治理，深切著明，为居官宝鉴”的典籍，曾给“任地方者人手一篇”。
此为桂垣书局的《诗经》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该刻本为当时所刊五经之一，上有牌记“光绪庚寅孟夏刊于桂垣书局”。刻本宋字大书，大约是以浙江官书局提供的底本重刻的。
光绪十七年（1891年）则刊出《蚕桑实济》四卷、《圣祖仁皇帝廷训格言》一册、《澹香斋咏史诗》一册、《尚书因文》八卷、光绪《迁江县志》十卷，及补刊嘉庆《广西通志》等。
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出《在官法戒录》四卷。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刊出《桂海文澜集》四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出《檀弓解》一卷、《桂海文澜二集》六卷、《灵芝益寿草》一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出《续富国策》四卷、《近思录》十四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出《劝学篇》二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刊出《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六卷等，约有30种左右。
这些书籍有的距今已百年，有的也时近百年，经过漫长历史长河的淘洗，流传下来的尚有21种。
马丕瑶开办桂垣书局，是他治桂卓有成效的政绩之一。但他和他的一些继任者，毕竟还是一批比较守旧的封建官僚，他们刻印的书籍不仅多是正统的儒学典籍，没有一本“新学”的书，就是对机器印刷的书籍也存有偏见，认为“洋板缩本，难资诵读”，迟迟未引进机器印刷设备和技术。一直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西巡抚张鸣歧在桂林老提塘街陈文恭公祠开办机器印刷局——广西官书局后，官办的桂垣书局的雕版印书业才被取而代之，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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