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照瑗，1836 年—1897 年，字仰蘧，安徽合肥人，出身簪纓傳世的名門望族。先祖龔鼎孳洽聞博學，詩文俱工，與時流錢謙益、吳偉業並稱“江左三大家”，官至康熙朝禮部尚書；父親龔誠曾充小官。照瑗與當朝權貴李鴻章既是合肥同鄉，又有姻親之誼，交情非比泛泛，這層地域兼人脈關係對他持節出洋助力良多。
龔照瑗早年投身李鴻章戎幕幫辦軍務，在肅清太平軍、捻軍案內出力甚多，屢被奏獎。後在李鴻章、沈葆楨、劉坤一、曾國荃等洋幕主持天津機器局、金陵機器局等洋務事宜，深得賞識、倚重，特別是被北洋大臣李鴻章視為心腹。光緒十年（1884 年），中法戰爭期間，照瑗趕赴上海，協助全權大臣、署兩江總督曾國荃與法國公使巴德諾談判和約，同時，輔助蘇松太道邵友濂在滬為臺灣籌措款項、轉運軍械、通報軍情，大力支持臺灣軍民抗法，盡職盡責，力全危局，“籌運出力，非尋常勞績所同，實與戰功無異”，為此，李鴻章、劉銘傳先後奏請加恩破格優獎照瑗，賞戴花翎。光緒十三年（1887 年），龔照瑗補授山東登萊青道，是年，調補蘇松太道，任內奉命督同重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光緒十六年（1890 年），補授浙江按察使，次年調補四川布政使。
光緒十九年（1893 年），駐英公使薛福成三年屆滿，奉詔歸國，經李鴻章保薦，頭品頂戴四川布政使龔照瑗賞加侍郎銜，以三品京堂候補派充欽差出使英法意比國大臣，時年五十七歲。光緒廿一年（1895 年），法國干涉日本還遼有功，清廷遂派慶常專駐法國以答謝意，照瑗免兼法差。龔照瑗衰年遠行，並非情願，清廷出自逾格鴻慈，破格提升其官職，以示慰藉，光緒廿年（1894 年），龔照瑗以候補三品京堂補授光祿寺卿；次年，調充太常寺卿；再次年，升為宗人府府丞，三年三遷，至為榮耀。
龔氏“布販從軍”，捐納監生，品流不正，深受正途出身的同儕非難、排擠，清流黨人對其持節外洋尤為切齒，而薦其出使的李鴻章亦因保舉使臣、不重科甲、唯才是用而備受責難，清流乾將張佩綸就曾批評李氏“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無獨有偶，駐日公使許鈐身由於並非科目中人，屢遭清流甚至洋人輕蔑鄙夷；駐德公使李鳳苞因為捐班出身而被朝臣斥為負販小夫；駐英公使曾紀澤因科考落第，出洋伊始外交能力大受質疑。諸如此類出自異途雜流或具有低級功名的駐外公使，出使絕國飽受非難，動輒得咎，很難施展手腳大有作為。照瑗報捐入仕，時感自卑，因此，十分重視對子嗣的教育，而長子龔心銘、次子龔心釗不負父望，分別在光緒十八年（1892 年）、光緒廿一年（1895 年）中進士、點翰林，總算了卻照瑗一樁心願。
龔照瑗之能出使英國，姻親李鴻章不無任用私人之嫌，然而龔氏尚能嚴格要求自己，清流參劾其的事件多不屬實。譬如，光緒廿一年（1895 年），清流名士文廷式上疏彈劾照瑗“性本卑汙”、“辦事謬戾”、“購買船隻，息借洋債，事事惟圖己利，不顧國家”，純為書生意氣，風聞奏事。相比照瑗，其他“腹少儒書”的駐外使臣儒家倫理觀念較為淡薄，缺失道德自律，從而給予清流攻擊的口實諸如，徐承祖浮冒銅價，貪汙中飽；李鳳苞督造戰艦，收受回扣；蔡鈞運米出洋，庇護分肥；張蔭桓戀權斂財，飛揚跋扈。清流據此列款糾參，大張撻伐，徐、李、蔡三人均遭革職棄用，蔭桓則慘遭殺害。龔照瑗若非回國當年即行過世以及李鴻章竭力為其開脫“罪行”，能否善終，尚難預料。
龔氏持節之前未曾出洋，主要在國內充任地方關道，督辦洋務事宜，因工作需要經常與洋人打交道，尤其在蘇松太道任內與外國駐滬領事多次談判、交涉，積累豐富的洋務經驗與一定的外事處理技巧。然而，龔照瑗接受的畢竟是傳統儒家教育，封建意識濃厚，辦事謹小慎微，實難應付波譎雲詭的外交工作。此外，龔氏不諳西語，也未曾如洪鈞、曾紀澤等傳統士紳那樣主動去學習，是故，對外交涉、談判專門倚靠舌人通傳語意，特別是英館事務多數交由英籍僱員馬格里自行處理，窒礙之處難以避免。
龔照瑗履新伊始，中日甲午戰爭迫在眉睫，他在國外多方收集情報，屢次上疏提請清廷留意在朝日軍動向，譬如，光緒廿年五月二十六日（1894 年 6 月 29日），龔氏密電天津李鴻章“各國知倭無理，有議我兵退早，倭吞韓蓄意久，臺防緊要”，提醒鴻章加強軍備，以防不測，同時，大力為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劉坤一密購軍艦、快船、魚雷、槍支、彈藥等裝備軍隊。不足一月，戰爭爆發，龔照瑗奔走呼號，積極尋求英法等國的同情、諒解；遠交近攻，擬求借助英俄之勢抗衡日本，但是，照瑗難以匹敵精通英德語言、熟諳國際法規的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最終完敗，勞而無功。
甲午戰後，駐英法使館壓力不減反增，龔氏片刻不得休閒，他接受清廷諭令，鼓動英、法等歐洲大國幫助中國“爭退遼東”以及商阻割臺事宜。事成之後，法、德、俄三國依恃助清爭退遼東之功索求無厭，英國也利用中國戰敗之機趁火打劫。英、法相繼逼迫、恐嚇清廷重新議定中英、中法緬甸界務，駐英兼法公使龔照瑗與負責其事的朝廷大員，昧於邊疆地理形勢，先後簽訂喪權失地的中英、中法界務專條，致使前任欽使薛福成“收回各地割棄泰半”。消息傳出，舉國譁然，龔照瑗因“職守所繫”、“苟且省事”而成眾矢之的，國人在感慨“使公（薛福成）而在，當不至此”的同時，對龔氏的彈劾、聲討經久不息。此外，光緒廿二年（1896 年），龔照瑗不顧國際公法和國際慣例，主使館員密謀誘捕廣州起義失敗後避難英國的孫中山，尤為國民黨人切齒。
駐外期間，龔照瑗內外交加，進退失據，以至身心疲憊，一度病危。光緒廿二年（1896 年），龔氏具折請假抵滬就醫，次年期滿卸職歸國，病情未見好轉，溘然辭逝，良可痛惜。平實而論，龔照瑗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禁錮，有關西方世界的認識非常膚淺，外交素養極其薄弱，任內雖說奔走操勞，恪盡職守，但畢竟心有餘而力不足，外交成就與前任薛福成、繼任羅豐祿不可等量齊觀，龔氏只是一出色的洋務專家，並非外交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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