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國民黨對共產黨所領導的蘇區政府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軍事打壓、政治孤立、經濟制裁，企圖將中國的紅色革命扼殺在襁褓之中。在對共的一系列政策中，其中新聞封鎖危害甚烈。在該政策下，國民黨運用其強大的宣傳機構，聘用御用“軟骨”文人，對共產黨蘇區進行了“妖魔化”的描寫，使人們談“紅”色變。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前夜，楊虎城、張學良將軍悄悄與西北蘇區達成停戰協議，這為新聞記者進入蘇區採訪撕開了一道小口。美國無黨派記者埃德加.斯諾趁此契機，冒著生命危險進入蘇區進行採訪，他發揮了新聞記者“掃雪工”的精神，運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寫下了一系列有關西北蘇區的客觀、真實性報導。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國紅色政權的真實樣貌。許多讀者受此書影響，排除萬難，欣然奔赴西北延安參加紅色革命。
美國新聞記者白修德曾說：“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新西蘭著名作家路易.艾黎曾評價到：“後代的青年將會以感激的心情誦讀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它永遠是他的星星，代表著他對於未來更健康、更乾淨的世界的希望。” 直到作者去世以後，該書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通俗讀物，在全世界擁有億萬讀者。
接下來我將從以下幾方面對本書進行介紹：
（一）那些“身價不菲”的紅軍領導人
此處的“身價不菲”並非指紅軍領導人擁有萬貫家財，紅軍領導人不同於那些腰纏萬貫的反動軍閥，他們大都沒有大量的個人財富，過著極其檢樸、輕淡的生活。此處的身價是指國民黨政府對其“懸賞”的價格，毛澤東二十五萬元銀洋、朱德二十五萬元銀洋、林彪十萬元銀洋、彭德懷五萬到十萬元銀洋、徐海東十萬元銀洋、周恩來八萬銀洋......這是什麼概念呢？當時一個普通紅軍大學學員每個月的教育費用，包括伙食、衣著、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銀洋，一年一百八十元銀洋，五百五十五年才有十萬元銀洋。為什麼國民黨政府對這些紅軍領導人如此恐懼，不惜重金取其首級呢？那麼我們需要對這群人有更深入的瞭解。
1、一個儒雅的革命者——周恩來
周恩來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是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斯諾評價其為;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在上海領導六十萬工人大罷工,使蔣介石邊不血刃地獲得上海政權;在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組建立第一支紅軍隊伍;在廣州組織了著名的廣州公社.....
一個知識分子能放棄中國傳統的中庸和麵子哲學，而多次組織暴力革命，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2、革命掌舵者——毛澤東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毛澤東精通中國舊學，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世事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3、“三軍”統帥——朱德
有人把朱德看成是危險的威脅，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他年過百半，身體結實，天性溫和，誠實可靠。喜歡運動，酷愛讀書，愛護部下。朱德讀過十年私熟、考過科舉，進過講武堂，到過歐洲、蘇聯學習。參加過辛亥革命，國內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後加入紅軍。斯諾曾這樣高度評價過朱德：對於紅軍隊伍來說，朱德是穩定的象徵，是同傳統和過去歷史間的聯繫。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歷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的經歷是土生土長，紮根於中國的內地，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
除此以外，在紅軍隊伍中還有黃埔軍校畢業戰無不勝的林彪；九歲離家闖世界十七歲就帶領饑民攻打糧倉的彭德懷；一把菜刀建立一個蘇區的賀龍；留學到過日、美、蘇三國，懂日語，能用英語演講，俄語水平也很高的洛甫；徐海東、劉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權許許多多優秀的領袖······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蘇區領導人大都文化水平較高，戰鬥經驗豐富，性情謙和，對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工人抱有深深的同情，為了他們所信仰的共產主義社會在中國大地上實現，可以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國民黨政府將他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惜花重金將他們除之而後快。
（二）那些不可戰勝的紅軍戰士
國民黨的政治宣傳機器將紅軍戰士描寫為由“文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揭開神秘的面紗，那麼真正的紅軍戰士又是什麼樣的呢？他們平均年齡只有十九歲，是一支年輕的軍隊；他們百分之九十六來自農民和工人這一群體，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具有極強的革命精神；百分之六七十的士兵通過學習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這是一支學習型的軍隊；他們沒有正規的薪餉，維持紅軍隊伍的運轉，只需極少的經費，他們靠分配所得的土地耕種獲取收益，是一支純粹的革命隊伍;他們不抽菸、不喝酒、不抽鴉片、不姦淫婦女，是一支紀律性極強的軍隊；他們的武器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從敵人那裡奪來的，武器裝備水平並不亞於南京政府......
記者斯諾曾感嘆到：“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高度的政治覺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是一支政治上鐵打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完全有別於中國舊式的軍閥隊伍，他們具有極強的戰鬥性，絕不是“銀洋蠟槍頭”，他們有能力抵擋得住敵人的進攻，有能力推動中國紅色革命走向成功。他們戰鬥的那麼長久、那麼頑強、那麼勇敢，就連蔣介石的部下也不不得承認，從整體上來說，他們是那麼的無敵。
（三）紅星照耀下的蘇區百姓生活狀態
在紅軍進入西北之前，飢餓、貧窮、天災、疾病在西北肆虐，成千上萬的人餓死或病死，賣妻鬻女現象大量存在，政府不僅不進行救濟，反而繼續徵收苛捐雜稅，西北地區民不聊生。當“紅星”出現在西北時，作為希望和自由的象徵，西北的“紅色”革命以燎原之勢迅速開展起來。在紅軍所控制的地方，紅軍採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等措施，使得農民在經濟上擁有了土地，在政治上有了選舉權，在文化上有了受教育權......西北地區面貌煥然一新：貪官汙吏沒有了，乞丐和失業被“消滅”了，奴婢和賣淫絕跡了......當記者問及農民對蘇區政府的態度時，農民總是有力而肯定地表示擁護，而且多半回答時所用的是“我們的政府”。有一個例子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區首腦毛澤東在村莊裡行走時，只需帶一個警衛，絲豪不用擔心他的安全，儘管他的首級值二十五萬元銀洋。民眾對於蘇區政府的支持，可從此窺一斑以見全豹。
（四） 蘇區政府的運行制度
蘇區政府為何能在國民黨十年圍困中不斷地發展壯大？這一切緣於蘇區政府制度的內在生命力。在西北這一積貧積弱的地方，共產黨將土地分配給農民，消滅了地主制度存在的基礎，維護了農民的生存權，對於一個能讓自己吃飽飯的政府，農民必然會拼了命地去保護這個政府的存在；在中國漫長而又黑暗的封建制度中，農民是從來沒有選舉權的，而在蘇區政府所管轄的地方，政府採取了大範圍的代議制度，使得農民可以參政議政，成為這個政府真正意義上的主人；蘇區政府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政權，在黨外設有共青團，在共青團之下又有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成年的農民可以參加貧民會、抗日協會、農衛隊、游擊隊，甚至哥老會這個秘密會社也可以加入到蘇維埃生活中，婦女也被允許參與這個政權的一切活動，成年、青年、少年、兒童都被髮動起來了，人人皆在保衛這個政權，使得這個政權牢不可破；在經濟上，政府並沒有實行一刀切的做法，只允許“公”的存在，絕對禁止“私”的存在，而是“公”、“私”並行，激發社會的活力；在金融上，蘇區政府發行自己的紙幣，開辦了自己的銀行，確保蘇區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在稅收上，對農民從不徵稅，對地主和高利貸者課以重稅，大部分民眾的稅賦負擔很小；在戰爭策略上，根據自身的實力，採取了運動戰和游擊戰等行之有效的策略......
蘇區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革除了當地以前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存在的弊端，滿足了在人數上處於優勢地位農民的利益，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這就是“紅旗”能夠在中國大地上飽經風雨而屹然不倒的原因所在。
結語
“新聞的生命在於客觀真實”。斯諾涉險深入蘇區，採訪所得的一系列客觀真實報道，為我們展示出了一個不同於國軍政府所描寫的“妖魔化”蘇區。此書的流傳，突破了國軍政府對於蘇區政府的“輿論包圍”，在民眾的心中埋下了未來紅色革命的種子，其威力不亞於一顆原子彈。法國劇作家博馬舍說過“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筆者認為“若讚美無自由，則批評也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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