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你怎麼看“存天理，滅人慾”這句話。我的看法如下。
首先，“天理”、“人慾”其實都是人的意欲、意願，都是慾望，但是，“天理”是合理的，而“人慾”是不合理的。“存天理，滅人慾”，不是要消滅慾望，而是要讓慾望合理化。滅掉不合理的慾望，保留合理的慾望。
滿足慾望就是自由，“天理”、“人慾”都屬於慾望，都屬於自由的範疇。其區別在於，“天理”是真自由，而“人慾”是假自由，有害於真自由。“存天理，滅人慾”就是消滅假自由，捍衛真自由。
這裡的關鍵在於，要弄清楚，為什麼“天理”其實也是慾望，以及為什麼“人慾”是反“天理”的，是不合理的慾望。
如果對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缺乏足夠的瞭解，現代人就會望文生義，將“天理”理解成一個外在的約束和規定，這樣“天理”就成了人的外在制約，成為慾望的限制者，成為自由的限制者。
事實上在儒家傳統中，是不存在一個象法律一樣的外在天理的。“天理”並非存在於人心之外，而是存在於人心之內。這就是“宋明理學”所說的“心即理”、“性即理”。將“理”直接等同於“心”、“性”。王陽明則進一步強調：“心外無理”。
“天理”存在於人心之內是什麼意思？孟子在這方面分析的最為經典。他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得之”的“之”就是指的“理”、“天理”。也就是說，“理”是人心思考的結果。
同時，孟子還提出了一個“心之四端”的說法，即“心”有四個端口，從這四個端口，分別長出、發出“仁、義、禮、智”。也就是說，“仁、義、禮、智”都是從人心中發端出來的，長出來的。“仁、義、禮、智”其實就是“理”的外在表現，就是“理”。
同時，為了進一步說明“理”是發端於人心的，而非存在於人心之外，又提出了“義內”的說法。“義”就是“理”，“義內”，就是“理內”，即“理”存在於人心之內，由人心之內所發出。
這意味著，中國的儒家傳統是把“天理”、“理”看成是人心的基本屬性，也是人心的基本內在的基本需求。我把這種需求定義為“義理需求”，或“心性需求”。
需求的滿足即為快樂，“義理需求”、“心性需求”是人心本身的、內在的需求，滿足這種需求是最大的快樂。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義理之樂”。“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芻豢”就是雞肉、豬肉。“理”可以讓我的心快樂，就如雞肉豬肉可以讓我的嘴巴快樂。
《論語》開篇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這個“樂”就是“義理之樂”。“學習”就是對“義理”的學習，對“心”本身屬性的學習。通過學習，認識自己的“心”，認識自己的“心”的基本屬性，就是“理”。然後，按照遵循自己的“心”的基本屬性去做事，這樣就滿足了自己的“義理需求”、“心性需求”，因此是“樂”的。
那麼如何才能正確地學習到“天理”呢？《大學》給出了方法。宋朝儒家將《大學》定為“四書”之首，同時，將《四書》提到《五經》之前，而成為《四書五經》。這意味著《大學》實際為《四書五經》之首，在經典中地位極為顯赫。原因就在於《大學》給出了學習“義理”的方法。《大學》之“學”，就是“學而時習之”的“學”，“學”的依然是“義理”、“天理”。
《大學》的核心在“八條目”，“八條目”的核心在前四條：“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就是學習義理的方法。
“格物”就是與外物接觸、發生聯繫，也就是做事。一旦人與外物接觸，關於外物的“意”（意識、意念）一旦形成，內心就會自動產生好惡、是非的判斷，從而發現自己喜歡的、認為是正確的“意”，這就是“致知”。
“誠意”就是對“意”進行判斷和選擇的標準，也是判斷和選擇過程，就是讓“意”合乎自己的真實本心。“正心”是從思考的主體上來說，“誠意”是從思考的具體過程來說，“誠意”其實就是“正心”。只是，“誠意”是針對具體的“意”而言，而“正心”則是對“意”的發出主體。“意”是心之所發，“心”是“意”的發出主體，思考的主體。同時，也意味著“心”的歸正需要通過一次次的“誠意”才能修煉出來。
因此，“格致誠正”的關鍵在“誠意”。經過“誠”之後的“意”，就是發自自己的真實本心，也代表著“心”的基本屬性，就是“理”、“天理”。
因此，《中庸》說：“誠者天之道”，將“誠”直接等同於“天道”、“道”。還說“率性之謂道”。“率性”就是遵循自己的真實本性，就是“誠”。
那麼怎麼才能做到“誠”？《大學》也給出了具體的方法：“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音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裡有兩個關鍵詞“自慊”和“慎獨”，實際上是從兩個維度來說明的如何去“誠”。
“自慊”就是自我滿足。什麼才是真正的自我，就是自己最真實的、最自然、最天然的本心的感受。如同“惡惡臭”，“好好色”的近乎本能的判斷和感受。“惡惡臭”就是對惡臭的東西，自己內心會自然自發地發出厭惡之情。“好好色”就是對好看漂亮的東西，內心會自然自發地發出喜悅之情。自己內心深處的最自然、天然、本然的意願，就是“自慊”之意，也是“誠意”，也是“天理”。
“慎獨”則強調個人的絕對獨立性，切斷與外界、別人的一切聯繫，讓自己的判斷不受任何別人的影響，不受任何社會的影響。這樣就能保障自己的判斷和感受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是真正的“誠意”，也是真正的“天理”。
“自謙”和“慎獨”實際上是在強調個人“心性”的絕對獨立和自由性，就是在維護和實現這種絕對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而且，在個人處於絕對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狀態之時，所發出的“意”（意願、意欲），就是“天理”，就和合理的慾望。
按照現代人的思維，如果讓所有的人都保持絕對的獨立和自由，那將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會放縱自己慾望，會出現嚴重的打砸搶，社會將會陷入可怕的混亂和黑暗。
但是，中國傳統的儒家卻恰恰相反，而認為，當人處於絕對“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狀態時，社會將出現自動出現最理想的秩序，即處於“有道”的狀態，天下有道。
“義理”實際上是從社會秩序的範疇而言，即“禮”。 《仲尼燕居》篇說：“禮也者，理也。”，直接將“理”和“禮”等同。實際上“理”更偏重內在的理論，而“禮”則是社會表現、社會制度、社會秩序。即“理”是“禮”的內在基礎。
也就說，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將現代人看起來完全矛盾的兩個東西，完美地直接統一起來、聯繫起來。就是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現代人認為，必須通過政府和法律對人施加嚴格、嚴厲的約束，否則社會將處於無序之中。而儒家則認為，完全不需要政府和法律的外在約束，只要保障個人的真正的甚至絕對的獨立和自由，保障“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整個社會會自然出現良好的秩序、理想的秩序。
也就是說，“天理”、“義理”不僅是個人內在的“心性需求”，而是也是天下範圍內社會秩序需求，是社會秩序的保障。
因此，“天理”、“義理”不僅是個人層面的問題，心性問題，也是社會層面的問題，政治問題。《大學》“八條目”的後四條，就是在說社會秩序，在說政治。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修身”就是讓自己的行為表現地合“禮”，即符合社會秩序的需求。“修身”就能“齊家”，讓自己的家庭和睦，讓家庭實現一個良好秩序。如果能夠做到“齊家”，就能力做到“治國”，即在一個局部區域內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治國”其實就是讓所有的家庭都實現良好的家庭秩序，讓家與家之間實現良好的家際秩序。同理，在“治國”的基礎上，就能實現全天下的秩序，即“平天下”。
個人心性之所以能夠與天下秩序完美地統一，原因在於儒家對“心”的一個特殊的認知。認為所有人的人“心”，其基本結構、基本屬性是相同的。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心之同然”。這樣一個人的“誠意”，也會得到全天下人的一致同意。這樣“誠意”就和“公意”等同，“誠”與“公”等同。在個人的意義上以“誠”為本，在社會的意義上則以“公”為本，兩者的結果是等價的。
事實上，孟子對“理”的定義就是從“誠”和“公”兩個方面著手的。他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這個“思”其實就是“誠”，就是“思誠”，或者以“誠”的原則去思。“得之”就是得到“理”、“義理”。
同時，孟子還說：“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孟子又直接將“義理”定義為“心之所同然”，即天下所有人的共識、“公意”。清朝大儒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為“同然”做了一個說明：“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戴震為“同然”的範圍，也是“公”的範圍下了兩個定語：“天下”、“萬世”。“天下”是同一時間所有的人，“萬世”是所有的歷史所有的時間。
從社會和政治的層面而言，“理”、“義理”就是“道義”。中國的政治就是以“道義”為基石的“道義政治”。“道義”也是“意”，當然是“誠意”，也是“公意”。因此“道義政治”也是“公意政治”。但是，“道義”、“公意”與現代政治中的“民意”有相同之處，又有本質區別。
“民意”是一國一時之“民意”，而“道義”、“公意”則是天下萬世之“民意”。相同之處，都是“民意”，不同之處，民意的範圍不同。“道義”“公意”的範圍是“天下萬世”，而現代的“民意”的範圍則是“一國一時”。
在儒家看來，“一國”就整個天下而言，只是一個小集團，是“私黨”，是“私”而非“公”。“一時”相對於“萬世”僅僅是臨時之意，“一時”之意是“變”，“萬世”之意才是“常”。政治應該立足於“公”，而非“私”，應立足於“常”，而非“變”。
同時，從技術手段上來說，“一國一時”之民意可以通過選舉、投票程序實現，而“萬世天下”之公意、道義則不可以通過投票選舉來實現，因為歷史上已經故去的人無法參與投票，而選舉投票則又是無法反應古人之意、歷史之意。
“人慾”其實就是“私意”，既非道義、公意，也非誠意。這樣，“人慾”作為一種慾望，既是不符合人心基本屬性的，違背真實本心的，也是不符合社會秩序原則的，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
那麼“人慾”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攀比。朱熹曾經將人慾直接等同於攀比之心，“滅人慾”就是消滅攀比之心。這是也是“慎獨”的基本內涵。
“天理”、“人慾”的概念其實並非朱熹所提出，而是出自《禮記 樂記》。此文中包含“天理”、“人慾”的那整段話都非常重要，對當下之中國猶有契合。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感於物而動”中的“物”主要是攀比，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國與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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