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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傅達仁的告別
2月24日，臺灣著名主持人傅達仁前往瑞士完成安樂死的視頻曝光，其是第一例安樂死的中國臺灣人。
傅達仁是臺灣著名體育主播，不幸罹患胰腺癌，2018年6月，他決定赴瑞士執行安樂死。
2018年6月7日，傅達仁在兒子的懷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走的時候，家人圍坐著陪在他身邊，沒有哭天喊地的哀嚎，也沒有沉默不語的眼淚，而是一片祥和與寧靜。
兒子用他寬厚的臂膀給予父親支持與安慰，妻子輕輕的撫摸著他的後背，一下一下，就像往常一樣，傅達仁認真的詢問護士：“我試試看，對嗎？”
傅達仁是笑著和這個世界做最後的告別的，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再見”。
再見了，我的妻子
再見了，我的兒子
再見了，所有我愛的人
隨後，兒子抱著父親，小聲的安慰著：“爸爸，不痛，我們愛你”。
一如兒時，父親對兒子的關愛：“兒子，不痛，爸爸在呢”。
最終，傅達仁倒在了兒子的懷中，腦袋抵靠著兒子的肩膀，雙手握著兒子的胳膊久久不能放開，就好像多年前他懷抱著還在襁褓中的兒子一樣，久久不能放開。
在瑞典這個異國他鄉，傅達仁遵從自己的內心，有尊嚴地和這個世界永遠的告別了。
NO.2追溯安樂死
安樂死的概念最早來源於希臘文，包含有兩層含義：
（1）無痛苦地安然離世；
（2）讓患者無痛苦離去的醫術。
安樂死可以分為四類：
（1）純粹安樂死：如使用藥物減少臨終癌症患者的痛苦。
（2）間接安樂死：為減緩死亡痛苦採取措施，其副作用造成了生命的縮短的情況。
（3）消極安樂死：為了不延長患者痛苦，不積極採取治療手段，讓生命自然的縮短，這也是現下大部分患者尋求有尊嚴的死亡常用的做法。
（4）積極安樂死：通過醫療手段提前了自然死亡的時間，這也被認為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的表現形式。
1993年，安樂死在荷蘭合法化，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的國家，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轟動。
1995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也通過了類似法案
2002年，比利時議會通過安樂死法，成為世界上第二個以法律形式准許實行安樂死的國家。
目前，立法允許安樂死的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華盛頓和蒙大拿。
允許“被動”安樂死的國家有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
而瑞士，是目前全球唯一允許協助外籍人士安樂死的國家。
NO.3靈魂拷問：安樂死能否合法化
死亡是人類必須要面臨的問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如何有尊嚴的死、有意義的離開這個世界成為很多人的生命願望。
支持安樂死合法的觀點認為
（1）安樂死尊重了患者的意願，維護了患者的尊嚴
“自然權利的首要基礎就是：每個人都盡其可能的保護他的生命”——霍布斯
人類最高的權利是生命權，安樂死充分尊重了患者的這項權利，在生命的特殊時期，自願選擇死亡本就應得到尊重。
“美國學者羅絲認為：“死亡是一個人什麼的頂點，也是其一生最輝煌的時刻。”
著名的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生存僅僅是最低層次的需要，當生存不能被滿足時，就更應該滿足高層次的需要。
2016年，傅達仁被診斷出患有胰腺癌，醫生評估如果採取手術，約有50%的存活率，在不斷嘗試用止痛劑減輕痛苦卻依然無法緩解時，傅達仁非常絕望的提出了安樂死的想法。
父親常常念著說，他要去安樂死，老是跟我們說要去瑞士、要去瑞士，我們當然很不願意，所以我們就想那來轉移他的注意力，看可不可以讓他減輕痛苦，我們建議他寫回憶錄，結果他半年就寫完了，書也順利出版。
然後他又開始吵著去瑞士，我們又告訴他，不然你畫畫啊，可以開畫展，於是他花三個月學油畫，畫了40、50幅作品，開始開畫展，大概安靜了半年，接著又開始說要去瑞士。
雖然這一年來，父親做了很多事，但他大病小病不斷，進出醫院無數次，常常沒有力氣，要吸著氧氣機，這中間的折磨，只有我們家人才知道，後來他畫展開到一半，他說他不行了，所以去年11月，我們舉家去瑞士安樂死機構，也在那時候成為會員。
其實那一次，父親就想要直接在當地安樂死了，怎麼勸都不肯回來，但對我們家屬而言，其實是非常不捨的，我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私心的希望父親可以再多陪我們一點時間，後來我在當地發燒了，生病也很嚴重，父親才妥協說，好我們回臺灣。
在那之後，不管我們怎麼鼓勵他，父親都沒有改變決定，那時快要過年，父親說年後就要安樂死，我還跟他說我要結婚啊，等我辦完婚禮啊，可是父親一刻也不想等，在這半年期間，父親病情更加惡化，瘦到只剩下49公斤，今年6月，我們再度陪同他到瑞士，這一次他真的要走了。
（2）減輕患者和家屬的心理負擔
癌症晚期患者身體常常有劇烈的疼痛，常人無法想象。當疼痛達到極端時，患者和家屬都會因為疼痛和恐懼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
我一路看著父親越來越衰弱，走路漸漸需要人攙扶、需要使用柺杖、不斷腹瀉，也吃不下東西，生活品質漸漸下降，有一次他半夜醒來，摔到床底下，自己都沒辦法爬起來，我看著父親這樣，心裡非常痛苦——我什麼都幫不了他。
適時選擇安樂死，不僅是讓患者免於病痛的折磨，也減輕家屬在患者生命終結過程中的心理負擔。
曾經我們不諒解他、曾經我們覺得他自私，曾經我們希望他可以陪在我們身邊，但是父親身上的痛苦，真的不是我們可以體會的，我們對父親的愛，就是尊重他的意願，我們陪在他的身邊，他離開的那一刻，我們全家都在，父親知道我們是愛他的，我想那就夠了。他真的走的這一刻，我們真正釋懷，覺得這是對父親最好的方式。
事實上，傅達仁自2016年就在臺灣大力推動安樂死合法化。
他曾經多次公開感慨到：若能在家鄉安樂死，誰想要客死他鄉呢？
他的努力也並非沒有成效，臺灣衛福部次長薛瑞元公開表示2019年的主要目標就是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但安樂死還需要更多的討論。
反對支持安樂死合法的觀點認為
（1）安樂死可能成為合法殺人的手段
如果患者的真實意願和自主權不能得到尊重，安樂死可能成為“合法殺人”的工具。
1986年6月，王明成59歲的母親夏素文因肝硬變腹水昏迷，經醫院多方搶救仍不見好轉，院方表示已無回天之力。
1986年6月27日，夏素文病情加重，表現痛苦煩躁，喊叫想死，28日晨昏迷不醒。
因此，王明成“幫助”身患絕症的母親實施“安樂死”，並因此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被提起公訴，同時被起訴的還有主治醫師蒲連升，後被法院宣佈無罪釋放。
這是我國第一起安樂死事件。
2001年，蒲連升接受央視採訪時，用往事不堪回首來概括這件事：
“檢察機關起訴我是故意殺人罪，我清楚的記得我在看守所呆了492天，我認為我是冤枉的，作為一個醫生，在我醫生的範圍之內，盡我醫生的職責，減輕患者的痛苦，何罪之有？
這起事件也引發了大家對安樂死的擔憂和討論，試想一下，如果國家賦予醫務人員“合法性殺人”的權利，那麼只需要證明他們的行為是按照法律批准的程序進行就可以了。如果安樂死合法，會不會有人以此為由拒絕贍養老人？
這也是為什麼在第一起安樂死事件後，陸續也有相關事件，大都以故意殺人罪進行判處，但是在量刑上會有考量的原因。
（2）安樂死對醫務人員職業道德的衝擊
“希波克拉底誓言：“我絕對不會對要求我的任何人給予死亡的藥物，也不會給任何人指出同樣死亡的陰謀途徑”。
但，如果醫務人員擁有了實施安樂死的權利，“我應當迅速的物痛苦的結束患者的生命，而不得因各種不道德的理由而故意拖延患者的痛苦”就會成為醫務人員的另一項職業要求。
同時，“醫務人員”和“殺手”的界定就會模糊不清，在現在緊張的醫患關係下，患者可能會生出：“醫生是不是覺得我已經無藥可救，不願意浪她的時間，想要用安樂死來結束我的生命”的想法。
甚至，有可能會催生出一條利益鏈，負責審核和實施安樂死的醫務人員擁有大量“何人何時何種原因去世”的消息，對於尋找器官移植供體的人員來說就是巨大的財富庫，在巨大的經濟利益衝擊下，醫務人員有可能從“天使”變成“殺手”。
人終有一死，對於患者而言，什麼才叫走得有尊嚴？對於家屬而言，怎麼樣才能學習放手？跟生命說再見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卻都是人人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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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久. 從敬畏到接納:安樂死合法性問題的法理基礎探討[J]. 醫學與法學, 2016, 8(1):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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