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釋商周金文中的寢》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一、 金文中所見寢考
“寢”字在金文中首見於殷墟西北崗出土的《銅盂》銘文中，如下：“寢小室”。其他銅器銘文，如，殷代《姒爵》銘文中的“姒才寢”和《父乙鼎》銘文中的“庚午王命寢廟”等。在西周銅器銘文中，如，《麥方尊》銘文中的“王以侯內與寢”。
鄭玄為《周禮·夏官·隸僕》一節所作的注：
《詩》雲：“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
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這在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中都有實證存在。到了西周初期，有關周天子的寢的種類問題就有了六寢說和三寢說產生。前者見於《周禮·宮人》，後者見於《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現分別說明如下：
①六寢說
首先為六寢說。見《周禮·宮人》中的記載：
掌王之六寢之修。
鄭玄在《周禮注》中一書中註解為：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孔穎達在為《禮記·曲禮》所作的《疏》中，對“小寢，五“進行了解說：
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
六寢，依照《周禮·宮人》所記錄，一共需要一百零六名宮人來負責日常運營。即：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孫怡讓在《周禮正義》一書中註解說：
鄭意路寢者，一寢而五室十二堂。小寢五者，五寢二堂二房一室也。小寢雖不如明堂制，然五寢方位與明堂五室同。
②三寢說
其次為三寢說。見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一書中的註解：
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上述小寢之說，依何休見解，是夫人所居。但是，鄭玄在《周禮注》一書中則認為：
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
在《糾彝》銘文中有“守宮才小圃”一語，依翁祖庚之說可以得知即是指小廟。鄭玄又以為“小廟，高祖以下”。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則以為即是指“親廟四”。
前引古籍中都有所謂“路寢”一詞，在銅器銘文中，目前只有一例出現“路寢”二字。見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一書卷三·一中引徐籀莊對《史懋壺》銘文的解釋：
徐籀莊說：“旁亭”，旁邑之亭。“溼宮寢”，謂澤之宮寢。“澤”、“溼”聲近義同。寴，秦篆以為“親”字。此當釋作“寢路正”也。
路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對“路寢”的得名問題解釋說：
路寢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
又說：
大夫、士謂之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
可見，“路寢”即“大寢”，則“大廟”和“大室”皆人君所居，也可以名為“路廟”和“路室”了。
鄭玄在《周禮注》一書中對路寢和小寢的功能解釋說：
《玉藻》曰：“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
寢的作用除了燕息之外，還有一點作用就是燕射。所謂燕射就是在燕息時的習射活動。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說：“燕射三耦，在寢”。當時，可能還沒有出現“射宮”和“宣射”的概念吧。可見，在“射宮”沒有正式出現之前，“射”的活動場所是在寢進行的。
③寢廟的位置
關於寢廟的位置問題，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曾說：“燕朝在路寢庭”。一般來說，路寢的位置正對著大廟。賈公彥的解釋是：“路寢對大廟，生人之尊也”。證據還可以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中的下述記錄：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連除，乃毀子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之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此段記錄極其有研究價值！
其一是證明了《周禮·宮人》中的“徒八十”記載的真實性。這裡出現了“除徒”一詞，顯然就是作為宮人之一的“徒”。
其二是證明了寢和廟的位置是南北對向的。即構成所謂的“前廟後寢”格局。楊鴻勳先生就發現：
二里頭夏代宮殿F1的“朝”“寢”是在一棟建築之中的，偃師商城的“朝”“寢”已經形成分別的單獨建築，即成為前朝後寢的一個建築群。（P45）
寢和祖廟之間還有一點關係，即：鄭玄在為《周禮·庖人》所作的《注》中將“喪紀”一詞為“喪事之祭，謂虞袝也”。賈公彥為此作的解說是：
天子九虞，後作足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袝於祖廟。
二、金文中所見周王室諸寢
①周康寢
“周康寢”一詞，首見於《師遽方尊》銘文中，如下：“佳正月既生霸丁酉王才周康寢饗醴”。同出的還有一件銅器。銘為《師遽尊》，銘文內容一樣。在此之外，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中第一卷第十二葉上收錄有殘缺的《庚午父乙鼎》，其銘文為：“庚午王命□□辰相北田四品之一夕乍冊友史錫賴貝用乍父乙尊鼎”。此件銅器在宋代還能辨認出銘文，收錄在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第一卷中。薛尚功為此註解說：“蓋寢廟宗廟也”。但是，到了清代居然就成了殘缺不全的了。
阮元為此考證說：
磨滅者二字，據錢塘陳秋堂所藏榻本摹入。案：《博古圖》及薛氏《款識》並有此銘。磨滅之二字，彼釋為“寢廟”。辰當是作器者名。王發命於寢廟，辰為右相也。
此器阮元編在商鼎類。則可以證明商代已經具有寢廟的存在。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對此引如下：
王去乍寢。《珠》107 武丁卜辭
乍王寢於□。《前》4，15，5
今二月宅東寢。《燕》595
三寢宅新寢。《前》1，39，5
新寢。《下》3，12
今日王其水寢。《佚》921 祖庚卜辭
來丁亥□寢。《前》6，16，1
其令多尹乍王寢。《續》6，17，1
於西寢。於東寢。《京津》4345
為此。陳夢家先生認為：
有王寢、新寢、東寢、西寢、大寢等的分別。西北崗出土銅盂有“寢小室”的銘文，則小室當是附屬於寢的。（P479）
王慎行先生在《古文字與殷周文明》一書中也考證說：
寢室既有東西之稱，則所住的是東西房。小屯殷墟西北崗出土的晚商銅盂，有銘曰：“寢小室”，可見“小室”當是附屬於寢的。寢之中又有小室，其必為寢室的小套間無疑。在已發現的商代早期遺址中，河北藁城臺西村就有雙間或三間的長方形房屋的基址殘存。鄭州商城發現的中小型房基，其室內就是用版築界牆相隔，將房子分為正方形的東西兩室，這正與卜辭所記載的“東寢”、“西寢”之內容及甲骨文“宮”“宣”字所示的形狀相吻合。（P155）
但是，在上述引文也可以看出：商代的寢廟具有商王日常居住的功能。那麼，小室和大室顯然是作為對仗出現的。本著廟尊而寢卑的原則，即在廟中稱為大室的房間，在寢中就稱為小室。
金文中出現“寢”的記錄並不多見。
楊寬先生在《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一書中認為：
古典國君居住的宮殿的“寢”，確是可以並列建築許多間，因為國君，夫人及其它家族確是分別各自有居住的“寢”的，國君居於路寢或正寢，夫人則居於小寢。（P27）
具體說到“廟”與“寢”的位置，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中的記載：
子大叔之廟早道南，其寢在道北。
即寢在廟的後面。又見劉體智《善齋吉金錄·禮器·丁》一書中對“享”字的古體作二廟相對之形所作的解說：
今案：親有異宮，則兩宮之間有巷焉。在寢東，則廟寢之間有巷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皆依次而東，則兩廟之間有巷焉。寢廟之間有巷焉。巷之闈門在寢，當東堂下之壁。在廟，當近西堂下之壁。據此則兩廟之間有巷，巷有闈門與此確合，不雲廟寢形者，廟尊而寢卑，不應並列也。
儘管廟尊而寢卑的觀念存在，但是，在實際應用上二者的功能常常是密不可分的。所謂“寢廟繹繹”還是將二者並列。因此，金鶚在《求古錄禮說》一書卷八中曾說：
古者廟與寢同制，廟後又有寢，故廟亦寢廟。寢廟亦廟也。宮本與廟別，而《喪服傳》有“築宮廟”之文，是“廟”亦曰“宮廟”。寢廟就是宮廟也。
從《師遽方尊》銘文中說的“王才周康寢饗醴……王乎宰利易師遽”來看，可見周代的寢並非只是祭祀之地，還兼有賞賜功能在內。
在此寢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師遽方尊》。在此銘文中的“王”，各家皆以為是恭王，獨唐蘭先生以為是穆王。
師遽。《師遽方尊》。
宰利。《師遽方尊》。
文且也公。《師遽方尊》。也公，容庚先生釋為它公。“也”“它”形近，或可通。如“大池”釋作“大沱”。
②指代不詳的寢
除此之外，在《麥方尊》銘文中也出現了“寢”，即：“王以侯入於寢”。陳直先生在《讀金日札》一書中以為是“周王召侯入於寢也”。（P163） 在《羉卣》銘文中也出現了“王賜小臣羉賜才寢”的記錄。以上的寢，可能都是周王室的寢宮，不太可能是大臣的寢或私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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