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轉軌經濟體，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走出了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發展成就有目共睹。目前，我國GDP總量超過90萬億元，人均GDP超過9000美元，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我國也成功避開了數次金融危機，沒有爆發過大的系統性風險。應該說，我國的轉軌轉型和改革發展總體上非常成功。
但時至今日，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在前行中也不免遇到了種種問題。“中等收入陷阱”近在眼前，需要我們“奮力一躍”；在崛起中，勢必與既有發達經濟體產生一些摩擦；伴隨高速發展，環境、房價等問題暴露出來，不夠均衡不夠充分的發展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之間存在矛盾……中國經濟要想真正轉軌成功，邁進高質量與高收入階段，需要直面這些現實問題，攻堅克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離不開經濟學理論提供的精神養分，尤其是能更準確解釋中國實際的經濟學理論。
不少發達經濟體的騰飛都得益於在不同階段採用了合乎實際的經濟學理論。比方說，助推美國經濟復興的“羅斯福新政”，其不少內涵與後來的凱恩斯主義暗合；“里根經濟學”與“撒切爾主義”實際上信奉的是新自由主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直接促進了當時英美經濟的繁榮；新加坡的騰飛，與其推行“國家資本主義”是分不開的。
上述例子表明，各國有其不同的歷史與現實，因而需要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支撐。但中國的情況似乎更復雜，因為目前主流的經濟學理論都源於西方，沒有哪個單一理論能完全準確地解釋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增長，併為接下來更艱難的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提供精準的方向性指引。對此，我國不少經濟學家都進行過反思。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作為當下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證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市場交易能夠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使社會福利最大化，但這一結論依賴於很多假設，而這些假設在中國的現實中幾乎無一成立。因此，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市場會失靈，只有通過政府幹預，才能恢復市場的有效性，但矛盾的是，主張政府幹預經濟也是建立在給定的假設與理由中的，而這些理由與假設也有許多無法成立。據此，張維迎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是目前為止對市場經濟理解最透徹、最正確的經濟學說。經濟學家夏斌持有與張維迎較為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建立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應當博採眾長，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許多優點，應當是重要的學習對象。
有趣的是，張維迎的“老對手”林毅夫也認為主流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但他給出的方案與張維迎不同。他認為，主流經濟學理論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造世界上蒼白無力，因為主流經濟學理論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外生的給定的最優結構，忽視了發展中國家扭曲的內生性，直接把轉型的目標作為轉型的手段，這使主流經濟學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碰了壁。因而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認為這一理論更能解釋中國。
學界的百家爭鳴與學術交鋒，更說明主流經濟學理論確實在中國的運用方面出了問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要想成功，必須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改革，而且這三化的改革必須同時到位才會有效果。但我國的轉軌並未遵循這一範式，而是採取了雙軌制漸進式改革，同樣取得了較大成功，這說明新古典主義未能很好解釋中國的改革轉型。新古典主義也在解釋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上存在缺陷，因此自我演進出了內生增長理論。內生增長理論涉及人力資源投入和知識儲量的自我積累，認為這是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的根源，因而提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人力資本的不斷提高，並且是全要素生產率越大越好。該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的增長原因，但它同樣不太適用於發展中國家。林毅夫認為，內生增長理論很難討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促進經濟的機制和條件有什麼不同，很容易讓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府決策者去追求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在物質資本有限的條件下，單方面追求人力資本的提高。
因此，我們亟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進行創新，因為經濟學理論需要先解釋好中國，才能更好地助推中國經濟。夏斌認為，中國學者要想在較寬意義上的普適性方面真正創造“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絕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要形成獨特的、系統的思想體系，需要學習馬克思、馬歇爾、熊彼特等學術大家，善於從前人積累的知識寶庫中汲取養分。
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確要秉承開放的心態，取各流派之所長，掙脫數學工具的束縛，並且不迷信權威與主流，不流於簡單的總結堆砌，而要緊密聯繫中國實際。比方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個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均衡；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和利用新信息，發現和獲得盈利的協調過程；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條件，而市場真正的破壞力量是政府對市場沒有約束的干預。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對於我們反思政府過度干預、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地位、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具有很強的指引意義。再比方說，熊彼特對於企業家的定義、對於“破壞性創新”的思索、對於企業家精神的推崇，都能夠為我們堅持以企業為市場創新的核心、弘揚企業家精神提供理論依據。同時，在要市場自由還是要政府幹預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實踐與經驗教訓相當之多，從制度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中可以汲取很多養分，沒有單獨哪一學派能給我們提供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
思想和理念決定了我們的前途命運。既然主流經濟思想和分析框架存在弊端，不適用於中國實情，我們就有必要對其進行反思、改造甚至重建，取各派精華，創建出更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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