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行
任我行原是個令人心折的人物，連令狐沖也覺得他“談吐豪邁，識見非凡，確是一位生平罕見的大英雄、大豪傑”，雖然先前見他對人手段未免過分毒辣，但傾談之下，便漸漸相信“英雄處事，有不能以常理測度者。”任我行的魅力，可以想見。
他並不只是一個武藝高強的邪教教主，而實在是個不平凡的人。在西湖底一困十二年而保存理智雄心，顯見耐力之強；一脫困便著手恢復教主地位，短短時間內取得優勢，顯見手段謀略高明，他對少林寺方證大師說出他“佩服的三個半人物”，頭一個便是奪他位、囚禁他於黑牢中的東方不敗，又以武功高而“心地慈祥，為人謙遜”
之故佩服方證大師，顯見他胸襟識見不凡。這人雖然叫做“任我行”，名副其實的自大狂妄，專橫驕做，卻不是隻一味自大。
任我行的城府之深，見於他故意把“葵花寶典”送給東方不敗，引他沉迷其中，他對人性反應瞭解之深、計算之準，也算驚人了。
但是以這樣不平凡的一個人，最終還是掉入最庸俗的陷餅：他自己鄙視東方不敗弄出來的一套肉麻歌功頌德的規矩，但一旦自東方不敗手中奪回大權，很快便改變心意，對下屬的諛詞十分欣賞，比東方不敗猶有過之。
他初次重上黑木崖，聽見上官雲跟他請安，說什麼“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山”，但到後來，他稱雄稱霸，率教眾到華山之巔，要五嶽派向他臣服，上山之時鼓聲號角聲吹吹打打，又有一大堆人齊聲呼喝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任教主駕到！”儼然是皇帝駕臨的聲勢排場，也就是跟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排場大同小異。
但是，兩個故事有一個分別，是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就是“權力使人腐化”的寓意，在《笑做江湖》十分清晰，在《鹿鼎記》則不見。
任我行打敗了東方不敗之後，在黑木崖上接受教眾札拜，任盈盈走了出去，跟令狐沖說，她覺得一個人的武功越練越高，名氣越來越大，“往往性子會變”，雖然他自己不知道。
失勢的任我行討厭人奉承，但奪回權力之後便變了，這就是權力的腐化作用。
令狐沖自是憎厭奉承製媚的言詞，他的看法，更加深入，就是這種行為，其實對雙方都是侮辱：“言者無恥，受者無禮，其實受者逼人行無恥之事，自己更加無恥。
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漢？”
不過，《笑做江湖》到底是宣揚俠義英雄理想的一部小說，大凡違背這種理想的行為，金庸都透過各個人物之口，加以批評，但現實世界當然不是這樣的，現實世界講的不是理想，而是成功之道，而小人物的成功之道，往往是靠大量的吹牛皮、拍馬屁，《鹿鼎記》寫的是現實社會的人生百態，因此就不大談理想了。
韋小寶就是最擅長拍康熙的馬屁，但是《鹿鼎記》絲毫沒有指責他倆“言者無恥，受者無禮”之意，那是什麼原因呢？
我看原因起碼有三個。一是任我行、洪安通所受的謅諛，是他們“逼人行無恥之事”，所以“自己更加無恥”；但韋小寶出於自願，並非康熙所逼。二是康熙與韋小寶君臣投緣，拍拍“鳥生魚湯”馬屁，有娛樂價值而無傷大雅。三是康熙是英明君主，任我行權力一大，性子就變，康熙權力怎麼大，到底是鳥生魚湯，聖斷當然不受影響，性子更絕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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