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这么牛:不做北大校长,宁回老家创业

他就这么牛:不做北大校长,宁回老家创业

就像历史的沿承,和交接,百年名校桐城中学恰好位于桐城文庙之后。

它的校门不像它的历史那样,巍峨大气,引人注目,但是每个进出的同学,一抬头便能看到那四个大字,便不由地会对这所学校生出由衷的敬意,以及努力读书的紧迫感。四个大字来自中学的创始人吴汝纶之手,也可以看作是他建校理念:勉成国器。

他就这么牛:不做北大校长,宁回老家创业

姚莹去世之时,吴汝纶方才13岁。但摆在他面前的中国,更是漏洞百出、风雨如晦。即使社会再不安,但桐城人对读书的情怀依旧坚定。吴汝纶也同样如此。他自幼便刻苦好学,得一鸡蛋不肯吃,至集市换成松脂,供夜读时照明。1865年,吴汝纶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重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同时他也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始终与其维持着一种非幕似幕、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尽管在曾门子弟中,功名成就最高者,莫过于李鸿章,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

尽管也先后派任深州、冀州知州,但吴汝纶却走出了和姚莹不太一样的路径。难改书生本色,不屑于效人俯仰,随波逐流,对官场颇不适应,加上有感于教育对社稷和百姓的重要性,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弃官从教,应李鸿章邀请主持保定莲池书院,以期教育救国。

这段时期,姚莹后裔、诗坛名家姚濬昌三子姚永概曾追随受教,后协助其办学。近距离接触,让他深刻感怀吴汝纶渊博的学识、擅评论及手不释卷的钻研精神。

但让人更为敬佩的是,这位同乡不仅精通国学,生前享有“古文宗匠”和“海内大师”的盛名,也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旧学已不能适应世界湖流,必须加以革新才能保证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所以既强调“经史兼通古今,力戒科举空疏之陋”,又强调研习西学,兼包并蓄。在莲池书院,他不仅改革学制、开办西学科目,而且聘请日、法教师,率先呼吁废除科举。

他曾距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一度很近。190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获令重开。管学大臣张百熙再三坚请,“竟穿着大礼服长跪不起,”为全国求师,要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加上心怀家乡父老,所以他并未实际到职,旋即便自请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他未诣京师,而是直接回到家乡,寓居省城安庆。

在日期间,他先后18次赴文部省,听取日本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并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等地连日冒暑参观各类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女学校、大学堂及各类专业学校近 40 所。这也是他教育生涯中最为光辉的一页,也让他加深了教育对强国的认识。

让他更受刺激的,是和日本人一起游马关——也就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之地,有人请他题诗,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旧闻随笔》,姚永朴)可见其时他深感国弱民孱而痛心疾首之情。同年十月因故归国后,他写成《东游丛录》,并言举国上下兴办教育,从中、小学开始升级至专科院校,破除举人、进士之虚荣,以求实用之广泛人才。

这也让他在家乡以60高龄重新“创业”,暂借安庆城内的安徽巡抚衙门后院(其抚署东演武厅曾于1899年创立安徽武备学堂),筹建桐城中学的前身——桐城中学堂,以试行新学。这既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也让安徽自此有了第一所近代学堂。1902年底,他一手操办起来的桐城学堂正式建成。是年冬天,他亲自撰写楹联和匾额,文曰:“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则是:“勉成国器”。

直到今天,包括吾球君,每个从桐中走出去的学子都感慨于这所学校的“超前意识”,在当年保守势力依旧强大,朝野上下对西方文明依旧畏之如虎之际,它却提出了“合东西国学问精粹”这样的办学理念,是何其振聋发聩。更重要的是,培育人才,以及“合东西国学问精粹”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勉成国器”——也就是说,来这里求读不是为了日后谋一份职业,混一碗饭,而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国图富强。某种意义上,尽管“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但是在吴汝纶这位桐城派的传人心目中,依旧有着深受孔孟教导的桐城文人那份为国为民的初心。

除了“勉成国器”之外,今天的桐城中学校园还有一块石刻柱,正面八个大字,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背面也同样八个大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他就这么牛:不做北大校长,宁回老家创业

前者源自南北朝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后者则源自南朝梁文学家丘迟《与陈伯之书》。手笔则出自清末书法家,曾随吴汝纶考察日本学制,并力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的方守敦。其本意应该是极力描绘中国的山川之美,让人爱惜中华,但放在这里,却是告诉莘莘学子为人处事的道理,以及先贤对桑榆学子的热切企盼:为学要“高峰入云”,不厌其高;做人要“清流见底”,纯洁无私。

很可惜的是,由于操劳过度,1903年,吴汝纶便因病去世,没能等到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入今址,但他所遗留下的宝贵财产,却不负所望,源源不断地为这个国家输送着人才。

一百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像前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前文化部部长黄镇、哲学家方东美、美学大师朱光潜、古文论家马茂元、著名作家方令孺、叶丁易、舒芜等知名校友,更培育出了像慈云桂、孙德和、陆大道等多位“院士”。最近一位便是1983年毕业于桐城中学的方复全,因在黎曼几何与微分拓扑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科研成果,于201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无疑,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不断的瞻望先贤、励志思齐的精神,让这里的每个学子勇当大任、志在争先。尽管辉煌多年的桐城派,因为其所依托的封建文统、道统的轰然倒塌,而变得岌岌可危,但桐城却没有因此而沉寂,依旧名随人扬。

此文为吾球商业地理《天下文都唯桐城》第四章,欲知桐城故事,请继续关注本头条号《天下文都唯桐城》第五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鲁迅先生当年因何故盛赞《天演论》?》。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等作品。)

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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