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長春歷史的人大都聽到過“益發合”這個老字號，而提到益發合，就必然會談到孫秀三。孫秀三，這個益發合曆史上著名的掌門人，為何對長春有如此大的影響呢？他是如何從學徒成為益發合總經理，進而成為長春商界領袖的呢？除了對長春商業發展的貢獻，孫秀三還做了哪些事情，使得他的社會影響力也很大呢？
從清末到民國，河北樂亭人幾乎壟斷了長春的商業。據說，如果三分商業，以“京東第一家”劉家為代表的呔幫要佔二分。呔商之中，益發合又是其中的代表商號。出生於清光緒年間的孫秀三也是河北樂亭人，他與益發合的淵源，還要從在德惠做學徒時邂逅當時的益發合經理韓杏林說起。
傳奇上位路
從學徒到掌舵益發合
孫秀三，名大有，有記載說他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是河北樂亭縣湯家河鎮孫家莊人。但根據長春檔案館所存的二道溝商會會員表所記載的年紀推算，孫秀三應該出生於清光緒六年（1880年）。孫秀三的經歷頗為傳奇，他13歲便離開家來到東北，最初在今天德惠一帶的代理店做學徒，被來此辦事的益發合經理韓杏林發現，韓杏林非常賞識他，便把他帶回益發合進行培養。有韓杏林這位伯樂，加上孫秀三本身的商業天賦和勤奮好學，他25歲就成為益發錢號的執事人。
其間，孫秀三對益發錢號進行了全方位改革，如在各地設辦事處，增加經營項目，從事東北流行的金票、盧布、大小洋等錢鈔的匯兌，甚至在黑龍江開設金爐。在他的經營下，益發錢號生意興隆，不斷盈利，最後竟成為益發合的支柱。益發合是農安泰發合和長春東發合兩家合作開設的分號，而益發合錢莊又是益發合的分號，這樣算下來，益發合錢莊已經是京東劉家的第四級組織了，其大量利潤要被上面幾層掌櫃層層分劈，這讓當時的掌門人劉毅侯及孫秀三等人很不開心。
20世紀初，鐵路的開通衝擊了馬車運輸業，而以大車店起家的益發合自然受到衝擊，當時的益發合掌門人韓杏林沒有及時適應這一趨勢，使益發合出現虧損，同時他“交官窮、交客富”的理念以及落後的經營方式，也制約了商號的發展。1917年秋，韓杏林想從錢莊提取一筆鉅款補貼大車店，以便繼續販運糧食，但這一要求被孫秀三等人拒絕，於是雙方矛盾激化。韓杏林和總管傅春禮向劉家提出辭職作為要挾，在這種有你沒我的情況下，總掌櫃都提出了辭職，孫秀三也被迫提出辭職。而此時的劉家，早就想從泰發合和東發合手中收回益發錢莊進行直營，而且也對孫秀三的才能極為重視。於是，劉家藉機同意韓杏林的辭職要求，任命孫秀三為益發合總經理。據說，劉家向韓杏林通知這一消息時，他正在吃飯，震驚之下，飯碗都掉到了地上。這一年孫秀三才37歲，就成為了龐大的益發合產業掌門人，這在長春轟動一時，稱為“孫秀三鬧革命”。
孫秀三入主益發合櫃事後，即以全新的經營思想管理和發展益發合，他積極擴大社會圈子，交結官府，尋求庇護和商機，同時加強商號管理，不再固守非昌黎、樂亭、灤縣人不用的觀念，而是唯才是舉，甚至還僱過日本人當店員。在內部紀律上也非常嚴格，如要求店員不許留分頭、不許納妾、不許抽大煙、不許開分號等，如果違反，立即開除。在經營手法上，孫秀三先後建立和擴大了益發合百貨店、東發合百貨店、東發合茶莊，並在各地又建立分店和分莊，這奠定了益發合在東北民營資本中的領軍地位。同時，他不斷擴大經營範圍，進軍實業，將目光放到原材料充足、市場需要量大的面料加工和豆油加工上。1921年，孫秀三在長春開辦了榨油廠；1924年，益發合建立了麵粉廠、織布廠，其生產的“龍馬”牌面粉在東北有著巨大的影響。
成為商界領袖
經得起考驗看得到商機
1907年，長春商務總會成立，從此，商會成為長春歷史上一股最重要的勢力，名正言順地登上歷史舞臺，參與到長春的社會活動和建設中。清末民初，長春社會上層的構成可分為軍警紳商學五大界別，因為當時的很多社會問題需要商人出錢來解決，所以商人佔有重要的地位。當時的商務總會總理（後來又稱“會長”）必須是商界認可，在地方極有威望的人物。1925年，孫秀三的益發合在長春影響巨大，而他也因“為人處事公正，不亢不卑”，被選為長春商會會長。
民國年間，長春已成為吉林省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商業繁榮，貿易興盛，日俄勢力盤踞，這對商會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孫秀三當選後，很快就向商家和社會各界證明了自己的能力。1926年8月，發生了張作霖因為奉票貶值而查抄天合盛商號事件，天合盛長春執事劉善慶與奉天執事人李墨軒、哈爾濱執事馮浚川等5人以違令倒把、擾亂金融被予以槍決。這讓長春的大小錢商都非常驚恐，遇到奉票交易，不知該如何應對。
孫秀三積極與奉天聯繫，在長春財神廟成立了金融維持會，尊奉天金融維持會為總會，制定制度，對各銀號的交易，特別是涉及到奉票的作了嚴格規定。比如，規定“城、埠、附屬地三處”“必我華商均不準有奉票搗把之事”；附屬地商家有“以奉票搗把之事”，如不服從管理，眾商將與其“斷絕交易”。隨後，“為維持金融”，孫秀三又在“財神廟南院樓上設立金融市場”，並於1927年1月開市，也對金融交易出臺制度來防止投機行為，各商買賣鈔洋各幣“不準空盤交易”。這一金融交易市場，也就是後來常見諸報端的長春“錢鈔交易所”，它應該是長春人自由創辦的第一個貨幣交易場所，開市之後，“營業甚盛”，雖然在後期仍存在“買空賣空”，但在當時，對促進長春金融業復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張作霖對銀號地處理使得益發錢莊也受到影響。本來益發錢莊存在著投機倒把的性質，天合盛事件讓孫秀三看到了危機，也看到了商機。1926年以前，長春的私人銀號中，天合盛的實力和影響都要超過益發合。天合盛事件之後，益發銀號由此變得“首屈一指”，孫秀三又藉機開設了益發銀行。從此，在巨大商業資本的支持下，益發合的糧食轉運貿易、麵粉和豆油加工等實體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益發合最終稱雄於長春，與孫秀三的果敢、貢獻密不可分。
作為商會會長，除了與商業有關的事情，孫秀三每天還要處理修橋、修路燈、清潔公司、建廁所等事關民生的事情，這些事情他也都處理得非常圓滿。媒體評論他“評事、處事，公正無私，素孚眾望雲”。1927年6月28日，長春商會舉行新一屆領導機構選舉，到會者320人，要從中選出49名董事，再從董事中選出會長。這一天，長春縣署、長春警察廳、審判廳、檢察廳及各方代表都到現場進行監督，由此可見其重要。據報紙記載，這次選舉中，有一位陶姓商人百般運作，甚至疏通了警察廳等高層，但孫秀三仍得到39票，再次以絕對優勢勝選連任。1929年，根據國民政府的要求，長春商會改組為委員制，共“推定委員十三名”，會長改稱為主席。在屆期改選時，孫秀三再次連任。1931年3月28日，長春總商會改為“長春市商會”，下設木業、糧業、雜貨商、染業、銀等9個同業公會，孫秀三再次被公舉為主席。
熱心公益事業
慷慨救助貧弱群體
如果要寫一部長春史，是一定要寫孫秀三的。這不僅僅因為他的商業成就，更因為他對長春社會發展的貢獻。清末的長春，地處中東、南滿鐵路交界，流民非常多，每到冬天，餓死凍死病死的貧民隨處可見。清末，為了救濟這些人，每到冬天長春府就會“籌設粥廠，以資拯濟”，這個粥廠就設在長春南關的關帝廟內。每年的農曆十月初一起，第二年三月初一止，每早施粥一次，這一舉措使大量貧民得以存活下來。當時南關粥廠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從牛馬稅內提留出10%，但到了清宣統二年（1910年）春，牛馬稅歸經徵局徵收了，長春知府沒有權力再提留此稅，放粥款項便沒有了著落，無奈，只能裁撤粥廠。結果，“貧民凍餓致死者日四五人”，可謂“慘傷心目”。這種情況下，長春商界出面，自己開辦粥廠。使南關粥廠成為長春存在時間最長的粥廠，它從清末開始，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都成為在長流民和乞丐的一個安身之所，孫秀三作為商人，極力參與其中，這個粥廠直到1931年仍在運行，後來，長春商人們在西關大佛寺再開一個粥廠。每到冬季，大家就開始籌措資金，以便按時開辦。20年代初，孫秀三再一次被選為長春慈善會副會長，具體工作，就是每到冬天，都要預備粥鍋、施粥和衣服還有募捐錢款，調查貧民的數目，為施捨衣食做好準備。有時官撥資金或募集的款項不足，他都要自掏腰包。
雖然長春商會會長的職位讓孫秀三社會地位更高，事務更忙，但在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上，他仍舊保持本色。如1927年4月，他與當時的吉長道尹孫其昌、警察廳長修長餘、縣長張曉筱、長春燈泡廠廠長金毓黼等官員和社會名流士紳，共同發起興修般若寺的活動。如1927年年初，因暴雨成災，河北、山東等地因發生饑荒，有約30萬難民湧入東北。這些人在4月初到達長春，然後再從這裡轉往哈爾濱。這些難民“拖男帶女，扶老攜幼，飢餓困苦，不堪言狀”。他們到長春後，多數根本沒錢再買北上的車票。於是，孫秀三與長春二道溝商會、直東同鄉會聯名稟請時任吉長道尹的孫其昌，請其與東省路、吉長路交涉、“要求多掛車輛，減免車價，並請賑款”，對那些步行露宿者，“設立粥廠或備房屋”。由於無錢購票的難民數量過於巨大，雖然哈爾濱商會包辦了一部分，但還是剩四百餘名，他們“蹲居數日，慘不忍賭”，於是，孫秀三又慷慨解囊，包下“火車五輛”即5節車廂，讓難民“盡行乘車北上”。他的舉動，連當時的報紙都評論說：“似此見義勇為，方今時代實所罕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秀三辭去了已擔任6年的商會會長職位，以養病為名前往大連躲避，益發合總部也隨之遷到此處，對於日偽強加給的“新京特別市自治委員會委員”等社會職務，他也是推諉虛置，並不參與其中。包括益發合在內的私人企業和銀行都進行了股份制改組，在此偽滿政權之下努力生存。其中益發合因經營策略的調整，每年仍有大筆利潤。1945年2月，孫秀三病逝於大連，終年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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