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长春历史的人大都听到过“益发合”这个老字号，而提到益发合，就必然会谈到孙秀三。孙秀三，这个益发合历史上著名的掌门人，为何对长春有如此大的影响呢？他是如何从学徒成为益发合总经理，进而成为长春商界领袖的呢？除了对长春商业发展的贡献，孙秀三还做了哪些事情，使得他的社会影响力也很大呢？
从清末到民国，河北乐亭人几乎垄断了长春的商业。据说，如果三分商业，以“京东第一家”刘家为代表的呔帮要占二分。呔商之中，益发合又是其中的代表商号。出生于清光绪年间的孙秀三也是河北乐亭人，他与益发合的渊源，还要从在德惠做学徒时邂逅当时的益发合经理韩杏林说起。
传奇上位路
从学徒到掌舵益发合
孙秀三，名大有，有记载说他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是河北乐亭县汤家河镇孙家庄人。但根据长春档案馆所存的二道沟商会会员表所记载的年纪推算，孙秀三应该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孙秀三的经历颇为传奇，他13岁便离开家来到东北，最初在今天德惠一带的代理店做学徒，被来此办事的益发合经理韩杏林发现，韩杏林非常赏识他，便把他带回益发合进行培养。有韩杏林这位伯乐，加上孙秀三本身的商业天赋和勤奋好学，他25岁就成为益发钱号的执事人。
其间，孙秀三对益发钱号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如在各地设办事处，增加经营项目，从事东北流行的金票、卢布、大小洋等钱钞的汇兑，甚至在黑龙江开设金炉。在他的经营下，益发钱号生意兴隆，不断盈利，最后竟成为益发合的支柱。益发合是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发合两家合作开设的分号，而益发合钱庄又是益发合的分号，这样算下来，益发合钱庄已经是京东刘家的第四级组织了，其大量利润要被上面几层掌柜层层分劈，这让当时的掌门人刘毅侯及孙秀三等人很不开心。
20世纪初，铁路的开通冲击了马车运输业，而以大车店起家的益发合自然受到冲击，当时的益发合掌门人韩杏林没有及时适应这一趋势，使益发合出现亏损，同时他“交官穷、交客富”的理念以及落后的经营方式，也制约了商号的发展。1917年秋，韩杏林想从钱庄提取一笔巨款补贴大车店，以便继续贩运粮食，但这一要求被孙秀三等人拒绝，于是双方矛盾激化。韩杏林和总管傅春礼向刘家提出辞职作为要挟，在这种有你没我的情况下，总掌柜都提出了辞职，孙秀三也被迫提出辞职。而此时的刘家，早就想从泰发合和东发合手中收回益发钱庄进行直营，而且也对孙秀三的才能极为重视。于是，刘家借机同意韩杏林的辞职要求，任命孙秀三为益发合总经理。据说，刘家向韩杏林通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吃饭，震惊之下，饭碗都掉到了地上。这一年孙秀三才37岁，就成为了庞大的益发合产业掌门人，这在长春轰动一时，称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秀三入主益发合柜事后，即以全新的经营思想管理和发展益发合，他积极扩大社会圈子，交结官府，寻求庇护和商机，同时加强商号管理，不再固守非昌黎、乐亭、滦县人不用的观念，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还雇过日本人当店员。在内部纪律上也非常严格，如要求店员不许留分头、不许纳妾、不许抽大烟、不许开分号等，如果违反，立即开除。在经营手法上，孙秀三先后建立和扩大了益发合百货店、东发合百货店、东发合茶庄，并在各地又建立分店和分庄，这奠定了益发合在东北民营资本中的领军地位。同时，他不断扩大经营范围，进军实业，将目光放到原材料充足、市场需要量大的面料加工和豆油加工上。1921年，孙秀三在长春开办了榨油厂；1924年，益发合建立了面粉厂、织布厂，其生产的“龙马”牌面粉在东北有着巨大的影响。
成为商界领袖
经得起考验看得到商机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从此，商会成为长春历史上一股最重要的势力，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到长春的社会活动和建设中。清末民初，长春社会上层的构成可分为军警绅商学五大界别，因为当时的很多社会问题需要商人出钱来解决，所以商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商务总会总理（后来又称“会长”）必须是商界认可，在地方极有威望的人物。1925年，孙秀三的益发合在长春影响巨大，而他也因“为人处事公正，不亢不卑”，被选为长春商会会长。
民国年间，长春已成为吉林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商业繁荣，贸易兴盛，日俄势力盘踞，这对商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孙秀三当选后，很快就向商家和社会各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1926年8月，发生了张作霖因为奉票贬值而查抄天合盛商号事件，天合盛长春执事刘善庆与奉天执事人李墨轩、哈尔滨执事冯浚川等5人以违令倒把、扰乱金融被予以枪决。这让长春的大小钱商都非常惊恐，遇到奉票交易，不知该如何应对。
孙秀三积极与奉天联系，在长春财神庙成立了金融维持会，尊奉天金融维持会为总会，制定制度，对各银号的交易，特别是涉及到奉票的作了严格规定。比如，规定“城、埠、附属地三处”“必我华商均不准有奉票捣把之事”；附属地商家有“以奉票捣把之事”，如不服从管理，众商将与其“断绝交易”。随后，“为维持金融”，孙秀三又在“财神庙南院楼上设立金融市场”，并于1927年1月开市，也对金融交易出台制度来防止投机行为，各商买卖钞洋各币“不准空盘交易”。这一金融交易市场，也就是后来常见诸报端的长春“钱钞交易所”，它应该是长春人自由创办的第一个货币交易场所，开市之后，“营业甚盛”，虽然在后期仍存在“买空卖空”，但在当时，对促进长春金融业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作霖对银号地处理使得益发钱庄也受到影响。本来益发钱庄存在着投机倒把的性质，天合盛事件让孙秀三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商机。1926年以前，长春的私人银号中，天合盛的实力和影响都要超过益发合。天合盛事件之后，益发银号由此变得“首屈一指”，孙秀三又借机开设了益发银行。从此，在巨大商业资本的支持下，益发合的粮食转运贸易、面粉和豆油加工等实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益发合最终称雄于长春，与孙秀三的果敢、贡献密不可分。
作为商会会长，除了与商业有关的事情，孙秀三每天还要处理修桥、修路灯、清洁公司、建厕所等事关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也都处理得非常圆满。媒体评论他“评事、处事，公正无私，素孚众望云”。1927年6月28日，长春商会举行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到会者320人，要从中选出49名董事，再从董事中选出会长。这一天，长春县署、长春警察厅、审判厅、检察厅及各方代表都到现场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其重要。据报纸记载，这次选举中，有一位陶姓商人百般运作，甚至疏通了警察厅等高层，但孙秀三仍得到39票，再次以绝对优势胜选连任。1929年，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长春商会改组为委员制，共“推定委员十三名”，会长改称为主席。在届期改选时，孙秀三再次连任。1931年3月28日，长春总商会改为“长春市商会”，下设木业、粮业、杂货商、染业、银等9个同业公会，孙秀三再次被公举为主席。
热心公益事业
慷慨救助贫弱群体
如果要写一部长春史，是一定要写孙秀三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的商业成就，更因为他对长春社会发展的贡献。清末的长春，地处中东、南满铁路交界，流民非常多，每到冬天，饿死冻死病死的贫民随处可见。清末，为了救济这些人，每到冬天长春府就会“筹设粥厂，以资拯济”，这个粥厂就设在长春南关的关帝庙内。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起，第二年三月初一止，每早施粥一次，这一举措使大量贫民得以存活下来。当时南关粥厂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从牛马税内提留出10%，但到了清宣统二年（1910年）春，牛马税归经征局征收了，长春知府没有权力再提留此税，放粥款项便没有了着落，无奈，只能裁撤粥厂。结果，“贫民冻饿致死者日四五人”，可谓“惨伤心目”。这种情况下，长春商界出面，自己开办粥厂。使南关粥厂成为长春存在时间最长的粥厂，它从清末开始，一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成为在长流民和乞丐的一个安身之所，孙秀三作为商人，极力参与其中，这个粥厂直到1931年仍在运行，后来，长春商人们在西关大佛寺再开一个粥厂。每到冬季，大家就开始筹措资金，以便按时开办。20年代初，孙秀三再一次被选为长春慈善会副会长，具体工作，就是每到冬天，都要预备粥锅、施粥和衣服还有募捐钱款，调查贫民的数目，为施舍衣食做好准备。有时官拨资金或募集的款项不足，他都要自掏腰包。
虽然长春商会会长的职位让孙秀三社会地位更高，事务更忙，但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上，他仍旧保持本色。如1927年4月，他与当时的吉长道尹孙其昌、警察厅长修长余、县长张晓筱、长春灯泡厂厂长金毓黼等官员和社会名流士绅，共同发起兴修般若寺的活动。如1927年年初，因暴雨成灾，河北、山东等地因发生饥荒，有约30万难民涌入东北。这些人在4月初到达长春，然后再从这里转往哈尔滨。这些难民“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饥饿困苦，不堪言状”。他们到长春后，多数根本没钱再买北上的车票。于是，孙秀三与长春二道沟商会、直东同乡会联名禀请时任吉长道尹的孙其昌，请其与东省路、吉长路交涉、“要求多挂车辆，减免车价，并请赈款”，对那些步行露宿者，“设立粥厂或备房屋”。由于无钱购票的难民数量过于巨大，虽然哈尔滨商会包办了一部分，但还是剩四百余名，他们“蹲居数日，惨不忍赌”，于是，孙秀三又慷慨解囊，包下“火车五辆”即5节车厢，让难民“尽行乘车北上”。他的举动，连当时的报纸都评论说：“似此见义勇为，方今时代实所罕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辞去了已担任6年的商会会长职位，以养病为名前往大连躲避，益发合总部也随之迁到此处，对于日伪强加给的“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他也是推诿虚置，并不参与其中。包括益发合在内的私人企业和银行都进行了股份制改组，在此伪满政权之下努力生存。其中益发合因经营策略的调整，每年仍有大笔利润。1945年2月，孙秀三病逝于大连，终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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