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倾听亲历者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
当时我在团部保卫科当干事，一天早上刚刚上班就接到电话报告，说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突然非正常死亡。
小曾我比较熟悉，平时劳动表现很好。他是成都六中的学生，中等个子，瘦瘦的脸，外表很文静，言语不多。上周团部开团代会，我们还见过面，他那份《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受到普遍好评，怎么会转眼就“非正常死亡”了呢?
带着满腹疑惑，我同科长老朱驱车赶到一营现场。
那是二连附近一个小山坡，坡上有棵合抱粗的大青树，四周是一片茂盛的花生地。小曾已经被人放在地上了，脸色苍白而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一根拇指粗的竹篾绳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医生鉴定，小曾已经死亡约三四个小时。以此推断，他出事的时间当在清晨五、六点钟左右。
首先调查死亡性质。
老职工刘素秋说：“早上出来上工，远远看见大青树上吊着一个人，脚底下还倒着一只木凳，真吓死人了！”
木凳还在现场。经知青辨认，确认是死者平时用的物件。站岗的老张说：“早上天麻麻亮，有个人低着头走出连队，手里提样东西。我喊了一声，他也不理。我认出是小曾，以为他去田里放水，就让他走了。”
转业军人老和插话：“昨天在这块花生地锄草，小曾突然对我说，嗐，这块坡地风水好，有山水有大树，等我死了就埋在这里。我以为他开玩笑，就说要死得趁早，不然别人就先埋在这里了。”
如果死者确系自杀，那么原因何在呢?团支委小林哽咽着说：“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次支委会。他平时很节俭，从不散烟。但是昨天晚上他破例给每个人散了一支烟，还说了大家包涵之类的话。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反常，但是也没有往心里去。支委会安排了今后的工作，小曾把保管的团费和帐目算得清清楚楚，移交给我，说是过几天要回成都探亲。没想到他走了这条绝路。”
平时同小曾要好的“黑娃”补充：“昨天他去营部理发，去了三次，硬是理了头发才回来。他还换了一身新衣服，夜里坐在桌子前面写呀写。小曾这个人，性格太内向，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大讲心里话。我见他有些古怪，就劝他睡觉。他不理，还烧了好些信纸和照片。等我一觉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感到似乎有点眉目，就问小曾近来有没有失恋和遇到重大挫折?大家想了好久，都摇头。
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到死?而且死前这样平静，这样从容不迫?
下午，一个知青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半月前，小曾曾经接到一封成都来信，哭了整整一夜。我们没有找到这封信，可能被烧了。
可以肯定，他的死同这封信的内容有关，可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才足以摧毁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呢?后来我们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一封遗书，遗书很简短，是写给他父亲的。没有署名，经鉴定，确系小曾手迹。
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老朱松了一口气说，基本可以排除他杀，估计这起自杀与他的家庭有关。我凭着一个知青的直觉，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当天我们就返回团部。
在知青办的档案材料中，保存着小曾三次要求病退回城的申请书。最后一次被拒绝时间是在1978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
很快，成都方面的外调信件也证实：小曾在家里系独子，父亲已退休，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
团部确凿定论，小曾死亡系“自杀”。小曾的后事由组织处理，没有亲属到场。
然而我却久久不能平静。小曾死了，死得那么平淡，仿佛走出连队去上工、去赶街，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脆弱的人，只因被断绝了回城和孝敬父亲的念头，便毅然决然地做出最后的举动来。他也许是懦弱的，但是他热爱生活，思念他年老生病的父亲，只是性急了一点，便夭折了。
小曾像一滴小小的水花，很快消失在滔滔岁月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点水花、一棵小草，最终都会在大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仅仅半年之后，波澜壮阔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开始了。小曾终于没能走出边疆的红土地，但是在每一个回城知青的心头，都寄托着小曾们深深的夙愿。我想，活到今天的人，应当更加珍惜生活。生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选择毁灭。重要的是，如果要活下来，也许有时韧性比刚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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