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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是晚清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也是極具爭議的一個歷史人物。關於少年得志的李鴻章如何一步步成長為封疆大吏這個問題，個人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李鴻章良好的出生和個人努力是重要的先決條件

李鴻章出生在一個世代耕讀的家庭中，祖父李殿華雖然沒有做官，但卻是一個醉心科舉的讀書人，而且至少可以算箇中農家庭（家裡有幾十畝地），後來科舉不順之後在家開館教學，培養子孫。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雖然在清朝歷史上沒有他兒子名氣大，但是卻的的確確是通過科舉考中進士，而且在京城六部當中任職，妥妥的京官一名。由此可以看出李鴻章是妥妥的官二代身份，這一家庭出身和官二代身份也使他可以接受良好的啟蒙教育，併為他通過科舉只道來開啟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然李鴻章的成功決不僅僅是憑藉他官二代的身份，而是紮紮實實靠個人努力來取得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17歲的李鴻章考取秀才，三年後李鴻章被廬州府學選拔為優貢（即優秀學生）推薦入京城的國子監（這個優貢是很難得的，三年選一次，每個省只有幾名）。選為優貢的第二年即1845年，李鴻章參加順天府的鄉試，考中84名舉人；同年參加乙丙科會試落榜，兩年後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會試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當年只有24歲，比他父親中進士的時候年輕13歲，比他老師曾國藩中進士年輕三歲且少考一次。由此足見李鴻章個人的努力。

年輕時的李鴻章

家庭良好的關係網鋪就了李鴻章日後事業發展的成功之路

李家雖然不是豪門貴族，但是李文安、李鴻章父子卻因科舉等因素經營出了一個良好的關係網。

• 首先李文安中進士的1838年戊戌科，出了不少後來影響清朝政壇甚至中國歷史的厲害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國藩。李文安和他們同年考取進士，當時這種關係就叫同年，李鴻章也可以順理成章的成為他們的年家子從而得到這些長輩的教育和照顧。

• 其次李文安長期在京中六部任職，為人忠厚正直有長者之風，政聲卓著。因為結交了一批在朝中為官的士大夫階層。李鴻章初到京城，就被父親帶著結識了這些人物，為日後李鴻章進入仕途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 最後李鴻章本人參與的鄉試和會試兩科中也是人才濟濟，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也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這些人很多都成為李鴻章後來在政壇的得力助手和支持者。看看這些人的名字你就知道李鴻章的同年有多牛：郭嵩燾、沈葆楨、沈桂芬、張之萬、馬新貽。

良好的家庭出身，加上李鴻章個人的好學上進，再輔之以李氏父子經營的良好關係網。即使沒有後來風雲際會的歷史機遇，李鴻章也大概率可能以清貴的科舉仕途走上封疆大吏或者封侯拜相的光輝前途。

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歷史機遇是李鴻章平步青雲的重要契機

可以說，不僅僅是李鴻章，包括曾國藩為代表的湘系集團和李鴻章為代表的淮系集團都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歷史機遇才能走到歷史舞臺的中央，深深影響了晚清政壇。

•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以後，滿清政府的常備軍根本無法抵抗太平軍的進攻，面對太平天國的洶湧之勢，當時的咸豐皇帝不得不允許大清朝的官員到地方自辦團練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出現過，許多朝代面對無法遏制的起義叛亂時，也經常採用這種方式來應對。典型的就是東漢末年東漢朝廷無法撲滅黃巾軍起義時也採用了類似的辦法，而後來的東漢末年直至三國的割據軍閥也大都源於這些自辦團練性質的武裝。
  

• 李鴻章父子回鄉自辦團練鎮壓太平天國，大體上講敗多勝少，但是李鴻章在戰火中鍛鍊了自身的能力，尤其是統兵能力。而且李鴻章還在籌辦圖練和與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瞭解和結識了日後許多他的支持者和助手，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淮軍骨幹。

曾國藩的教育和扶持是李鴻章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正如剛才所說，太平天國的機遇不是隻針對李鴻章個人的 ，李鴻章能夠抓住這個機遇脫穎而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老師曾國藩。

李鴻章第一次會試落榜後，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入曾國藩的名下學習，和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人一起被成為曾國藩的得意門生。在回鄉自辦團練五年後，李鴻章的團練部隊基本被太平軍打光打散，1859年無奈的李只好進入老師曾國藩的湘軍幕府。而此時的曾國藩已經是清軍鎮壓太平天國的主力湘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李鴻章進入曾國藩的幕府後，他的老師曾國藩又和當年教育指導李鴻章參加科舉考試一般，悉心調教李鴻章的統兵作戰和為官之道，從而使李鴻章日益成熟。

在後來李鴻章組建淮軍的過程中，曾國藩不僅盡心保舉（淮軍初成後李就保舉為江蘇巡撫），同時更是不遺餘力的支持。淮軍初建時，曾國藩慷慨的撥出8個營（其中包括兩個親兵營和悍將程學啟的開字營）給李鴻章，要知道當時組建的淮軍一共才13個營。如果不是這份師生感情估計曾國藩不會如此大方。

把握住援救上海的機遇是李鴻章步入巔峰的關鍵一步

成功總是要給有準備的人，李鴻章父子的早期經營加上回鄉自辦團練的經驗，還有身為安徽人，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終於讓李鴻章得到了一個天賜良機。

1860年，太平軍二次擊破江南大營，清政府在江南的機動部隊只剩下曾國藩的湘軍，江南的士紳地主紛紛逃往上海，他們害怕太平軍攻打上海，於是自發組織起來向曾國藩求救，而且富裕的江南士紳出了血本，提供了豐厚的軍餉。

曾國藩頗為意動，但是統領湘軍主力的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一心要攻佔天京拿下首功，對單獨帶兵援救上海根本沒有興趣。曾國藩手下的另一名將陳士傑也推辭了這一任務。而李鴻章則欣然接受了組建新軍援救上海的任務，當然這裡也有兩個因素很關鍵，一是醞釀組建新軍的時候，李鴻章父子的團練舊部可以迅速召集，而且當時這些舊部中的骨幹分子也積極聯絡湘軍；二是當時上海的士紳地主們推舉的代表錢鼎銘與李鴻章關係良好（錢李二人的父親都和曾國藩是同年考取的進士）。最後是左宗棠當時也剛剛組建楚軍，曾國藩打算讓他領兵到江西安徽作戰，後來又安排左宗棠進軍浙江，其中可能也有些許偏向李鴻章吧，畢竟李鴻章是自己的學生不是嗎？

就這樣，組建新軍援救上海的差事就落到了李鴻章的頭上，表面上看上海已經是被太平軍包圍的孤島，援救上海看起來也不是什麼好差事。但是李鴻章顯然從中看到了機遇：

• 一是上海在當時的地位已經非常重要，江南士紳齊聚與此，為保住他們的財產和身家性命，這些人願意出血本，從而也就能使援救上海的新軍獲得豐厚的軍餉和物資。事實也證明李鴻章進入上海穩住陣腳後，立即獲得了這些士紳的大力支持，淮軍也立刻從“花子軍”變得財大氣粗起來，不僅部隊迅速擴編，而且也購置了大量武器裝備，戰鬥力大幅提升，李鴻章也藉此在清軍和清廷中的有了更高的地位。
  

• 二是上海有眾多洋人居住，這裡也有著許多洋人的產業，可以說是他們在華利益的所在之地。而且當時的外國列強已經開始轉變態度，逐步加強介入。同樣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外國列強不僅組建洋槍隊參戰，同時不少外國軍官進入淮軍，從而提升了淮軍的軍事水平。

藉由這次援救上海的契機，李鴻章不僅成功組建了淮軍，而且利用江南士紳提供的財物，和外國列強的幫助，使得他的淮軍一躍成為當時中國最具近代化水平，洋槍洋炮最多，戰鬥力最強的武裝力量。這也是日後李鴻章在晚清政壇的最大資本，也是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後清政府的國防軍的主體。

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風格使得他深得清廷的器重

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清廷已經不可能忽視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實力和威望，對他們的加官進爵也是必然的。因而以他們為首的湘系、淮系勢力就開始深深影響晚清政壇，當時的封疆大吏大多數都出自這兩個勢力。

但是在這些人中李鴻章又是最受重用的，究其原因應該是李鴻章經世致用和實用主義的處事風格。雖然曾國藩名望最大，可以說是再造河山，但也正因如此，他深受清廷的忌憚和提防，而曾國藩也深知這一點，因此在戰後就開始有意識的隱退，再加上曾國藩一生愛“名”，愛惜羽毛的曾不可能會為了清廷損害自己的名聲，因此他就不適合作為清政府的支柱。而左宗棠也一樣，他的士大夫情節使得他也不是很受清廷喜歡。而李鴻章的靈活和實用主義的風格，使得他備受慈禧的寵信。

勇於任事、精於政事、擅長外交、能夠背鍋同時又是太清國防軍主體淮軍的創始人和領袖，這些特質綜合在一起，李鴻章想不被重用都不可能。

綜上所述：李鴻章良好的出身、良好的關係網、對機遇的把握再加上自身的努力等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使得李鴻章成為晚清重臣。其實這些因素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所有取得成功的人士都是非常重要的。

圍爐品茗人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李鴻章出生於安徽瀘州府合肥縣東鄉磨店。傳說，李鴻章的出生很不同凡響，當年剛過正月就有春雷鳴響，附近還有仙鶴翔舞。李鴻章長大後身材欣長，因官居一品，有些江湖術士便吹捧他有仙鶴之相，送了他“雲中鶴”的雅號。

傳說歸傳說，李鴻章由一介草民最終躍上權力高位，在晚清官場確實有種鶴立雞群的感覺。

還有一個說法，李家自李鴻章老爹李文安這一輩開始發跡，跟李家搬到一口叫熊磚井的古井旁邊有關，當地人說，靠著這口古井，人能交上鴻運。

李鴻章從小就才氣逼人。有位桐城派的老先生叫周菊初，有一天到塘子裡洗澡，把衣服掛在柳樹上的時候，他嘴裡吟了一句“千年古樹為衣架”，李鴻章當場就接出了“萬里長江作浴盆”。

老先生把這事說給李鴻章爺爺李殿華聽，李殿華不相信。於是老爺子當場要考李鴻章。

老爺子出上句“風吹馬尾千條線”，李鴻章脫口接道“日照龍鱗萬點金”。而李鴻章大哥李翰章卻對不出來，顯得比較愚鈍。

道光二十三年，李鴻章考選為瀘州府學優貢生，可入京師國子監讀書。時任京官的李文安來函催他入都，準備來年的順天府鄉試。

久居鄉里的李鴻章很興奮，一路上躊躇滿志地作《入都》詩十首，其中一首豪情萬丈：“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

說實話，這霸道才情，晚清是少有的。

道光二十四年，李鴻章順利中舉，但次年會試，卻名落孫山，榜上無名。

然而，這一年在他一生中卻很有分量。

入都前，他就曾發下宏願，要“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落榜了，正好有這樣的時間見高人，開眼界。

更關鍵的，正是在這一年，李鴻章拜在了他命中貴人曾國藩的門下。

這得感謝他父親李全安。

李全安做官不怎麼樣，但眼光一流，早早就看出自己這個同年曾國藩是個非凡人物。

道光二十七年，李鴻章再次參加會試，高中後被選為庶吉士。三年後散館，被授任正七品翰林院編修，而後歷任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

李鴻章素懷鴻鵠之志，太平京官的生涯讓他深感英雄無勇武之地，太平天國興起後，聞知恩師曾國藩在湖南大辦團練，他的野心很大，不是想去效命曾國藩，而是想會安徽大展身手。

因為有這樣的心思，平日又好顯露自己的雄筆，不久李鴻章就製造了一個機會。

道光帝非常器重的股肱之臣呂賢基，是李鴻章同鄉。李鴻章找到他，對當下的時局發了一通宏論後，便建議呂賢基上一大折。

呂賢基因為素來欣賞李鴻章的文才，便讓他代筆。

哪知道，李鴻章直接來了個大辦團練的恢弘構想。

咸豐一看，呂賢基說的太好了，既然如此，那你就趕緊回安徽把團練辦起來吧。

呂賢基氣瘋了，但又能怎麼辦呢，只能把李鴻章一起拉回去。

李鴻章的征戰歲月正是從這時開始的。

然而，豐滿的理想下是卻是異常骨感的現實。

當時安徽辦團練的幾個大員，都不是能領兵打仗的主兒，包括尚未經歷真歷練的李鴻章在內。短短三年，死的死，敗的敗，李鴻章本人也是祖宅被燒，一路丟盔棄甲，狼狽而逃。

歷史有時候很有意味，李鴻章真正走上發跡之路，其實是從走投無路開始的。

被太平軍殺逃出安徽後，因為無路可走，李鴻章這才主動走進曾國藩大帳，成了曾國藩的一名幕僚。

對李鴻章，曾國藩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把他當成能獨領一方的帥才使用，而只是把他當成一個能耍筆桿子的高級幕僚。

而李鴻章的心中卻始終藏著巨大的野心。

師傅不大力重用，徒弟覺得無法施展拳腳，這決定了師徒兩人的關係在這階段並不是真和諧。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對於李鴻章似乎是好事，因為這階段的軍中磨礪才是他日後縱橫而起的基石。

1860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為了給咸豐一個交代，他鋌而走險，將大營遷往安徽祁門。

對此，李鴻章堅決反對，他認為祁門地形如釜底，是兵家所謂的絕地，如遭太平軍圍攻，必陷死局。

李鴻章這個人雖然有大才，但卻是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不願跟曾國藩共陷絕境，不久他便利用李元度徽州失守，假意為李元度仗義執言，跟曾國藩分道揚鑣了。

為此，曾國藩曾大發感慨，此君不能共患難。

然而，當李鴻章離開曾國藩之後才清醒地認識到，沒有曾國藩的肩膀，他根本立不起來。

說曾李傳承是晚清的一段佳話，到這裡味道才算真正散發出來。

李鴻章想吃回頭草，曾國藩沒有拒絕，相反重新審視了李鴻章的宏才潛力。

1861年9月，湘軍收復軍事重鎮安慶，太平軍陣腳大亂，在固守天京的同時，猛撲能提供錢糧的上海。上海商人、士紳驚恐不已，派錢寶琛之子錢鼎銘前往安慶救援。

此舉給蟄伏多年的李鴻章提供了一飛沖天的機會，抓住曾國藩九弟曾國荃不願前往的契機，他主動請纓，結果如願以償。

正是在這個時點上，曾國藩把李鴻章看成了傳承弟子，不僅為李鴻章的淮軍配置了班底，更把多年的帶兵心得，官場權謀，摘其精華授給了李鴻章。

1862年3月4日，曾國藩出城巡閱李鴻章組建的軍隊，標誌著淮軍正式成軍。

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上海紳商用僱來的七艘洋論，分五批陸陸續續穿越太平軍的長江防區，甚至穿過天京，將淮軍運抵上海。

此時的李鴻章已脫胎換骨，先沉下氣一心練兵，待時機成熟時，遂率領淮軍用三場大戰——虹橋之戰、七寶之戰，四江口之戰，一舉成名。

曾國藩亦從旁力挺，借戰功，一舉將李鴻章扶上了江蘇巡撫的大位。

從此，李鴻章一發不可收拾，無論在戰略眼界、洋務意識、外交手段上都呈現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趨勢。

黑句本

1861年9月5日攻克安慶，對於曾國藩及整個湘軍集團而言，算是打開了通往太平天國核心統治區的大門，但在攻略天京（今南京）的道路上，如何有效地管理收入囊中的安徽省大部仍是繞不開的話題。此時的安徽名義上屬兩江總督曾國藩治下，但皖北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卻掌握在欽差大臣瓜爾佳·勝保及依附於他的團練武裝頭目苗沛霖的手中。對於屢戰屢敗而被朝野揶揄為“敗保”的清朝貴族勝保，曾國藩並不太放在心上，如何與地盤橫跨安徽、河南兩省，“數十州縣之練首無不望風歸附，聽其號令”的苗沛霖爭奪安徽省內的人才和兵糧，才是令曾國藩頗為頭痛的事情。正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在向來看重鄉望的農耕社會，沒有一個安徽籍的重臣，湘軍要想在當地打開局面並不容易。或許正是考慮到了這一點，曾國藩早早地便將合肥名流——李瀚章、李鴻章兄弟收入帳下。

曾國藩與李鴻章早年便已相識。1845年，22歲的李鴻章赴京趕考，按照清代儒林的“潛規則”，李鴻章首先找到了與父親李文安是同榜進士的曾國藩。據說曾國藩對李鴻章頗為欣賞，可惜這一年李鴻章名落孫山，直到兩年後才被點為二甲第13名，開始了自己的翰林生涯。

在此後的5年裡，李鴻章雖與曾國藩保持著師生之誼，但仕途上交集不多。1853年，因母喪在家丁憂的曾國藩，趁圍剿太平天國的東風，組建起了名為“湘勇”的團練武裝，李鴻章也趁此機會跟隨同鄉——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 與曾國藩相比，同為六部侍郎的呂賢基沒有在剿滅太平軍一事上幹出一番成績來。究其原因，除了兩人性格、才幹之間的差異外，更為重要的是正處於太平軍進攻軸線上的安徽省省內令出多門、權力分散。除了呂賢基之外，還有安徽巡撫蔣文慶、三朝老臣周天爵等大佬。對於眼前繁複的局面，呂賢基曾寫信給周天爵，提議：“事當分任。團練專令殲除土匪；牧令守本境，統帥剿賊，不得遠駐百里之外，以免推諉。”但這些建議在當時的安徽省內顯然沒有執行空間。

1853年6月，太平軍攻佔安慶，巡撫蔣文慶戰死；9月，周天爵病死於軍營，呂賢基似乎總算統一了安徽境內的軍政大權。此時呂賢基依為根本的舒城仍處於太平軍的兵鋒之下，《清史稿•列傳一百八十六》中記載，曾有人勸告呂賢基說： “無守土責，未轄一兵，賊鋒甚銳，可退守以圖再舉。”這個主張“以圖再舉”的人是否為李鴻章，史料中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但在呂賢基決定“以死報國”的同時，李鴻章以老父有病為由離開前線卻是不爭的事實。1853年11月，舒城陷落，呂賢基投河自盡。 此後幾年裡，李鴻章以幕僚身份效力於新任安徽巡撫福濟麾下。福濟是滿洲鑲白旗人，出身上有優勢並曾出任過兵部侍郎。福濟抵達安徽之後一度調兵籌餉，頗有一番氣象，加上太平天國方面恰逢“天京變亂”，因此李鴻章在福濟麾下參與了收復含山、巢縣等戰役，積累了一定的軍功。隨著陳玉成、李秀成等太平軍新生代將帥的崛起，清軍在安徽的情況再度由安轉危。

眼見很難繼續在福濟手下建功立業，李鴻章只能另謀發展。通過當時正在曾國藩軍中“綜理糧秣”的大哥李瀚章的關係，1858年12月，李鴻章正式趕赴南昌投入曾國藩的幕府。 在李鴻章看來，自己投身湘軍屬於強勢加盟，理應受到特別的禮遇。

正是懷著這樣的心理，李鴻章初到南昌時生活散漫、晚睡懶起，對曾國藩每天黎明時分“必召幕僚會食”的規矩更是頗多微詞，後來甚至忍不住直接以頭痛相辭。不想曾國藩不斷派人來催，更直接表示“必待幕僚到齊乃食”。無奈之下，李鴻章只能“披衣踉蹌而往”，結果換來的卻是曾國藩的一句告誡：“少荃（李鴻章表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事實上，這不是曾國藩第一次敲打李鴻章了，早在李鴻章多方託人表示希望加入湘軍時，曾國藩便揶揄他說：“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艨艟鉅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 曾國藩的一系列反應，令李鴻章“為之悚然”，深知要在湘軍中闖出一片天地，唯有勤奮自勉。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李鴻章雖然僅僅負責書記文字工作，但卻幹得有聲有色。曾國藩誇獎他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諮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不過，李鴻章並不滿足於周旋於公牘文書之間的秘書工作，在湘軍大營進駐祁門之後，他不斷製造輿論，希望能“及早移軍”。李鴻章之所以如此積極，除了年輕氣盛、好發議論之外，很大程度上還在於湘軍此時的動向與其儘早規復安徽全境、衣錦還鄉的設想不符。面對軍中不斷要求移營的呼聲，曾國藩親自出面，以“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進行壓制。以他的老辣，自然不難看穿李鴻章的小算盤，因此駐守祁門後不久，曾國藩便出面，向朝廷保舉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 加入曾國藩幕府之前，李鴻章的正式官職為從三品的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如果真能順利赴任，李鴻章可謂獨掌兩淮財政、水師大權，不僅本人平步青雲，更能成為湘軍布控江浙的重要一環。奏摺剛剛送出，曾國藩麾下幕僚便紛紛向李鴻章道賀，甚至連湘軍大佬胡林翼也親自從湖北黃梅跑來找李鴻章套近乎。一時間，李鴻章在祁門的湘軍大營中儼然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但來勢洶洶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卻令李鴻章的升遷之夢化為了泡影。

簡單來說，就是此時太平軍李秀成部大軍直指湘軍祁門大營，曾國藩急命李元度率部進駐徽州作為屏障，但李元度隨後丟失徽州，祁門危急，曾國藩一怒之下命令李鴻章草擬奏摺彈劾李元度，倔強的李鴻章居然不肯從命，遂離開祁門，一去就是半年。

祁門之圍緩解後不久，曾國藩便開始著手修補與李鴻章的關係。1861年2月—3月，面對橫行江西境內的李秀成大軍，曾國藩主動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協防南昌。李鴻章深恐步李元度的後塵，便婉言謝絕了。曾國藩對此似乎並不介意，又寫了一份讀來有些肉麻的公函招徠李鴻章：“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年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險，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臺旆速來相助為理。” 曾國藩口中的“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指的是此前奏保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時，計劃由其統率湘軍水上作戰力量。在更早之前，曾國藩還與李鴻章探討過招募安徽壯丁組建騎兵的方略。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曾國藩這樣寫道：“江北軍務非數千馬隊不為功，頃與李少荃議，可調察哈爾馬三千匹，由上駟院押解來鄂。而亳州一帶，有善馬之勇可募，名曰‘馬勇’。現在德（德興阿）、勝（勝保）二帥亦系調江北之馬，募淮南之勇，將來馬隊斷非我湘人所能擅長，自不能不照此辦理。吉林、黑龍江馬隊聞已通飭止調矣，宮保似可商之揆帥（指官文），奏調察哈爾牧廠馬三千匹來鄂，國藩亦擬令少荃募馬勇千人，試行操練也。”

不過無論是淮南馬隊還是淮揚水師，在安慶戰役尚未分出勝負之際，對於曾國藩和李鴻章而言均不過是未雨綢繆的遠景規劃而已。

一般認為，李鴻章在1861年7月間重回曾國藩帳下，此時距離他從祁門大營負氣出走已逾半年之久。雖然曾國藩不計前嫌、待之如初，但整個湘軍的形勢已與此前有了巨大的變化。由於勝保和苗沛霖的阻撓，淮南馬隊的組建計劃已由擱置轉為徹底取消；而淮揚水師在李鴻章離開期間已初具規模，交由曾國藩的心腹愛將黃翼升統領。在這樣的情況下，曾國藩即便再寵信李鴻章，也不可能疊床架屋，出現李鴻章和黃翼升雙頭領導的局面。他只能另闢蹊徑，以組建“淮揚陸勇”的名義讓李鴻章自成一軍。

進軍江浙

事實上，在李鴻章的任用問題上，身為湘軍二號人物的胡林翼始終有比曾國藩更為清醒的認識。早在1860年8月，胡林翼便致信曾國藩，表示：“少荃帶勇多年，中道自畫，若一勁到底，必有可觀。兵事尚早，毋即厭苦也。揚州水師都督，亦須另籌陸師以翼之。”他首先肯定了李鴻章是練兵之才而非普通幕僚，而後暗示李鴻章的長處是陸戰而非水戰。此時的湘軍中亦有多支由安徽籍士兵組成的武裝力量，除了太平軍降將李濟元的濟字營和程學啟的開字營之外，最受曾國藩重視的還是昔日李鴻章協助呂賢基回安徽辦理團練時留下的“星星之火”——張遇春的春字營。從戰績來看，張遇春的春字營自加入湘軍以來表現頗為一般，但要想在安徽地區打開局面，春字營的存在和壯大是彰顯“皖人治皖，淮勇守淮”的絕佳例證。因此在收復安慶之後，曾國藩第一時間將春字營調往皖北，準備讓李鴻章將這一點“星星之火”引向苗沛霖的控制區，最終形成燎原之勢。

此時，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湘軍，都把目光投向了江浙，尤其是繁榮富裕的貿易口岸上海。曾國藩之所以此時關注江、浙兩省的戰事，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擊破安慶之後，湘軍即將在當地與太平軍決戰；另一方面則緣於規模不斷膨脹的湘軍急需江、浙兩省的稅賦來輸血。關於這一點，實際上早在湘軍草創之初，曾國藩便已然開始嘗試。1855年曾國藩兵敗湖口，損兵折將不說，軍費更是極度空虛，於是他試圖找浙江巡撫何桂清“商餉”。在曾國藩看來，浙江此時未遭兵燹，屬於“全善之區”，每月接濟江南大營的軍餉便達6萬兩之多，拿出一點來救援湘軍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萬萬沒想到，何桂清竟然“絲毫未允”。從此之後，曾國藩和何桂清勢如水火。

此時，太平軍在佔領蘇州後，也逐漸逼近上海，試圖將這片富裕繁榮之地納入自己的控制，上海方面兵力單薄，只能向湘軍集團求救。本來，出援上海，曾國藩最滿意的人選是弟弟曾國荃，在與曾國荃的一系列通信中，曾國藩反覆強調控制上海在經濟上對湘軍集團意義重大，“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但曾國荃對此卻並不積極。後世的很多學者都認為曾國荃之所以不願前往上海，是因為其急於進攻天京，建立平定太平天國的不世之功。客觀地說，曾國荃雖老於軍旅，但在政壇上尚屬後進，從其日後從政的表現來看，他似乎也不擅長派系角力。他在回覆曾國藩的信中宣稱，抵滬之後“恐歸他人調遣，不能盡合機宜，從違兩難”，仔細分析也並非全是託詞。

由於江浙一帶，清軍與太平軍佔領區域犬牙交錯，陸路交通舉步維艱，於是1862年2月24日，曾國藩寫信給主持上海海關及外交事務的江蘇布政使吳煦，提出：“若尊處能辦火輪夾板等船，前來迎接，則水路行走較速。最終，吳從英國人處湊足了七艘輪船，曾國藩也決定讓原本作為援滬輔助力量的李鴻章及其所招募的淮勇試水。

李鴻章及首批淮勇僅用了3天便抵達了上海。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簞食壺漿的熱烈歡迎，而是一片對襤褸軍服和落後裝備的譏諷和嘲笑之聲。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固然受上海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但主要還是李鴻章所部淮勇自身的問題。

李鴻章招募淮勇始於1861年的12月。儘管有湘軍組建的成例可以借鑑，但除了張遇春的春字營之外，李鴻章所糾集的淮勇主要是長期盤踞在合肥地區的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及周盛傳兄弟、吳長慶等地方團練武裝。這些人之所以加入李鴻章的麾下，主要是緣於安徽儒林中的門生故誼，其中張樹聲曾是李鴻章之父李文安的幕僚。在李鴻章離開安徽加入曾國藩幕府的那段時間裡，張樹聲在合肥地區自辦團練，並與劉銘傳、潘鼎新等人“講信修睦，聯絡援應”。李鴻章始終與其保持著書信往來，因此李鴻章在安慶豎起“募勇”的大旗之後，這些人便“慷慨請從”。

此時，上海兵力空虛，除了上千人的英法聯軍，就只有華洋混雜的僱傭軍——洋槍隊，1月30日，洋槍隊在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統領下，於青浦一線對太平軍展開反擊，堪堪穩定了局勢。為了鼓舞士氣，更為了爭奪這支僱傭軍的指揮權，主政上海的薛煥改洋槍隊為“常勝軍”，算是將這支僱傭兵部隊納入了清軍正規武裝的序列。

4月25日，抵達上海僅17天的李鴻章便受命接替薛煥署理江蘇巡撫，這背後自然少不了曾國藩及整個湘軍集團的助推。早在 1861年12月26日，曾國藩便上書指責薛煥“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重任”，全力奏保李鴻章，並許諾“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將湘軍援滬和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一事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但此時的清廷中樞已不復肅順主政時對湘軍集團那般友好，所以儘管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薛煥卻沒有離開上海，而是繼續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與英法交涉，“辦理洋務”。

李鴻章依照曾國藩的安排入主上海之後，第一時間逮捕了僑居於租界的何桂清，將其押送至北京受審。而出乎力主湘軍援滬的吳煦、楊坊等人意料的是，李鴻章整肅上海官場的第一刀非但沒有落在薛煥的頭上，反而指向了他們這些蘇南士紳。 李鴻章的選擇，表面上看有“不分敵我，過河拆橋”之嫌，但若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考量則可謂是其主政上海的不二選擇。李鴻章雖名為江蘇巡撫，但真正能控制的地域不過上海一隅，要壯大所部淮勇，錢糧、兵員、武器皆需仰仗蘇南士紳和西方列強的接濟。而這兩股勢力在此前一系列抵禦太平軍進犯的戰鬥中早已沆瀣一氣。唯有對蘇南士紳施以重壓，斬斷其與西方列強的聯繫，奪取常勝軍的控制權，李鴻章才能真正把持上海的財、政、軍權。與之相比，薛煥已讓出江蘇巡撫之位，在政治上對李鴻章不再構成威脅，而清廷中樞任命薛煥主持上海“洋務”，足見其在恭親王心中仍有價值和地位。事實上，扳倒吳煦一事，曾國藩早在李鴻章援滬之前便有所部署。根據湘軍幕僚薛福成的筆記，曾國藩曾在李鴻章前往上海前便秘授機宜：“不去（吳）煦，政權不一，滬事未可理也。”因此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之後，首先“疏劾道府數人，去（吳）煦羽翼”；接著採取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與吳煦“明定章程”。上海海關的相關事務仍由吳煦經理，釐捐總局則由李鴻章的幕僚薛書常管理。

李鴻章雖然著手收緊對上海財政大權的控制，但仍不願意過度刺激吳煦、楊坊等人。畢竟太平軍只是在王家寺遭遇小挫，依舊控制著七寶、南匯、嘉定、南翔、羅店、青浦等上海外線據點。李鴻章麾下淮勇除了程學啟、張遇春所部之外，其餘均為地方團練，不僅缺乏訓練，更因鞍馬勞頓，一時難以投入戰鬥。要打破上海被圍的局面，李鴻章仍須仰仗英法聯軍和常勝軍，而這兩方面李鴻章均需要吳煦、楊坊等蘇南士紳的協助。吳煦、楊坊此時也急於向李鴻章展示力量。淮勇前鋒抵達上海後的第10天，常勝軍便在英法聯軍的支援下收復七寶、南匯兩地，此後常勝軍又攻陷南翔、嘉定、青浦等地。 常勝軍的表現令李鴻章對湘軍注重白刃近戰、摒棄西洋槍炮的理念產生了懷疑。

4月30日，他寫信給曾國藩稱：“連日由南翔進嘉定，洋兵數千，槍炮併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鴻章遵師訓‘忠信篤敬’四字，與之交往，密令我營將弁隨從，隨隊學其臨敵之整齊靜肅，槍炮之施放準則，亦得切磋觀感之益。” 長期以來，湘軍雖然也注重火器，但每營火力僅小槍100杆、每四人一杆的抬槍24杆。所謂“小槍”，指的是國產的前裝火繩槍。李鴻章對這樣的火力配備早有微詞，在淮勇招募之初，他便曾在寫給部將潘鼎新的信中抱怨說：“所慮楚軍不用長杆火槍，專用抬炮小槍，輕重大小，毫不參差。”

在見識過常勝軍和英法聯軍的戰鬥隊列之後，李鴻章更認識到“小槍射遠不過數十步，而洋槍可達兩百步”的性能差異。因此在前方戰事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李鴻章進一步加強了與在滬英法聯軍高層人士的溝通交往，設法採購西洋槍炮，並聘請西方軍事顧問以教習的身份加入淮勇各營。 李鴻章深知如果麾下的淮勇不能在戰場上證明其價值，自己早晚會成為第二個薛煥。因此在5月16日，程學啟、劉銘傳、潘鼎新等5營淮勇正式參戰，配合常勝軍和英法聯軍猛撲太平軍據守的南橋、柘林一線，一舉收復了奉賢縣城。淮勇初戰告捷，這令李鴻章頗為欣喜。

連番勝利令李鴻章認定圍攻上海的太平軍已是強弩之末，對方師老兵疲，唯有撤回蘇州休整一途。因此在調動淮勇參戰的同時，李鴻章命知府李慶琛率周士濂、王國安、梁安邦等部5000餘人，沿水路在太倉一線登陸，奔襲太平軍的後方。

清政府軍出現在太倉一線，極大地影響了太平軍的戰略部署。李秀成事後回憶說：“巡撫李鴻章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鬼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正關，稅重錢多，故招鬼兵（指英法聯軍及西方僱傭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正是十二年（1862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

5月17日，李秀成率部抵達太倉，與李慶琛會戰於太倉城東的板橋一線。太平軍初戰失利，雙方各傷亡了千餘人馬。然而李秀成背靠蘇州、太倉兩座據點，可以迅速補充戰損。次日再戰時，李慶琛所部呈現後續無力的態勢，李秀成趁勢攻破其營壘。李慶琛及其麾下週士濂、王國安、梁安邦等人戰死於亂軍之中，僅有參將姜德率200餘人衝出重圍，逃往寶山。

李慶琛所部的覆滅對李鴻章而言有益無損。這股清軍本來是薛煥培植的嫡系，戰鬥力不強，耗費糧餉，只是作為薛的政治資本存在，覆滅後，李鴻章所部淮軍也就成為了防守上海，進軍江浙的清軍主力，而羽翼盡失的薛煥也隨後主動請求離開上海，回京城做禮部侍郎去了。

1862年5月中旬，李秀成大軍第三次圍攻上海，可以說達到了其軍事生涯的頂峰。一方面，自陳玉成敗亡壽州以來，李秀成已經成為太平天國中地盤最大、兵力最為雄厚的軍事主官；另一方面，在攻略蘇杭及圍攻上海的過程中，李秀成通過採購和繳獲的方式獲得了大批西式槍炮，並通過聘請外國軍事顧問，組建起了自己的“洋槍隊”。李鴻章曾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坦言：“李秀成所部最眾，洋槍最多，牛芒鬼子（指西方投機軍火商）滿船運購，以獲大利。”在西式武器的使用問題上，李秀成一改昔日太平軍分散使用的模式，將其集中武裝精銳部隊，形成了“每進隊，必有數千杆衝擊，猛不可當”的局面。

太倉板橋戰役之後，李秀成第一時間率部追擊突圍東逃的清軍姜德所部，圍攻嘉定、寶山兩縣。此前被逐出青浦的太平軍陳炳文、郜永寬所部也趁勢反撲。一時間，本已轉危為安的上海正面戰線又出現了岌岌可危之勢。

5月24日，英法聯軍馳援嘉定，由於兵力對比懸殊，無功而返，以英法主導的中外會防局連忙調集常勝軍主力自松江進援青浦。然而，面對李秀成所部太平軍精銳，常勝軍竟也武運不再。5月29日，李秀成在青浦城下大破華爾所部常勝軍，率部乘勝進圍松江。向來指揮若定的李鴻章，終於坐不住了。 李鴻章雖然戎馬半生，但真正親臨戰線的次數並不多。之所以被李秀成逼到如此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據守泗涇的原上海駐軍姚紹修、林叢文、郭太平等部不堪一戰，全線潰敗不說，還將太平軍引至距離上海縣城僅20裡的七寶、虹橋一線；但另一方面，此時的李鴻章對麾下的張樹聲、潘鼎新、劉銘傳等淮勇將帥也缺乏信心，認為他們仍未具備與李秀成所部精銳正面抗衡的能力。因此在委派程學啟搶佔滬西要地——虹橋的同時，李鴻章親率淮軍主力抵達新橋一線。

新橋位於松江東北、青浦東南，從地理位置來看恰處在太平軍南北兩路進攻軸線的中間地帶，同時與虹橋形成掎角之勢。李鴻章此番部署可謂攻守兩便、多路策應。與之相比，李秀成在局面大優的形勢下卻昏著迭出。面對青浦、松江、上海三個相對孤立的戰略據點，李秀成沒有進行戰略上的取捨，在連營30餘座、四面合圍青浦縣城的同時，將從湖州方面趕來的黃文金、譚紹光兩部生力軍用於強攻松江。如此一來反倒令本應是戰略重心的上海正面戰場，成了太平軍進攻的薄弱之處。

5月30日，太平軍開始強攻松江。按照太平軍中的“洋兄弟”——僱傭兵呤唎的說法，此輪攻勢由李秀成麾下悍將林和指揮。在松江城下，林和更是奮勇先登，最終難敵近距離射來的來復槍彈和陣雨般的葡萄彈、霰彈而戰死沙場。此後，松江守軍燒燬所有城外民居以清掃射界，

憑藉火力優勢多次擊退了太平軍的強攻，而李秀成在松江城西修築的妙嚴寺炮臺，也為對手的優勢火力所壓制。 就在太平軍頓兵於青浦、松江兩地的同時，6月2日，程學啟與張遇春兩部淮勇進逼漕泗涇，擊敗當地的太平軍駐軍，隨後於虹橋一線修築營壘。6月6日，程學啟等部淮勇又奔襲七寶，拔除了深入清軍防線內的太平軍多處營壘。至此太平軍被壓縮回泗涇一線，上海城防危機基本得到了化解。同一天，華爾率領常勝軍一部由水路馳援松江，摧毀了李秀成寄予厚望的妙嚴寺炮臺後進入城內，太平軍期望通過圍困和炮擊的方式奪取青浦、松江兩地的計劃宣告破產。李秀成最後決定在松江一線暫取守勢，集中譚紹光、陳炳文等部精銳猛攻青浦。 李秀成所遭遇的尷尬，駐守青浦的法籍僱傭軍法爾思德可謂洞若觀火。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太平軍認為青浦的投降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於是停止直接攻擊，藉以節約人力。他們增築石壘包圍全城，但最終卻忍耐不住，開始每天攻城。”即便青浦被太平軍重重包圍，但6月9日從松江方向趕來的華爾與英國軍官斯賓塞還是率領英軍、常勝軍，成功突破太平軍的防線進入了青浦城內，並接應當地守軍撤走。太平軍雖然立即追擊，俘獲了法爾思德和近百名常勝軍士兵，繳獲了大批軍事物資，但數萬太平軍精銳為奪取這座孤城所浪費的時間，足以令李秀成付出昂貴的戰略代價。

在李秀成專注於青浦、松江攻防戰的同時，李鴻章統率淮勇不斷向泗涇一線的太平軍發動攻勢。太平軍雖然在泗涇一線修築了綿亙三四十里的營壘，但仍被李鴻章誘入伏擊圈，遭遇重創。鑑於松江一時難以攻陷，泗涇又頻頻告急的戰場態勢，6月17日，李秀成撤圍松江，調集太平軍主力從3個方向分12路直攻上海。

客觀地說，李秀成所部太平軍在上海戰場始終佔據著兵力上的優勢，如果在攻取嘉定之後，能夠利用英法聯軍、常勝軍分守青浦、松江的有利時機直趨上海，即便未必能一舉破城，也能牢牢把握住戰場主動權。但此時的太平軍各部已在上海外圍苦戰近一個月，師老兵疲之餘更形成了松江、上海前後受制的局面。李秀成雖然調集重兵擺出孤注一擲的模樣，然而呈現出的卻是強弩之末的頹勢。 6月17日，太平軍騎兵部隊率先突入七寶，試圖隔斷虹橋程學啟所部與新橋淮勇主力之間的聯繫。李鴻章和程學啟雖竭力試圖奪回七寶這一戰略要衝，無奈遭遇大雨，被迫各守營壘。

6月19日，太平軍主力抵達戰場，迅速攻佔法華鎮、徐家彙、九里橋一線，形成了對虹橋的合圍之勢。此時的李鴻章遭遇了單獨領軍以來的最大危機。一方面，太平軍主力距離上海縣城僅10裡，而城內幾乎已無可用之兵；另一方面，程學啟所部是李鴻章最為精銳的武裝，一旦覆滅於虹橋，勢必重挫淮勇各營的士氣。因此李鴻章嚴令各部全力馳援虹橋，甚至出現不惜要拿老部下張遇春的人頭來警示三軍的局面。《清稗類鈔·戰事類二·李文忠敗粵寇於上海》中是這樣記載的：“文忠於虹橋戰時，坐胡馬督戰。寇（太平軍）氛甚惡，張遇春敗回。及橋，文忠顧左右取其首，遇春馳馬反趣寇，各營皆奮勇直前不可當。”

李鴻章率援軍於九裡橋一線與太平軍廝殺的同時，據守虹橋的程學啟所部正遭遇著數萬大軍的反覆衝擊。關鍵時刻，李鴻章此前裝備程學啟所部的西式火器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時間交戰雙方“填濠拔樁，洋槍大炮併力死拼”，甚至程學啟本人也親燃劈山炮猛轟。最終傷亡慘重的太平軍在李鴻章、程學啟的內外夾擊下全線崩潰。趁勢收復七寶鎮的李鴻章隨即猛撲太平軍於泗涇一線的營壘，自知已無力再戰的李秀成只得不戰而退。

8月2日，李鴻章命李鶴章統率程學啟等部，在常勝軍炮艇的配合下反攻青浦。在常勝軍水、陸炮火的猛烈轟擊下，青浦南城坍塌，太平軍不得不全線後撤。 青浦易手，令仍駐留在蘇州的李秀成決心在馳援天京之前，對上海戰區發起一次戰略性的進攻嘗試。8月中旬，譚紹光出兵上海。或許是吸取了此前頓兵青浦城下的教訓，譚紹光采取了長驅直入的戰略，竟在8月23日擊敗李鴻章所部的層層阻截，進佔法華鎮、靜安寺，再次逼近到離上海縣城10餘里的地方。李鴻章不得不調集各路人馬馳援本陣。

自主政上海以來，除了招兵買馬之外，李鴻章也在著手組建自己的幕僚團隊，並逐步將上海地區的官吏替換成自己的心腹。恩師曾國藩幕府中人才鼎盛的景象，李鴻章早已心嚮往之，因此他在安慶組軍之初，便開始積極物色合適的幹才。率先被李鴻章羅致帳下的是建德寒士周馥和同鄉好友王學懋、蒯德模、蒯德標等人。與此同時，李鴻章利用通家世誼的關係，對來往安慶請兵僱輪的滬紳代表錢鼎銘、華翼綸、潘馥、楊宗濂等人曲意籠絡；對正在安慶督造輪船的近代科學家徐壽、華蘅芳，同樣是禮敬有加。此外，他還走訪曾國藩機要幕僚、陽湖名士趙烈文，向其請教蘇滬人才情況。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為自己在蘇南開府封疆預作準備。

1862年11月17日，四江口之戰結束不過數日，返回上海的李鴻章便宣佈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免決定。他以吳煦、楊坊需帶領常勝軍赴援天京為藉口，免除兩人蘇松太道、蘇松糧儲道的職務，由湘軍集團的黃芳、郭嵩燾接任。事實上，此前在北京便早有御史彈劾吳煦：“吳煦、俞斌在上海洋涇浜地方開設錢鋪。又合夥包估洋船、沙船，販貨至漢口及萊、登各海岸。皆假託寧波、廣東商人字號，掩人耳目。”彈劾還牽連吳煦之子吳宗麟，稱其“寓居上海道署，出入騶從，百姓有‘小藩司’之稱，氣焰均極薰灼”。

接下來，李鴻章又成功地辦成另一件大事，就是把常勝軍的指揮節制之權弄到手，為此，李鴻章和英法聯軍上層進行了長時間激烈的談判，通過《統帶常勝軍協議》，李鴻章把常勝軍的餉銀從7.8萬兩減至4萬餘兩，並且取得了對常勝軍的節制調遣權，也算是功德圓滿了。更為重要的是，《統帶常勝軍協議》的簽訂標誌著常勝軍從“華夷兩商目行經理”變為中、英兩國政府軍事合作的一種形式。協議又明確規定常勝軍由英國派出正規軍官充任管帶，清廷派出正規軍官會同管帶；常勝軍出隊需預先與英、法兩國會商；常勝軍軍官由清朝巡撫和英軍司令任免；常勝軍軍餉“在海關銀號按月支取”。這支昔日的僱傭兵武裝終於從“私營”轉化為了“公營”。

自此，李鴻章終於從一介書生幕僚，成為擁有自己地盤，軍隊，行政班底和財源的封疆大吏，最終繼承恩師曾國藩的衣缽，成為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第一重臣

晴天有時下豬

“少年不識李鴻章,長大方知真中堂”這話對於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李鴻章，確是最為恰當。在讀書之時，尤其是學習到近代史的時候，對於李鴻章的第一印象都是被冠以“投降派”“賣國賊”的專屬名號。

漸漸地深入瞭解李鴻章之後，才發現我們誤會他了，我們的認知裡都欠他一個公正的評價。

一、少年科第

1.經世致用的啟蒙：李鴻章生於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出生於安徽合肥，少年天才，得到安徽合肥名士徐子岺的教學與啟蒙，徐子岺曾是曾國藩的幕僚，也能歸類到經世致用學派中的一類，那麼李鴻章早年的啟蒙教育不是純粹的八股，還有徐子岺這樣的名師帶他睜眼看世界，打下最為基礎的種子，只等待生根發芽。

2.到京城一遊，高中舉人，獲同鄉名人推薦：李鴻章並不是普通的草根出身。父親李文安是京官局級序列，跟晚清名臣曾國藩是同年考取進士，跟林則徐之子同時在刑部當差。你看看這個圈子基本上也是湖南經世致用學派的人，那麼少年李鴻章到京城那時，是如此的意氣風發，不僅是拜訪名師還是考取舉人，都是為了給自己開拓視野，增長見識的結果，也是給自己立下“建不世之功，封侯拜相”的宏偉目標。

3.會試不利，經世致用學思想形成：李鴻章再次入京會試，順便還以父親的恩蔭去拜訪安徽同鄉潘世恩提前打招呼，但結果是會試落榜後，得到以年家子的身份在曾國藩身邊學習與打下手的機會，最後獲得曾國藩的認可，在此時李鴻章的經世致用思想已經成型。

二、壯年戎馬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李鴻章第二次會試高中後，就在京城當皇帝身邊的秘書文員的職業。一干就是六年，終於迎來他人生的第二次職業轉變，從文職轉為武職戎馬生涯。

但慫恿安徽老鄉呂世基上書咸豐皇帝回安徽辦團練的事情，很快就被批准。辦團練組建淮軍過程一呆就是五年。本以為可以依靠團練來獲取功名，卻因為軍事能力不足，宣告失敗。

或許這時候李鴻章才第一次生出無力感與絕望感，前方路途究竟怎麼走？但人吶，總會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也才在這時候脫胎換骨，功成名就的開始。

李鴻章在三十六歲的時候，辦團練失敗後，迫不得已到了曾國藩那裡做幕僚，看看這位晚清第一完人曾國藩究竟是怎麼治軍，怎麼打仗，怎麼做官，怎麼做人的手法。

李鴻章，給予曾國藩的錯覺就是一個筆頭很硬的高級秘書，並不能作為獨領一方軍隊的將才。但李鴻章此時並沒有表現出很大的不滿，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們仍然知道“建不世之功，封侯拜相”的人物，怎麼可能沒有野心呢？

李鴻章不僅有野心還想著時常居於屋簷之下，做小媳婦的感覺太過於憋屈。

在公元1860年，曾國藩為了給咸豐皇帝面子，把自己的湘軍大本營搬遷到祁山之中，但李鴻章卻說：“祁山是萬山之叢，屬於兵家絕地，不可往之”，曾李之間開始出現裂痕，但李元度失守徽州被彈劾，曾國藩也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戰略失誤與用人失誤的領導責任。李鴻章確是糾集一幫秘書拒絕領導的批語，最後兩人鬧翻。

但李鴻章發現跟曾國藩鬧翻後，自己根本折騰不起風浪，還不能以曾國藩的弟子去招搖過市。最後在胡林翼等人作為和事佬角色，李鴻章又回到曾國藩身邊，曾國藩卻沒有記仇。

剛好上天賜予李鴻章一個事業大轉折的機會，太平天國破壞江南大營後，導致花花大都市上海形如孤島。救援上海，以防太平天國攻佔成為當頭第一要務。

李鴻章率領9000淮軍，經由外國商務船運送到上海後，外國人看到李鴻章的隊伍“形如乞丐”嘲笑不已，還反諷著“這樣的軍隊能叫軍隊，能守得住上海嗎？”

李鴻章知道成敗在此一戰役，破釜沉舟的心態，讓他勇往向前。

最後這9000多乞丐淮軍守住了上海，抵擋太平天國的進攻，獲得天下人的讚譽，從此李鴻章開始他“扶搖直上九萬里”的仕途路程。

三、中年封疆

李鴻章自守住上海後，被曾國藩舉薦為江蘇巡撫，擴增淮軍到八九萬人的隊伍。這時候李鴻章才開始獨自一派，成為淮系的當家人。

這時候李鴻章步入四十不惑的年歲。

鎮壓太平天國，成就封疆大吏，獲得封侯的最佳機會。

公元1864年，剿滅太平天國之功，李鴻章受封為一等肅毅伯，賞雙眼頂戴花翎，正式列入封疆大吏序列。

當然李鴻章在晚年洋務運動中，徹底把經世致用的理論運用到實際，開啟實業救國的路線，在晚清四大名臣中，開眼看世界，掀起富國強民的改革，他相比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物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他連續簽訂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也讓他被後世所非議，讓他享受著不平等的待遇與歷史結論。

公元1901年，號稱“東方俾斯麥”的李鴻章，在快要“走向共和”之際，憂憤而死，享年78歲。

歷史伴讀小二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簡單梳理一下李鴻章的生平履歷。

出仕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1823年2月15日出生於安徽合肥東鄉磨店的一戶耕讀傳家的人家。李鴻章出生時，其父親李文安還在苦苦攻求科舉功名，到了1838年李鴻章的父親考中了戊戌科進士，後來任刑部郎中。受父親的言傳身教，李鴻章同樣走的是科舉出仕的道路，抱著“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的雄心大志，到北京依附父親讀書，並拜在父親的同年曾國藩門下，成了曾國藩的門生。

1847年，清政府舉行丁未科取仕，李鴻章考中了二甲第36名，獲得了進士出身，由此開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京官

李鴻章考中進士後，開始走的是一條常規路線。首先被作為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館進修了3年，經過考試選拔後，在1850年被授予翰林院編修。原本照這個發展下去，李鴻章極有可能成為一名清流言官，而就在這時，太平天國運動改變了李鴻章的命運。

“翰林變綠林”

1853年，太平軍攻入安徽，多年在翰林院編修崗位上徘徊無法進步的李鴻章，受老師曾國藩回籍練兵的啟發，協助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回安徽舉辦團練，就此離開了京官崗位，開始搞起了練兵打仗的事業。

淮軍大帥，封疆大吏

回籍後，李鴻章輾轉進入了老師曾國藩的幕府，主要承擔謀劃、撰寫等工作。1861年，因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揮師逼近上海，上海紳商向曾國藩乞援，曾國藩於是命令李鴻章組建淮軍馳援上海，從此徹底改變了李鴻章的命運。

（1870年代任職直隸總督後的李鴻章）

率領13營淮勇子弟到達上海後，李鴻章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開始不斷建樹戰功，1862年被實授為江蘇巡撫，成為了封疆大吏。剿滅太平天國後，李鴻章又指揮淮軍剿捻，於1868年升任湖廣總督，。旋即因為1870年發生天津教案，李鴻章被調赴天津處理教案，當年被改任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872年被授武英殿大學士，登上了人生的巔峰。

從李鴻章考中進士算起，到官拜總督、大學士，一共用了不到25年時間。

回望李鴻章的一生不難看到，對其命運影響最大的可以說是兩個事件。一是1853年，做出了放棄京官生涯而回籍練兵的重大抉擇。二是1861年被老師曾國藩命令編練淮軍馳援上海，並幹成了這件事。

海研會

第一，李鴻章成長的國家是一個數千年來處於皇權專制統治之下的國家，而他又恰好趕上了這種政體業已成熟——專制程度達到頂峰——的時代。

其二，李鴻章處於一個滿人統治下的漢人國家，而他又恰好趕上了滿漢雜居多年且漢人的權力逐漸恢復的時代。

評論家動不動就說李鴻章是近代中國的權臣。我並不理解他們所謂“權臣”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如果拿李鴻章與兩漢的霍光、曹操及明代的張居正相比，和近代歐美、日本那些所謂君主立憲制國家的權臣相比，他手中的權力簡直不值一提。倘若李鴻章是真正的權臣，那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看中國古代的那些權臣，他們無一不是控制皇帝而獨攬大權，讓天下懼怕而能撼動江山社稷的；反觀李鴻章，他沒有野心、兢兢業業，可以說是個純粹的大臣。倘若李鴻章真的是權臣，那麼不妨看看近代各國的權臣，他們都是在政治改革中雷厲風行而得心應手的人物，全然不理會旁人的責難和猜忌；反觀李鴻章，他卻因循守舊、畏首畏尾，最終無所成就而萎靡不振。如此說來，李鴻章簡直是個平庸的大臣。更何況，李鴻章所處的時代與環境本來就與那些人有出入，我在這裡試著和讀者一起追溯古今，以進行研究和分析。

脫離組織的仙人掌

得益於曾國藩的培養

當時不雜既過不戀

得意於曾國藩的培養，沒有曾國藩哪有李鴻章後來的輝煌。

關鍵字: 李鴻章 歷史 少年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