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紅葉882
唐堯、虞舜是華夏民族千年來之名君賢主印象，發生在堯、舜、禹三代帝王間的禪讓制更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然而歷史的精彩正在於它的萬千可能性，一本《竹書紀年》的出土使得近兩千年來討論不斷，這本相傳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編年體通史一般正史的記事有著驚人的不同，甚至於完全顛倒，如堯舜之間的故事記載與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對比，讓我們疑惑重重
《史記》與《竹書紀年》記述之差異
《史記·五帝本紀》載："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闢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堯年老之際自知兒子丹朱無才無能，終不能以天下之病而利丹朱一人，所以授天下於舜。又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闢丹朱於南河之南。……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史記》中對於堯舜之間的帝位交接進行了詳細的記述，刻畫了活脫脫的二位賢君形象。
《竹書紀年》載："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這可謂是顛覆三觀的說法，不是禮樂文明下的禪讓制，是在一場政治陰謀中完成了堯舜之間的權力交接。歷來關於《竹書紀年》寫舜囚堯，《史記》寫禪讓哪個更真實？這一話題的討論很多，本文將拋開之前的真偽之辨，從文史互證的角度闡明《史記》禪讓制的更真實性的觀點。
崇群體抑個體的固有民族觀念
中國早期神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存在，神話雖是想象卻不會完全脫離現實的關照，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藉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遠古先民由於知識匱乏，在他們眼中自然現象都如同有意識的力量在背後驅使著，神話便是他們原始思維特點的反應，歸根結底反應的是一對人與自然的矛盾。我國保存下來的神話中，關於自然災害的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有關女媧補天神話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載……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其中有誇張的想象，但"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很明顯是在說洪水災害。又有"共工振濤洪水，以薄空桑"從《淮南子》等書所保存的神話傳說來看，由共工引發的這次洪水是在虞舜末年由大禹治理平定的，以《史記·五帝本紀》所載堯舜在位年數看此次洪水至少持續了一百年。呂思勉《先秦史》中綜合傳世的神話傳說得出結論："自共工至禹，水患一線相承。"今日這個一切皆有可能的時代尚且使人常常在天災面前無能為力，試想在人類社會早期遠古先民在頻發的大洪水面前的絕望和恐慌。當然也有旱災等其他自然災害，如"待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早期生存自然條件艱難，遠古先民們無暇顧及個人的權力，利益這些形而上的東西，他們思考的是如何齊心協力生存下去，崇群體而抑個體的觀念伴隨人類社會存在著。堯授天下於舜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對於它所處的時代而言是有決定和導向作用的，唐堯虞舜的時代畢竟離真正意義上的朝代政權有些遙遠，所謂的《竹書紀年》中的政治陰謀論未免過於極端，況且就今本、古本的真偽問題尚未給出肯定答案，而《史記》載的禪讓制有早期神話體現出的中華民族崇群體抑個體的思想支撐。
觀照《史記》創作的實錄精神
班固在《漢書·》中指出:"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就是說,司馬遷承認客觀事物的存在, 忠實於客觀事實,按照事實的固有面目,既看到正面的事實，也不放過反面的事實加以敘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司馬遷在《史記》裡敘錄了上至黃帝下至西漢武帝三千年的興衰沿革 既反映了漢初封建國家出現了空前 統一的局面 ; 同時又實錄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的壓迫 、剝削日 和殘酷的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不斷地深化和複雜的現實, 使《史記》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和文學著作，在其各個人物傳記中均明顯可見這種實錄精神的存在
有說法說，司馬遷生活於大一統下的西漢王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方思想禁錮下他的創作實踐中將堯、舜帝位更替寫作禪讓，有粉飾儒家所宣揚的仁政之嫌。然從《太史公自序》中關於司馬遷的準確思想立場可窺見一斑，回憶父親寫《論六家要旨》的緣由是"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實以道家為本，對陰陽、儒、墨、名、法五家進行了公允的評析，道家之術是"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一往文學
先從個真實的例子開始談起：
我三爺跟著我太爺讀了十二年私塾，一手毛筆字村裡一絕，過去村裡對聯、婚喪嫁娶等文儀，無不出自其手，子曰、仁義、禮信脫口而出，且為人謙恭，童叟皆愛。而且極為能幹，十六歲分家立戶，帶著四個長工種三十畝地，種地種菜園是把好手；秋冬跑川、陝馬幫，生意無路人有路，帶著出產之物一路交換，有什麼換什麼，回家都馱著銀錢、必用之物。58、59年村裡開始餓死人，他硬是帶幾牛車棉油渣餅出去，在漢中換回了幾船南瓜，救了幾村人的命。
而我二伯更能，能說會道，但成分不好初二就被下學回家了。腦子靈光，自學木工，兩年後蓋房做樑架，四鄰八鄉老師傅無不聽他使喚。但在家裡，與我三爺極不對付，終於有天爺兒倆幹起來了，好像因為二伯要蓋房、三爺說沒錢更不想欠錢，我當時拖著鼻涕在場：先是三爺拿鞋提抽我二伯，我二伯不敢還手，淌鼻血後才火了，一下把三爺按翻在地，拿板凳給了三爺光頭一傢伙，鮮血頓時直冒，三爺立馬蔫了，躺在地上哭得驚天動地，在房裡睡了三天都沒出門。我二伯呢，第二天就叫了幾十個小夥子，把院牆柴房扒了，五天後硬是在老屋西起了三間大瓦房。此後，三爺三奶奶住太爺傳下的老房，二伯住新房，但凡家裡家外大小事兒，連三爺都說，去找二娃子商量吧，他當家，我老了不作用了。
這場家長權力的父子交接，是通過血腥的暴力革命實現的。你可以說我三爺是選賢與能，聽族老規勸，把家長之位“禪讓”給了我二伯；也可以說我二伯憑武力打敗了我三爺，奪取了政權。一個歷史事件，有很多緯度，看你強調哪個緯度。只有各緯綜合，才更接近歷史真相。
具體到堯舜禹的交班接權，我是這樣看的：儒家《史記》強調了堯舜禹的德性和能幹，因而出現了“禪讓”的說辭；而古本《竹書紀年》強調了舜、禹、啟的權力鬥爭，因而出現了暴力奪權的記載。
我認為兩者只是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緯度，都有誇飾成分。《史記》要突出聖人之道，為後世立典範，肯定過於美化。而《竹書紀年》實出自魏襄王的汲冢竹簡，為魏國史書，三家分晉，魏本得國不正，沒必要諱飾，因而更接近歷史真相。
大家覺得呢？但否定堯舜禹啟之賢，肯定也有失偏頗。如果再有幾種原始記錄，恐怕更有利於我們還原真相。但那是種奢望！
嘉會天下
我認為《竹書紀年》的說法比較符合歷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韓非子有這麼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樂道的上古“禪讓”，在韓非子這裡卻成了“舜逼堯，禹逼舜”。若是屬實，那麼這種禪讓的本質，與後來曹氏、司馬氏篡權模式如出一轍。這個說法只是韓非子杜撰出來的麼？或者他有秘密的資料來源，而這個資料是其他人所沒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書破繭而出後，讓問題水落石出了。這本書就是對中國史學界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其實就是戰國時代魏國的史書，後來秦始皇一統中國後，把六國史書都給燒了，魏國史書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數百年後，公元281年一起盜墓事件竟然讓這本史書得以重見天日。
據《晉書》所記，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數十車的竹簡，其中便包括這本非常珍貴的魏國史書。由於這本書是刻在竹簡上，故而稱為《竹書紀年》，也稱為《汲冢紀年》，因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發現的。
《竹書紀年》的珍貴之處在哪裡呢？在於它與正史的記載有許多不同之處。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古代史書不是寫給小民們看的，而是給君主看的，這是屬於內參，絕密。給普通百姓看的，實際上是另一個版本，是出於統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歷史。現代的考古發現，有力地證實了《竹書紀年》的可靠性。
《竹書紀年》是如何記載舜取代堯的事情呢？共有幾個記載，我們來看一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棄，他是帝堯的同父異母兄弟，被舜任命為后稷，后稷是主管農事的官名。）
這些記載，完全顛覆了儒學史學傳統的“禪讓”美德。原來舜是發動政變，囚禁了帝堯，又斬斷了帝堯與兒子丹朱的聯繫，以此逼迫帝堯讓位！
原來這竟然是“禪讓”的真相。舜的手段，與後世的王莽並沒有多大不同，但是舜僥倖得到善名，而王莽卻得到惡名。
由此可見，《竹書紀年》裡的說法，與韓非子的說法並無二致。那麼，為什麼在學術發達的春秋戰國時代，只有韓非子提到帝堯是被舜逼迫讓位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其他人看不到內部史料。韓非子是韓國公子，而韓國與魏國都是從晉國分裂而來的，因此魏國史料中從五帝時代到晉國時代的記錄，在韓國也應該保留一份。韓非子以王室貴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觸到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寫出“舜逼堯”的觀點。
當舜大權在握時，便開始清洗異己勢力，把刀口對準反對派，以武力手段鎮壓自己的對手。剷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學派認為是舜的功績，由於漢代之後，儒學在中國文化中一枝獨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謂“四凶”的說法。現在我們擺脫了傳統儒家史觀的束縛，可以好好探討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歡兜、三苗、鯀，其中共工、歡兜、鯀都是人名，三苗則是九黎分離出來的一個部落。在傳統儒家看來，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惡不赦，可是他們到底犯什麼罪，沒有人說得清楚。
先來看看《呂氏春秋》的說法：“堯以天下禪舜，鯀為諸侯，怒於堯說：‘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獸，召之不來。帝舜於是磔殺之於羽山。”
再看看韓非子《外儲說》的說法：“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之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殺共工於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與鯀被殺的原因只有一個：反對舜稱帝。
鯀與共工是因為反對舜而被殺死，這已經有明確的證據。那麼歡兜呢？歡兜之所以在劫難逃，是因為他與共工關係密切，他曾經在帝堯面前稱讚共工的業績。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誅，歡兜自然被牽連，流放到崇山，據說後來投南海自殺。
至於三苗，同樣是因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鎮壓。晉人郭璞注《山海經》有這麼一句：“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
從上面可以看出來，所謂的“四凶”、“四罪”，其實根本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什麼十惡不赦的罪行，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反對舜，他們不過是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這恰恰印證了“成王敗寇”的說法，成功的人就是聖人，失敗的人就是惡人，所以舜成為聖人，而鯀、共工、歡兜等則成為千年流傳的惡人。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堯，並非禪讓那麼平和、那麼一帆風順，實際上充滿了血腥的政治鬥爭。
君山話史
其實不論《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對於堯舜禹三人之間政權交替方式的描寫都不真實，僅僅是不同學派政治理念的折射而已。
堯舜禹的時代，在夏朝以前，那時中國還處在原始社會，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而《竹書紀年》寫成於戰國中期，《史記》寫成於漢武帝時期，參考了很多春秋戰國時期的史料。也就是說，《竹書紀年》與《史記》的時代相近，距離堯舜禹的時代已經過去上千年了。在夏商周時代，文字記載是比較匱乏的，不像近現代出版業如此發達，所以不論是《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在說到上千年前的堯舜禹時，都不免依據傳說與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確實的文字記載。
如果我們把堯舜禹想象成後世的封建帝王，那麼確實很難相信《史記》中記載的“禪讓”，會比較認同《竹書紀年》中說的“篡位”，即“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但是，堯舜禹處在原始社會，當時不論是生產力水平還是社會制度，都跟春秋戰國乃至西漢時期大不相同。堯舜禹不是後世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天子，而只是部落聯盟首領。他們可能權力稍大一些，生活水平稍微好一些，但遠遠沒有達到令人羨慕的地步。比如《韓非子·五蠹》說：“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採椽不斫；糲粢之食，黎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堯舜禹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較艱苦的。在這種情況下，擔任部落聯盟首領，更像是盡義務，而不是享受權力。
而且，部落聯盟首領並不是可以世襲的職位或權柄，而是由各部落推舉出來的。其實古今中外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著類似的情況。比如中國古代不論是契丹、女真還是蒙古等少數民族，在他們接受中華文明以前，都採用推舉首領的方式。而先秦書籍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孟子》中說，堯死後，大家不去擁護他的兒子丹朱，卻都去擁護舜。這個記載很可能說明了，舜其實是各部落推舉出來的共同的領袖，而不是接受了堯的禪讓。
但是，先秦時代的人已經無法理解這種推舉首領的方式了，所以不同的學派為了說明自己的思想，對於堯舜禹的事蹟做出了自己的改編。比如儒家、墨家推崇高尚的品德，所以說堯舜禹之間是禪讓，而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所以不認可禪讓的說法，認為堯舜禹之間是血淋淋的謀權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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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露居士讀文史
所謂“禪讓”，其實就是一場權謀的宮廷政變，史官按照執政者的意志曲筆晦直，未能言實，用漂亮的文字歌功頌德，偽飾了權力繼承的殘酷。
司馬遷寫《史記》時，正是資料缺乏的時代，他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資料來證實前代所發生的是非曲折之事，故只能按照前代史官記錄的一面之詞秉筆直書，一方面既尊重了歷史，同時又反映了對政治理想的美好向往，後世學者本來就渴望國家政治清明，和諧太平，依此心態，也就樂意接受了司馬遷的記載。
《竹書紀年》的作者要麼是民間人士，要麼是朝廷內的失意者，對當時發生的事件內幕十分了解，寫下後不敢“公開發表”，恐懼禍及自身，故託後人藏於地下，聽天由命處置，最終被髮掘出來，歷史突然之間就真相大白於天下了，近代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權力交接也沒有逃出這種相似的結局。千年的中華政治，千年的文化傳統，連綿上演著數不勝數的秘密之戲，喜也好，悲也罷，其實都大同小異而已，對尋常百姓而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三川半人
當然是竹書紀年更真實！根據當代的黃帝研究權威大家，黃帝或者是10代，或者是18代，玉壺九千王大有都說黃帝是15代，齊老師說黃帝是11代，連黃帝時期都已經是父子相傳的王朝模式啦，哪裡有可能堯舜禹時期又是禪讓模式？黃帝世系全是孔夫子編造的，他讓顓頊做了黃帝孫子，大禹做了黃帝玄孫。可是根據科學院對黃帝元年的推策論文，顓頊帝生於元前2840年，黃帝生於元前4428年，差了一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讓顓頊帝做了黃帝的孫子。孔子根本不是一個嚴謹的史學家，他編造黃帝世系完全是要把萬世集於黃帝一身，為他的政治理念服務的，他捏造了禪讓的假象，大禹在元前2070年執政夏朝，科學院推策得出的黃帝元年是元前4414年，差了兩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讓大禹做了黃帝的玄孫。還怎麼相信他呢？司馬遷是孔子的信徒，為了儒家理想，司馬遷照抄孔子的黃帝世系，按照儒家理念塑造堯舜禹理想社會的聖人形象，豈不知這樣直接閹割掉了中國遠古歷史達幾千年之久。黃帝是六千四百年前的人，可是按照孔子司馬遷的黃帝世系，只能算到元前2717年至元前2599年，孔夫子篡改歷史的餘毒太深。孔子及其信徒司馬遷對遠古歷史的篡改甚至造成我們今天還原遠古歷史的巨大困難。幸好我們還有竹書紀年，尚書這樣的古文獻可以參考，可以把孔子搞混亂的遠古歷史一點一點修正過來。
老楊141007668
真是唯一的，而假可以有很多樣式，所以我不說“更真”，只談“誰更可靠”。
1、《史記》來路清楚，《紀年》晦暗不明。《史記》是成書於西漢的傳世文獻，是二十四史之首，作者司馬遷出自史官世家，創作出《史記》也算是其父親的心願。《竹書紀年》據說是從西晉汲郡戰國魏王墓中盜掘出的一批竹書(世人稱《汲冢書》)當中的《紀年》十三篇，判為魏國史書，但宋以後汲冢書已佚失；明代藏書家範欽有本《竹書紀年》，號為“古本”；清道光年間進士朱右曾根據晉代以來其他書籍索引《紀年》的內容，而編成一本《汲冢紀年存真》，證明了明代版“古本”不可靠，《存真》遂稱“古本”，而明代版稱為“今本”；王國維根據《存真》編撰了一本《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輯校》是關於《紀年》的最權威和最可靠的一本書。
2、《紀年》究竟有沒有說“舜囚堯”這個毀三觀的話，是不清楚的。即便是《輯校》，也不是《紀年》原本。沒有任何一本古書直言“紀年雲:舜囚堯”，只有過“竹書雲:”、“瑣語云：”，需知汲冢書皆是竹簡，而《瑣語》雖也出自汲冢，但被晉代人視為怪異之書。
3、那種認為儒家篡改歷史的觀點，是無法成立的。堯舜縱然是儒家所極推崇的人物，但並非只有儒家在稱頌他們，還有墨家、道家以及雜家呂不韋。從很多文獻中都能瞭解到人們對上古史描述的一致。(包括出土的東周時代的文獻)
4、法家之言可信嗎？聯繫法家的主張，想想近代康有為為了給維新變法造勢而作《孔子改制考》吧。《孔子改制考》本就是杜撰的，不可避免受到了時人的批評。
5、汲冢書與傳統敘述所矛盾的內容，已有部分被證偽。伊尹是千古良臣，但《紀年》說伊尹弄權而被殺，但殷墟甲骨卜辭中，伊尹配享商王般的祭祀，而且是商王室累代如此。
6、汲冢書出現的時間，晉武帝太康二年，非常微妙。晉武帝是篡魏而自立，司馬氏三代人把持朝政，架空君王，打擊異己，得國不正。
7、古今民風不同，古人更加淳樸，今人不能以個體有限的社會體驗、侷限的歷史認識來妄測古人。
8、禪讓制是怎樣的？我們以史記所述來認識禪位與血緣的關係。黃帝打敗了炎帝而未言“禪位”，所述顓頊、帝嚳亦極簡略，只是描述了堯禪位舜、舜禪位禹。炎黃不是同一部族，而顓頊、帝嚳、堯、舜、禹都是黃帝后人，Y染色體的遺傳。所以，禪讓是黃帝家族內部的權力交接。那時候，天下為公(，不似後世的“天下為家”)，以一族之力統攝天下的秩序，若頻繁內鬥，那麼從小處來說，可能導致權力旁落，家族可能衰落甚至部族遭遇厄運，從大處來說，會影響整個天下的安定。堯天舜日，傳族中賢者而不傳子，穩定過渡，和平交接，如何一定就不可能？
9、炎帝、五帝時代的“帝”與三代的“王”及後世的“皇帝”是不同的。炎帝是神農氏主導的時代，神農氏所長為穀物草藥，為後世稱頌。黃帝以戈止武，使四方臣服、朝貢，恢復了天下秩序。堯重視天文曆法而便民。舜大孝，能舉用賢能，使各司其事，鹹成厥功。禹治水，勘九州，定五服，功莫大焉。與後世“家天下”的強制的統治權不同，“帝”族的權位更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所受到的來自諸侯和黎庶的感佩，所以要傳賢不傳子，權力繼承問題還去徵詢四嶽。
10、禪讓並非歷史孤例：西方城邦文明初期，有城邦民主，那既是因為人口規模小，也是氏族時期的文化孑遺。古代以色列人的國家從其十二支系中選出國王。中國地區歷史、民族歷史上，契丹在阿保機以前的政治秩序，雲南有六詔。
見微45
《竹書紀年》寫於春秋戰國時期，《史記》成書於西漢時期，雖然兩書都出自史官之筆，但兩個年代距離堯舜時期都十分久遠，且那時沒有像後來這樣的信史、檔案可查，恐怕能夠收集到的信息有限，都難還原歷史真相。至於究竟是禪讓還是武力奪位，目前考古方面也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撐，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筆者認為，禪讓與奪位兩位情形都是有可能的，不能僅憑想像輕易否定其中任何一種情形。
帝堯像
（一）關於禪讓的可能性。有觀點認為，五帝時期是部落聯盟制，由若干個大的部落推選共主治理天下。如果堯舜時期確實是這種部落聯盟制，共主實行禪讓就完全有可能。因為天下不是打出來的，而是聯合出來的，各個部落都有權參與到天下治理中去，各大部落首領也都有機會出任天下共主。否則，這種聯盟制就無法存在，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實際上，完全以武力統一天下直到幾千年後才由秦首次實現。當然，登上共主之位可能不一定像後世所說的有德者居之，而應該具備多個條件：一是部落有實力。如果所領導的部落沒有足夠的實力，恐怕難以坐上共主的寶座，就是坐上了也會舉步維艱。因為雖然共主可以號令天下，但嫡系還是自己所領導的部落。二是本人有能力。擔任部落首領能夠把自己的部落治理好、搞興旺，或者能夠解決某個當時人們生存、生產、生活面臨的難題，這樣才能有說服力。三是遵守遊戲規則。因為各部落之間能夠相互制約，所以共主推選、天下治理各個方面都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這一點在舜和禹的關係上明顯能夠感受得到，舜以治水不力殺了禹的父親，但對禹並沒有像後世帝王一樣去斬草除根，而是繼續委以治水重任；禹在父親被殺後，也沒有馬上跳起來報私仇，而是兢兢業業地完成治水任務。
帝舜像
（二）關於奪位的可能性。實際上，許多朋友更傾向於相信《竹書紀年》的說法，因為信史上記載了太多的圍繞帝位（王位）父子反目、骨肉相殘的故事，似乎已經在帝位上的人寧死也不願退位，覬覦帝位的人為了上位都會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弒父殺兄。在信息、交通各方面都不便捷的五帝時期，舜瞞住天下囚堯、殺堯完全可以做到，問題是他有沒有必要這麼做。從舜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有兩個方面需要考慮：一是除掉堯是否就可以得到王位。如果除掉堯就可以得到王位，那當然沒有必要猶豫；如果除掉堯之後，依然還需要走各部落推薦的路子才能取得王位，那樣除掉堯就有得不償失的可能。二是堯繼續執政是否於舜不利。如果堯在打壓舜的部落和勢力發展，那麼舜就有除掉堯的動機；或者舜對繼位人選傾向於舜以外的第三者，那麼舜也有可能提前下手除掉堯；但如果堯沒有打壓舜，除掉堯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王位，那麼舜除掉堯就沒有足夠的動機。
司馬遷劇照
戰漢古玉
我認為《史記》比較真實。
《竹書紀年》權威性還是不如《史記》，好多東西都無法自圓其說，很多事情都寫得殘酷無比，比如尹伊的事。
關於堯舜禹是不是禪讓的事，本人有如下看法：
1.堯以前都是黃帝的子孫世代相傳
2.為什麼到堯就要禪位了呢？因為那時候領導人不好當了，全球發大水，西方了坐著諾亞方舟逃過一劫，而中國卻在治水，其中的艱難，可以想象。
3.為什麼大禹以後就家天下了呢？因為大禹治好了洪水，中國這個家好當了。
4.回來的人看見大禹以後就家天下，就按理推舜必定是奪了堯的位置，典型的經驗主義。
一家之言，聊為一笑，我是華衣夏服，大家多多關照
華衣夏服
我是文開石，我有靠譜的答案。
從年代和權威性論，《竹書紀年》和《史記》都是王室皇家的正史，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事情記錄，相對說來成熟較早的《竹書紀年》可信度更高。
對於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內容，兩者的可信度一個水平。
從內容傾向上看：
《竹書紀年》感覺更符合人性人心。
《史記》感覺更符合儒家教化的需求。
從時間上看：
二者水平和可信度真的差不多。
研究三皇五帝夏商周，離不開一個時間點“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這個時間是什麼？孔子的生卒時間。
除非找到這個時間點之前成書的史書，否則對三皇五帝夏商周描述的可信度都大打折扣。
因為孔子之前這些由周室保管的典籍，包括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包括自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的皇家藏書典籍，都被孔子燒燬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之後的史書，涉及三皇五帝夏商周內容的，基本上都是一個水平的了。
一靠隻言片語的記錄，二靠充分的想象，三靠口口相傳的真假莫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