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劇中常有這樣的情節，遇到危難，人們大喊，“快打911”。過不多久，救護車、消防車或者警車就會到達現場進行救援。911是美國的通用報警電話，它給美國人帶來了便利。而911統一報警電話系統的建立，是緣於一樁兇殺案——吉諾維斯案。
1964年3月13日凌晨3點多，基蒂·吉諾維斯在所住小區紐約皇后區邱園遇刺身亡，倒在了家門口附近。基蒂身中多處刀傷，兇手手段殘忍。更令人震驚的是，整個兇殺過程持續了33分鐘，期間，基蒂曾大聲呼救吵醒鄰居，兇手也曾離開片刻又再次返回繼續作案，而至少38鄰居們眼看著事情發生卻沒人報警。
消息一出，輿論譁然。邱園那些“友善的鄰居們”，一下子變成了大眾眼中“冷漠的旁觀者”，在媒體的質問之下無所遁形。時至今日，吉諾維斯案還常常被提起，而旁觀者也一直揹負著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經受著一次次的良心拷問，成為“冷漠無情”的代名詞。
旁觀者真的那麼可恨嗎？美國媒體人凱文·庫克在《旁觀者》這本書中還原了整個案件始末。值得注意的是，凱文·庫克不單單講述了案件經過，還介紹了受害者基蒂和行兇者莫斯利的成長過程和家庭狀況，更還原了當時的社會狀態，給我們展示了這一案件背後的社會全貌。
有別於其他案件的迅速被人遺忘，吉諾維斯案為什麼會被美國社會牢牢銘記至今？因為這個案件被塑造成一個獨特的歷史分水嶺。用邱園附近百利酒吧老闆的話說，“那是一切改變的源頭——一個純真年代的終結，一個更為黑暗的年代開啟了”。此前，紐約被戲稱為“逍遙城”，而後，紐約似乎成了犯罪樂園，犯罪率逐年攀升，紐約居民人人自危。
之所以說它“被塑造”，是因為《紐約時報》在本案的輿論中起著關鍵的推動作用。那篇把基蒂的鄰居推上風口浪尖的頭條報道，發佈在27號的《紐約時報》。此時距離案件發生已經過去兩週，其他媒體早已把此案當作尋常案件報道過了。成功把本案炒熱的幕後推手，正是《紐約時報》新上任的地方新聞責編羅森塔爾。
“羅森塔爾喜歡那些能夠從情感上重擊讀者的文章”，“羅森塔爾想要戳到整個紐約城的痛點”。於是，邱園的鄰居被描繪成冷漠、膽小、自私的旁觀者。
可事實果真如此麼？要知道，案發時間是凌晨三點多，多數人都處於熟睡狀態，懵懵懂懂被呼救聲吵醒，黑夜中也未必能搞清楚窗外發生的事情狀況。與其說他們是“冷漠的旁觀者”，倒不如說是“不明真相群眾”。當他們同時面對這種突發情況時，大家都以為“別人可能早就報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後心理學家所進行的研究和實驗也表明，這種“旁觀者效應”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人們的自然反應，在這一點上，邱園的鄰居和其他人並無二致。
當然，的確有兩名目擊證人看到了事情真相卻沒有報警，但他們絕不是邱園的大多數。事實與新聞報道相去甚遠，媒體為了抓眼球，的確存在誇大報道的成分。警方也並沒有深究他們工作中的失誤，比如，比實際出警略早一點的報警電話直接被忽視了，而38名證人都沒報警這一消息，的確是警方故意透露給羅森塔爾的。在未能取得明確進展的情況下，警方透露這一內幕消息給媒體，確有轉移公眾注意力的嫌疑。
羅森塔爾充分發揮了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把公眾的視線全部集中到邱園的鄰居身上。在犯罪率逐年上升的情況下，那些隔著窗戶、袖手旁觀的鄰居成了最容易的靶子，大眾把對社會現狀的失望和不滿，全都投射到了這些不明真相但卻具體真實的個人身上。整個社會的責難像潮水般湧來，媒體的窮追不捨、公眾的怒不可遏，讓邱園的鄰居不堪煩擾，紛紛搬走。“冷漠的旁觀者”的鍋，邱園的鄰居背了幾十年。
等一等，是不是總感覺哪裡不太對勁？
沒錯！這不是一樁殘忍的兇殺案麼？輿論不是應該督促警方麼？輿論不是應該譴責兇手麼？邱園的鄰居為何喧賓奪主、成了主角？
因為《紐約時報》把他們推向了舞臺，放在了聚光燈之下，讓他們承載了整個社會的怨怒。因為每個人都害怕自己成為擁擠城市中的一座孤島，成為旁觀者眼中孤立無援的受害者。這種恐懼浸入靈魂深處。但這一切憤怒和恐懼，的確不該由邱園的鄰居獨自承擔。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吉諾維斯案實際上是整個社會釀成的悲劇，當時世風日下的社會氛圍、警方對同性的戀人的歧視態度、莫斯利的複雜家庭背景、落後和乏力的刑偵手段、媒體的過度渲染……所有因素綜合起來，塑造了莫斯利這個複雜、冷血的兇手，釀造了基蒂的悲劇。
基蒂不過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莫斯利的視野中，正如一份簡單的小美好被強大的惡瞬間吞噬。吉諾維斯案成了那個純真時代一去不復返的標誌。正因如此，它才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促進了對“旁觀者效應”的研究和911報警電話系統的建立，促進了美國社會上更多的變革。
在越來越功利的社會中，也許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每個人也都是他人的旁觀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基蒂臨終前並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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