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巴列维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包括罗马教廷、伊斯兰教会以及他国国王、元首、总统、总理、首相等近百位政府要员出席了盛会，巴列维国王为此花费了两亿美元，庆典的规模空前绝后。
然而盛世的背后，巴列维王朝已开始危机显现。经过近2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伊朗人已经充分享受了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果，人们也已对巴列维的经济成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然。
经济过热的现象背后，各种问题也陆续爆发：由于留守农村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抛下土地进城打工，农业产值连年下降，伊朗不得不年年大量进口粮食。仅1974年就进口了250万吨小麦、30万吨大米、2.2万吨食油和250万只肉羊，进口量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口粮；经常出现的电力短缺，也导致了民众的怨声载道；更麻烦的是，大量的石油美元滚滚而入给伊朗民众带来了严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实际上又劫掠了穷人的财富，导致普通收入的民众购买力严重下降，贫富分化的加剧也让大多数民众开始怀念过去虽不富有但是还算“均贫富”的社会。王室和政府奢侈的生活方式不时见诸报道也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贪腐丑闻的不时曝光影响到民众情绪越来越极端化。
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政治上不思改革的巴列维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手段。他加紧舆论控制，任何不满言论都遭到严厉处置，甚至百科全书也被他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禁止。在美国和以色列特工组织的帮助下，巴列维组建了臭名昭著的“萨瓦克”——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血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1977年，巴列维国王冒进的经济政策导致伊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食品和住房严重短缺，罢工、罢市和学潮越来越多，大学生也组成 “人民圣战者游击队”，和萨瓦克组织对抗。伊朗已经是山雨欲来，危机重重。
1977年10月，霍梅尼的长子突然死亡，人们怀疑他是被“萨瓦克”毒死的，纷纷走上街头吊唁、游行，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的专制。12月19日，伊朗全国最大报纸《消息报》发表了霍梅尼被外国政府收买的舆论，此举弄巧成拙，反而激怒了伊朗的宗教信徒和大多数普通群众，他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遭到警察粗暴阻止。巴列维的高压手段并没有阻止民众的反抗决心，一波又一波的游行抗议规模反而越来越大。1978年9月7日，德黑兰爆发50万人大示威，军队再度向示威者开枪，打死87人、打伤205人。国王的强横也打破了温和派人士的最后幻想，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也加入到反国王的行列中。1978年11月6日，巴列维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相，在全国实行军管，这个决定把民众和巴列维政府的对立关系彻底带向了崩裂的深渊。
美国本来在伊朗政治危机中支持国王，但是随着反对国王的声势越来越浩大，卡特总统开始考虑抛弃这个盟友。1979年1月3日，卡特派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前往伊朗，要求伊朗军队高级将领在反国王示威中保持中立，避免爆发内战。见大势已去，巴列维国王于1月16日放弃王位，带着家人出走埃及。
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抵德黑兰。为了保持穆斯林清贫艰苦的生活方式，他把自己的头等舱座位让给了随行的记者，自己则坐在飞机的地板上。他的清贫形象得到了媒体的大力宣扬。
巴列维的出走让支持他的一方失去斗志，双方仅经过了短暂的一个月武装战斗，伊朗政权被完全转入伊斯兰革命者之手。2月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当年1月13日在巴黎成立）宣布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完全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陆续把巴列维王朝的高官显贵、军队将领投进了监狱，然后集体处决。
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因癌症医治无效死于开罗。临终前他曾追悔说：“我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盲目追随西方，相信美国的友谊。”
做为伊斯兰运动领导人，霍梅尼在“伊斯兰革命”中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让他在革命成功后被拥护为伊朗的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运动结束了巴列维家族对伊朗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3月30日和31日，革命成功后的伊朗就国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霍梅尼一再指示，国名中既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等词汇，只要“伊斯兰”三字。这个指示反映了霍梅尼对东方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态度。而且霍梅尼极端厌恶美国和以色列的看法，也为后来因为“伊朗人质事件”而和美国彻底交恶埋下了双方互相仇恨的种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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