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在地上，變得滑溜溜，我和他都摔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這體格完全可以在幾年前和高中時候的我在體育課上摔跤。但他赤裸著上身，鮮血從他前臂上的兩處傷口中流了出來，他剛才用一支鉛筆扎入血管，這讓他的胳膊既滑又難抓住。
血到處都是，染紅了他的臉和手邊的牆壁。我先前貼近，他就向後退縮，我一把抓住他的腿，將他摔倒。在我在州立醫院當保安之前，這就早已成為了我下意識就做到的舉動。
我從小在一個農場長大，成為了一名摔跤手。
“你們這些孩子都給我滾去圍欄那”我爸爸對我和我的表兄弟們說，因為他和我的叔叔正要給那些小牛打烙印並閹割。“你們把它們攆過來，再像這樣把它們推倒，”當他把小牛犢逼到角落，把它們翻到一邊時，他說，當我像他教我的那樣用繩子綁住那些小牛的腿時，它們的叫聲使我熱淚盈眶。我們過去曾用奶瓶餵養它們，它們就像我們的寵物。
滾燙的烙鐵燙傷小牛的身體時，別提我有多傷心了。但我無能為力，只好用溼布蓋住他們的臉，以免小牛在爸爸打烙印時尖叫。“讓他們安靜點！”爸爸說。
當他用烙鐵燙他們時，小牛會試圖逃跑。我得把手伸到小牛旁邊，抓住它們的毛，向後一靠，把它們的腿從地上抬起來，像我爸爸那樣壓住它們。
“我不喜歡做那些，諾娜，”我當時告訴和我們一起住的祖母。
“你很關心它們，這不是件壞事，”她說。“但我們必須這樣來照顧動物。”她自己就是一名醫師，在科羅拉多州東南部的鄉村各縣，她治療病人的手段可謂無人不知。
但我不得不學會在農場和學校利用我擁有的過人體力。我去了一所天主教學校，在那裡我處處受到排擠，大多數孩子都是西班牙裔或意大利人，只有我，是一個滿臉雀斑的愛爾蘭孩子。
五年級時，一群孩子圍著我追了一個月，直到把我逼得走投無路。人牆中漏出一條縫隙，領頭的孩子向我衝撞了過來。我把他像小牛一樣狠狠摔在地上，然後開始用拳頭一下一下猛擊他的頭。我開始哭，釋放著月餘來被追打的壓力。他們看到了我有多瘋狂。
從那之後，再沒有人欺負過我。
上了高中之後，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摔跤隊。但我仍必須隱藏我不喜歡使用拳頭保護自己這件事。我不喜歡，但我周圍的人只懂一種語言，那就是蠻力。
所以當我面對那個病人的時候，我叫他托馬斯，我已經學會了如何應對——如何約束比我強壯的人和動物。
在軍隊服役一年後，保安人員的制服和體系吸引了我。在我家的小鎮上，這是為數不多的工作選擇之一，要麼在州立醫院或眾多監獄中的一個當保安，要麼在鋼鐵廠工作。但我總是覺得幫助別人對我來講很有吸引力，即使這並不被認為很有男子氣概的。對我來講，州立醫院似乎是最有可能幫助人們的地方。
托馬斯在偷了一輛車後被送到了州立醫院，他告訴警察，他聽到有個聲音叫他這麼做。不久，他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並被送到了我們的病房。
“我在高中時喜歡踢足球，我曾希望在大學裡踢球，”當我不得不在一場打架結束後護送他去醫院的外科病房時，他告訴我。在藥物治療方面，他是一個溫和而聰明的孩子，他和一些年紀較大的病人格格不入，那些人的藥物讓他們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或者坐在電視機前，卻根本看不見電視。我們把它叫做“氯丙嗪洗牌”。
法醫部門的所有病人都在那裡，因為他們犯了罪——謀殺、虐待兒童、毆打、搶劫。托馬斯偷了停在便利店外面的汽車，然後開著它們穿過州界，後來他告訴法官，是一個聲音讓他這麼做的。
“我的女朋友、我和我們所有的朋友週末都會去游泳，”他告訴我。“我們會生個篝火，討論上大學的事。我想為亞拉巴馬大學踢足球。我是一個很好的邊路接球手，還被邀請去那裡試打。“我為他感到難過，這個漂亮的孩子有這麼光明的未來。如果不是因為聽到那些“聲音”，他將是一個健康有為的人。但他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我希望我能幫助他。
但正相反，我不得不像對待動物一樣對待他。儘管我知道把他關進隔離室，或者限制他和任何其他病人對他們自己和醫護人員的安全都很有必要，但這還是讓我感到不舒服。當時的護士都是女性，我負責跟著她們巡視。但我沒有槍，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安全按鈕。只依靠蠻力和我的摔跤技巧。
一個病人跑到護士站，就在我坐的安檢臺對面。“那面打起來了”。
我們跑進浴室，托馬斯和另一個病人正在互毆。“你這狗孃養的，你昨晚騷擾了我。”托馬斯尖叫著。“空調告訴我是你乾的。”我走到他們中間，把他們推開。另一個病人走開了，但在我們試圖分開他們的過程中，托馬斯一直我們揮舞著手臂。
“怎麼了，托馬斯?”一個護士問。她的鎮靜使他停止搖擺。“你又聽到什麼聲音了嗎?”他說是的。他退到牆邊，癱倒在地板上。病人們聽護士的話。護士受人尊敬。病人知道護士是來幫忙的。
處理了浴室打架後，我們把托馬斯關進了隔離室。就在那時，他偷偷溜進了一間僻靜的房間，用一支鉛筆戳破了手腕上的血管。當我看到血從他的身體湧出時，立馬想踢開那支鉛筆，鉛筆在他手裡就像一件武器。我一把拽過他的胳膊，這樣我就能抓住他的手腕，只見他的手腕上鮮血淋漓。當我終於把鉛筆從他手裡搶過來時，發現他手裡緊抓著的鉛筆都已經被他握斷了。
終於，我把他扳成俯臥撐的姿勢。當我把他按倒在地時，他的尖叫聲讓我想起了那些被烙上烙印的小牛，它們會嚎啕大哭。但在那一刻，我不能讓他擺脫我的控制;只有抑制住他，我才能幫助他恢復正常。不管什麼疾病影響了他的大腦，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告訴自己必須制服他，在他失血過多之前救下他的命。看到他手臂上的血噴湧而出，我知道在他死前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護士和技術人員都圍過來，試圖控制住他，但他身體太過強壯，他把一個護士撞到牆上。地上的血太滑讓她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
我終於控制住了局面，幫著跑進病房的五名護士把他扶到床上，用皮手銬和手肘套把他綁住。他朝我們吐了口唾沫，想咬我們，所以一個護士用枕套罩住他的臉讓他平靜下來。他的傷口很深，不得不接受手術。
當精神病醫生後來為他做檢查時，我陪同那個摔倒的護士進了他的房間。他說:“我聽膩了這些聲音，所以我想如果我多吃點藥，它們就會消失。”他的手臂被包紮起來，醫生用靜脈注射來補充他失去的血液。
“不得不把你綁住你，我感到很難過，”托馬斯一穩定下來，回到開放式病房，我就對他說。“但我這麼做是為了你和我們雙方的安全。”
“我明白，”他說。“把那個護士撞到，我的感覺更糟，我知道你就是為了幫助我。”
看到他的狀態穩定下來，我感覺很好。我還想繼續像幫助他一樣幫助其他人。就在這時，我決定要成為一名護士。當保安的時候，人們教我要以牙還牙。但那不是真正的我。我不喜歡與人對抗，儘管我不得不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在病房，一名病人殺死了他的父母。
有一人殺害了一名搭便車者。還有一個人用刀砍死了人。所以我不得不四處走動，給他們看看我是怎樣一個男人。如果你敢惹我，我就把你幹掉。我必須這樣做，因為如果我表現出軟弱，他們就會試圖欺負我。
但如果成為一名護士，我就可以做真正的自己。我願意幫助人們康復，即使我所能做的只是清洗傷口和更換敷藥。在農場長大的經歷讓我做好了照顧別人的準備。
在心裡，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幫手。從小我就如此。我看著我祖母幫助這些源源不斷來到牧場看病到深夜的人們:癌症患者、孕婦、背痛的農民和拉傷肌腱的人。每當我看著她的時候，我都明確的知道我想幫助那些處於痛苦中的人們。
於是我回到學校當了一名護士，晚上打工兼職，白天去上學。
培訓結束後，我又回到了這家州立醫院，併成為了一名精神科護士。
“奧斯汀，最近好嗎?”其中一個病人問，我叫他亨利。“你今天休息得怎麼樣?”我剛打開那扇沉重的鋼門，他就說。我還沒走三步，亨利就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他又高又瘦，穿著他每天都穿的法蘭絨襯衫、和露出白襪子的揹帶褲子。
其他的男人大多都有五六十歲了，也從他們正在玩撲克的牌桌前和看電視的座位上站起來，把我團團圍住，就像我是一個從舞臺上走下來的搖滾明星一樣。他們想要和我握手，勾肩搭背的和我擁抱，我走路的時候，身後跟著這群男人來到了護士站，在這裡接管了大夜班。我知道我要在晚上監督他們洗澡——我能聞到他們的臭味。我一直在和亨利一起做他的日常衛生工作，確保他刷牙和用牙線剔牙。
“嘿，奧斯汀，看，我換了襪子!”當我從即將離職的護士那裡拿到這張圖表時，那人告訴我。有時很難相信這些人在這裡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們可以像亨利一樣溫柔、孩子氣。或者他們可能無緣無故地開始給大家表演讓椅子、桌子和拳頭亂飛——他們需要約束和隔離。
亨利在州立醫院斷斷續續住了40年。和托馬斯一樣，他在20歲出頭時就開始聽到一些聲音，後來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他說，表格裡滿是他犯下的罪行——搶劫、非法入侵、襲擊——因為那些聲音讓他這麼做。
但不管他的病情有多穩定，不管他被釋放了多少次，他總能找到回到這的路。60歲時，他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家。
“我告訴醫生，當我在街上搶劫商店或搶劫別人時，我聽到了一些聲音讓我這麼做，”有一天，在我們每週的心理治療期間，他告訴我。“說實話，我再也聽不到那些聲音了。我只是害怕。”
“你覺得如果你每週來這裡一次和我談談會有幫助嗎?”我問他。“這樣一來，當你安定下來的時候，你就不會感到那麼孤獨了。”
在接下來的一年左右，我總能見到亨利，他在鎮上的一家雜貨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一次我還去了他的公寓。
在那之後，他再也沒有回到州立醫院。每當我在城裡見到他時，他都會走過來和我握手。
我現在還能看到亨利和另一個叫博比的傢伙，當他在浴缸裡用過的剃鬚刀片流血的時候，當保安的我把他救下。後來，我作為一名精神科護士定期與他會面，來確保他沒有聽到那些聲音。在他企圖自殺的四十年後，我還碰到了他。我們互相點頭示意。知道我能幫助這些人活在世上而不傷害他們自己或他人是成為一個治療師的回報。這總比單單打倒別人強。
閱讀更多 譯言網 的文章
